我的探戈激情

1948年，探戈诗人奥梅罗·曼西写了一首著名的探戈，名叫《南方》，其中有一句最经典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你将永远看不到你本想看到我的样子。”曼西笔下的南方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南方的一个区，那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当他成年离开这片土地时，他的梦想就是多年以后再次回到这个地方时，这里的所有人看到的他，不再是他离开时所认为的样子。这句短短的探戈歌词恰是2005年我从南方离家时的心境写照。

东山岛位于福建省南端，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二年。但在我离开这座海岛前往世界的另一端——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这座海岛上的任何人，包括我自己都不会想到当年的我如今会成为一名探戈人，畅游在探戈的世界里，释放我对探戈的激情。

显然，探戈是我生命的最重要构成：工作上研究探戈、推广探戈，生活中听探戈、跳探戈、唱探戈。探戈跟我如影随形。因为探戈，我活成了一个幸福的人。

当我回到南方的故乡时，我可以对任何一个送别我的人说，你已经看不到你原本想看到的我的样子。这是源于阿根廷，源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源于探戈对我的改变。

起点，是一场斗争

1993年我做了一场手术。手术后的半年，我终于可以正常走路。在此之前，我基本上不会走路；更早的六岁之前，我不能走路。我母亲说，我是得了先天性小儿麻痹症。我不仅走不了路，我双手的灵活度也很差，用“四肢简单”来形容并不为过。后来我知道，探戈大师阿斯托尔·皮亚佐拉在此前一年去世了。多年以后，我在翻译阿斯托尔的女儿蒂亚娜·皮亚佐拉为她父亲写的传记小说时才得知，皮亚佐拉也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他从三岁开始连续做了七次手术。其中的痛苦，或许只有我能够想象——他的前六次手术基本都是失败的，只有第七次取得了成功。而我在十岁时就只做了一次手术。当时，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很低，整个病房有八个人，却只有我的手术最成功。所以，当我翻译到皮亚佐拉做手术的片段时，我一度激动得泪流满面，也许只有类似的经历，才能感同身受，感受一个孩子挨刀和康复时的痛苦。

皮亚佐拉在手术后的康复期间，他父亲对他说：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必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这话我父亲也跟我说过。皮亚佐拉后来成为了探戈历史上伟大的音乐大师，但那时我并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么样。

九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股福建人移民阿根廷的浪潮。我父亲也在这个时期随一拨老乡一起移民阿根廷。送父亲去厦门机场的那一年，我正读初中，但成绩平平。我不知道上帝给我打开的这扇窗，外面是何风景。

2002年，我高考落榜。如果换作别人，可能会在周围人的鼓励之下选择复读，再一次争取理想中的大学。但我在众人眼里被一致认为很难再考上了。所有人都建议我随便打点零工，或者让父亲给我寄钱过来做点小生意。总而言之，他们认为，像我这种手脚不麻利、读书也不给力的人，也就废人一个，能求个温饱已经不错了。但这一年拒绝我复读的还有父亲，他决定带我到阿根廷去。接踵而至的是各种质疑：我去阿根廷能干嘛？我去了不是给父亲制造负担吗？高考失利和众人的质疑让我更加渴望逃离此地，飞向那个遥远的地方。

海鸥，无悔的翱翔

在我去阿根廷之前，父亲其实就已经替我规划好了人生。他希望我像大多数旅居阿根廷的福建人一样，经营一家超市，做大后再做连锁，然后娶妻生子。

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前半年，父亲把我安排在他的朋友开的一家超市里锻炼，让我学习超市里的各个工种，以方便今后自己独立开店。说是锻炼，其实就是去玩。父亲的朋友们都知道我手脚不便，没有人会让我干重活儿。在他们看来，那时候我的西班牙语已经很流利了，完全可以当助理，协助老板和本地供货商联系。这样不仅工资高，而且不用干体力活儿，不用多久就可以自己开店了。这似乎看起来很适合我。但没过多久我就厌倦了这种环境。

阿根廷华人超市的经营模式基本上千篇一律，每天十多个小时的经营时间，呆在同一个地方，每天都重复着一样的工作。我很快就发现，除了收入有增加之外，基本上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更别说去了解这个国家了。

