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进入农食产业大发展时代

如果能够对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以及成功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国家的历史路径有一个充分而深入的观察、认识与理解，也就能够更加充分地认识、评估并前瞻性展望我国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现状和远景，以及为远景实现而必需的推进路径和推进方式。

就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走在中国前面也比较成功的美国看，相比较而言，其基础性农业条件不如中国，但为什么美国农业早在二战后就开启了广泛产业化现代化的大幕呢？

土壤与气候构成了传统农业的基础性条件。就地理环境和土壤条件看，所谓“美国平原”，实为平均海拔480-1100米的巨大缓坡高原，不仅与几十米海拔的中国几大块平原不是一个概念，而且属于冰河时期形成的侵蚀型地貌，土层薄而贫瘠也易损，远非中国那种河流冲积而成的较肥沃的沉积型土壤。

阿巴拉契亚山脉与洛基山脉作为北美大陆主要山脉，均南北走向，分列大陆两边，夹着中间平原地带，因无像样的东西向山脉，致使冬天北极寒冷气流畅行无阻，可一直吹到墨西哥湾，夏天来自墨西哥湾的飓风亦可直袭整个大陆而几乎没有任何遮拦。这样一种“南北都漏着缺口的穿堂风户型”，导致北美“雨热不同期”，极端天气频现，