我决定违背父亲的意愿，选择一条他完全反对的道路——做新闻记者。他一开始强烈反对，一方面担心我的安全——那时候他不知道从哪儿看到新闻记者总出事儿；另一方面，他担心我胜任不了。一个连大学都没读过的人，西班牙语又刚开始学，怎么会写文章呢？这是他一直刺激我的痛点。

我和父亲的冲突最终爆发了。有一天我下班回家，他很高兴地对我说，他花二十多万美元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盘下一家超市，地段很好，环境也很好，可以让我和继母一起经营。那时候，我刚度过报社的适应期，尽管当时的能力可以说是一张白纸，但我每天都在接受新新知识；尽管工资不高，但我乐在其中。我告诉了父亲我的情况，结果遭到他的坚决反对：他已经付了新超市的定金，马上都可以开张了。那晚，我和父亲第一次正面冲突，基本上谁也说服不了谁。为了避免更激烈的冲突，我离开餐桌，出了门。我在大街上溜达了两个多小时，脑海里不断浮现两种选择的场景，我第一次为如此艰难的抉择流下了眼泪。我给裘征宇社长打了电话。他告诉我，只要坚持下来，你就会变得更好。这句话好似一道亮光让我豁然开朗。我擦干眼泪，回到家里，这时父亲的气也消了。他看到我时只说了一句话：尊重我的选择，你只要不后悔。然后，我们各自回屋。那一刻我才发现，父子关系原来如此微妙，可以猛如骤雨，可以润如雨露。

最终，我选择了在华文媒体《新大陆周刊》做记者。这是一份让我彻底蜕变的工作。七年间，在《新大陆周刊》杂志社社长裘征宇先生的栽培下，我在采写、编译、组题、调研、编辑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磨练。他将我从一个只有中学能力的写作者，培养成一个有着20年影响力的华文杂志的主笔。这为我日后研究探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在报社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海鸥——我姓欧，在海岛出生，我非常渴望像一只海鸥那样能够自由翱翔。

探戈，神奇的魔力

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我住在弗洛雷斯区，父亲租的公寓靠近萨米恩托铁路，每天都能听到城铁路过时轰隆隆的声音。我们住在三层，每层楼有四套公寓。每天傍晚做饭时，我总会听到从对面厨房传来一种神奇的歌声，非常清楚。这歌声一听就有很长的年头，伴奏里还有些丝丝拉拉的电流声，那男中音有些凄凉。对于身处异国他乡的人来说，有一种很强的代入感。我时常被这种歌声所吸引，甚至傻呆着就想听听到底是在唱什么，但那时候我基本上听不懂歌词，就觉得这种歌声能很快引我入境。

不久，我经常看到对面的住户进进出出，那是一对六十多岁的夫妇。我对阿根廷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从他们开始的：外表很高冷，却有着浓厚的亲和力。有一次，我在大楼门口和他们相遇，我主动和他们说话，把每天听到的歌声之后的想法告诉他们。他们特别惊讶，很快邀我去他们家喝茶。

一样的熟悉的电梯，每天上了电梯之后左转进家门，但这次右转去他们家。一进门，我一眼就看到了一台老式的立体留声机，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每天在厨房听到的歌声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老先生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近留声机，放上一张老唱片，那神奇的歌声就溢出来了；老太太则去厨房备茶。趁他们忙碌的间隙，我环顾这个不大的客厅。留声机的上方挂着一幅黑白人像，我凝视着他：他带着一顶黑色圆帽，眼神像是在歌唱，招牌式的微笑给人留下亲切感。老先生告诉我，他叫卡洛斯·加德尔，探戈歌王，阿根廷的国民偶像。我在家里听到的就是他的歌声。老先生打开书柜下的一个抽屉，里面放满了探戈黑胶唱片。他说这些都是他父亲留下来的，至今一直珍藏着，每天都在听。他们不跳舞，但每天听探戈已经是他们的生活日常，像阅读、喝马黛茶、喝咖啡一样重要。

这对老夫妻成了我在阿根廷的第一对朋友，我时常去他们家做客，他们给我讲加德尔的故事，给我讲解加德尔在唱什么。回家后我在一个叫“所有探戈”的网站上一边读歌词，一边听探戈，一边查字典，但我发现有些单词在汉西词典里根本找不到。后来，老先生告诉我，那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本土特有的俚语。他耐心地给我解释，我听不懂他就换一种方式，直到我理解为止。这样的西语学习方式让我很上瘾。我也学会了每天下班回家一边做饭喝咖啡一边听探戈的生活。后来，我在淘书时竟然发现有俚语字典，刹那间欣喜若狂。这本词典对我理解探戈歌词帮助很大。2016年探戈节期间，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俚语研究院遇到了这本词典的编撰者奥斯卡尔·贡德教授。他对一个中国人在多年前就用他编写的词典同样感到震惊。

我在《新大陆周刊》期间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编译阿根廷社会文化新闻，每天都需要阅览文化类新闻资讯。探戈资讯是我的偏好。比如，哪里有免费学探戈舞蹈的，什么时候有探戈音乐会，什么时候有探戈艺术展等等。甚至到了八月的探戈节期间，我还做了一个探戈攻略，报道了探戈节和世锦赛的盛况。正是因为职业的关系，我才可以专门关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各种探戈活动，才可以随时去活动中感受探戈氛围。我甚至可以以记者的身份去体验媒体人才有的那种特殊待遇。我也将我在畅游探戈中读到的、看到的、听到的关于探戈的活动写下来，发表在《新大陆周刊》上。

激情探戈人

在阿根廷做记者的这几年，尽管有过多次和探戈的亲密接触，也写过一些关于探戈的新闻或介绍，但大都是粗浅碎片。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走上探戈研究之路，更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探戈人。

2013年，即我回国两年后的一个夏夜，我在北京一个探戈舞会里放音乐。时任阿根廷大使馆文化参赞圣地亚哥·马蒂诺带着几个阿根廷朋友来到舞会现场。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几个来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展的阿根廷出版商。其中一位是阿根廷大陆出版社社长豪尓赫·古巴诺沃。他整个晚上都一直站在DJ台边上跟我聊天。第二天我应邀到北京国际图书展参观阿根廷大使馆的展位。他跟我说他希望在中国出版一本探戈专著的中文版，作者是阿根廷国家探戈研究院的创始人奥拉西奥·费雷尔。旁边的阿根廷新闻公使吉列尔莫·德沃托极力推荐我为这本书的中文版译者。

给中国读者翻译一本探戈著作！这是我在阿根廷就有的一个梦想，而回国之后这个愿望就更强烈了。但当这个机会真的摆在我面前时，我犹豫了。首先，这将是第一本中文版的探戈专著；第二，作者是阿根廷最著名的探戈历史学家，而且这本书还是一本探戈历史的杂文。我担心自己能否胜任：万一翻译砸了就成罪人了。看到我有些犹豫，豪尓赫鼓励我说：你是这本书最合适的译者，因为你在阿根廷生活多年，又有多年文字工作经验，更重要的是你懂探戈。

我没有拒绝的理由。就这样，我成为了探戈著作的译者，而且还是两本——奥拉西奥·费雷尔的《探戈艺术的历史与变革》和安德烈斯·卡雷特罗的《探戈——社会见证者》，这两本书均获得了阿根廷外交部“南方计划”翻译基金会的资助。

刚接到这两本书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王则灵让选择先翻译哪一本。我通读两本书之后，发现费雷尔的语言非常难懂，一遍很难读懂他的意思，毕竟他写的是历史评论。而卡雷特罗的这本书偏向社会学，文字通俗易懂。于是我决定从最难的开始啃起。

经过三个多月的翻译和注释，又经过三个多月的编辑出版，《探戈艺术的历史与变革》终于在2014年第二届北京探戈节暨第二届探戈世锦赛中国区选拔赛开幕当天，在国家大剧院举行发布会。神奇的是，探戈世锦赛组委会主席古斯塔沃·莫西先生正好在中国，也出席了我的新书发布会。他将一本我签过字的中文译本带回了阿根廷。没过多久，他给我发来了邮件：费雷尔大师已经拿到书了，他特别激动，也特别感谢我能将本书译成中文出版。附件还有一张照片——费雷尔大师和新书的合影。第二本书《探戈——社会见证者》在2014年11月出版。从可读性来说，第二本更流畅、更通俗易懂。

第一本书面世后，褒贬不一。这是我事先能想到的。褒奖的是勇气，能够挑战权威，填补空白；贬低的则是中文翻译不够流畅，甚至错误不少。无论是褒是贬，都已成无法改变的事实。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推出新作，用新作品来代替读者对这本书的印象，即用自己的文字和视角书写探戈。然而，我只是翻译了两本探戈方面的著作而已；换而言之，我只是对两本书做了深度阅读，尚未对探戈有一种完整的立体的学术构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既然决定走探戈研究之路，我必须有属于自己的探戈书房。于是，我决定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专门淘书。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双收之旅

2014年7月底，我需要回阿根廷更换我的居留证。我正好借机淘一些书回来，专心研读和写作。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二天，我就开始遍寻书店和旧书市场，搜罗市面上所有和探戈历史和文化相关的图书。一周过后，我发现自己买了近30公斤的探戈书，其中大部分是旧书。

这次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最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拜访《探戈艺术的历史与变革》的作者奥拉西奥·费雷尔大师。费雷尔大师对探戈历史的最大贡献，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套三卷本的探戈百科《探戈之书》。这套书的第一册是历史概貌，第二册和第三册是人物辞典，图文并茂。这本书市面上基本上已无踪影，我通过一个街头报亭的老板才买到整套书。

我从莫西那里拿到了费雷尔大师的电话。我们约好八月初的一个午后去拜访他。我和81岁的大师彼此都非常激动。他不停地说谢谢，谢谢我将他的书译成中文，我也谢谢他给我的机会。他说从来就没想过自己的书会在中国出版。我们虽第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他像是见到了一位好久没见的学生。我带着中文本让他签名，他在扉页上先是画了一朵小花，然后拉下一支干，两边写上他和他夫人露露的名字。这是我见过的最独特的签名。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听他的故事。他说最近刚完成了一本新作，叫《探戈的最佳世纪》。这本书当时刚刚交给编辑，还没有样书。不过回国之前，他让他夫人的侄子用A4纸打印出来，厚厚的一叠送给了我。

我们都快喝完咖啡时，他突然对我说，明天我带你参观一下阿根廷国家探戈研究院，我想聘请你作为我们的外籍研究员。我怕听错，赶忙追问：“对不起大师，我没听清楚，请您再说一遍。”他又说一遍，还说你会是唯一的中国研究员。我当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何德何能堪当如此荣誉呢？我唯有拥抱表达我的感谢和感激。

第二天下午4点整，我和费雷尔大师同时出现在五月大街上的国家探戈研究院。这是一栋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楼，门口旁边就是阿根廷的百年老字号——著名的多多尼咖啡馆。我搀他上楼，他带我参观了著名的探戈历史博物馆，以及以他命名的活动主大厅——那是几乎所有探戈大型活动的举办地。随后，他带我到秘书处，秘书长已经准备好了我的聘书，就等费雷尔院长签字了。大师签完字，亲手把聘书交到我手里。我感觉这份聘书沉甸甸的，像是告诫我要坚守，又像是一盏明灯，指引了我的学术前程。

然而，对我来说这只是一系列惊喜的开始。

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探戈节还不到一周的时间，莫西先生给我致电，准备在探戈节期间为费雷尔大师的中文版作品举行一场发布会，时间安排在8月14日，即开幕式后的第二天。很快，我就在探戈节的官网上看到了发布会的介绍。如期举行的发布会由国家探戈研究院时任常务副院长、现任院长、探戈历史学家加布列尔·索里亚主持。

惊喜还在继续。

8月12日晚上，我正在一家咖啡馆里读书，又一次接到莫西的电话。他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在开幕式当天要对我进行表彰，以感谢我对探戈所做的贡献，同台领奖的还有几位国宝级大师：如92岁的国宝级歌唱家阿贝托·波德斯塔，81岁的费雷尔大师等等，共23人。

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第一次把探戈杰出贡献奖颁给一个中国人。我深深记得，开幕式当天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文化局长隆巴尔迪将马克里市长签字的奖状颁发给我时，我说：在所有领奖的人中，我对探戈的贡献是最小的。但我深知这既是对我的认可，又是一种责任，一种在中国推广探戈的责任。我将不负重托，努力前行。

一份聘书，一份奖状，更坚定了我要成为一名职业探戈人的决心。

挖掘历史人物的传奇人生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最熟悉的探戈大师可能就是阿斯托尔·皮亚佐拉，因为他的很多代表作品在中国都广为流传，甚至被误认为是“探戈之父”。我决定还原给国人一个真实的皮亚佐拉，除了他的音乐，还有他的探戈人生。

2015年9月，阿根廷大陆出版社的豪尓赫再次来京参加国际图书展。让我惊喜的是，这次参展他带来了不少探戈方面的图书。展览结束后，他把与探戈相关的图书全部赠予我。其中一本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皮亚佐拉的传记《阿斯托尔》，作者是皮亚佐拉的女儿蒂亚娜·皮亚佐拉。这本书是蒂亚娜根据和父亲的对话写成的传记小说，文中有大量皮亚佐拉的自述，再加上他女儿记者出身，语言生动流畅。我想如果翻译出来一定会让皮亚佐拉的中国粉丝们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于是，在豪尓赫的协调下，人民日报出版社和阿根廷校对出版社签署版权合作协议，决定出版此书并由我担纲翻译。令人欣喜的是，这本书再次获得阿根廷外交部“南方计划”基金会的翻译资助。

译完《阿斯托尔》之后，我愈发觉得需要对一些重要的探戈历史人物给予全面介绍，比如通过人物小传的方式将一个个人物鲜活地展现出来。2015年底，我开通了个人微信公众号，取名“探戈人海鸥”。公众号的特点是可以将文字、视频和音频同时呈现在一个页面上；更神奇的是，我不仅能够在QQ音乐上找到几乎所有的探戈传统音乐，而且能够将探戈作品的音频或视频插入到相关文字，如此读者可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重方式感受探戈的魅力。我顿时觉得，自己从一个传统的纸媒体人变成了一名探戈自媒体人。

我重点选择了一批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人物，包括作曲家、演奏家、乐团指挥家、歌唱家、词作家以及舞蹈家。我给这个系列取名为《探戈传奇》，我改变了直译的方式，而主要是通过我的视角和思考讲述这些探戈大师的故事。虽然这种小传不太适合微信阅读，但起码每一篇都具备可读性，都可以让读者从中获得有价值的内容。

2016年回到阿根廷之后，我还有幸单独采访到两位国宝级班多钮手风琴演奏家瓦特尔·里奥斯和维克托尔·拉瓦连。前者是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最佳传人，我曾在里奥斯大师家与他进行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对话。2017年和2018年，他应邀到中国演出，反响强烈。后者曾于1959年随阿根廷著名探戈大师奥斯瓦尔多·普格列瑟到访中国，他是当时访华的乐团中唯一一名还健在的乐手。那年他只有23岁，如今尽管已经83岁，但依然活跃在舞台和班多钮教学上。我这次阿根廷之旅的最后一天才约到了拉瓦连大师的采访。和历史创造者和亲历者面对面对话，恍如做梦。我作为一名倾听者，一名记录者，将他们的故事转速给中国的读者，实乃幸事。

推广探戈，肩负重任

2017年6月1日，探戈世锦赛中国区选拔赛在南京举行，阿根廷驻华大使盖铁戈先生以裁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莅临赛场。比赛间隙的一天，大使找到我，提出让我代表使馆推广探戈的想法。我向大使介绍了当下探戈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盖铁戈大使深以为然，聘请我到使馆工作，并支持在使馆创建卡洛斯·加德尔探戈学校。有了盖铁戈大使的信任和大力支持，我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将卡洛斯·加德尔探戈学校打造成了一个开放平台，以官方身份与国内各高校、企业和民间推广机构深度合作。这个平台不仅推广探戈舞蹈和历史文化艺术，还努力推动探戈与中国元素的融合，推出一种全新的中式探戈，这实际上就是中阿文化交融互鉴。

尽管探戈艺术的探索之路漫长且不可期，我仍然乐此不彼，我做好了坚持前行的准备。作为一名中国人，能够代表阿根廷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同胞介绍这门艺术，这不仅是一种荣幸，更是一种责任，激励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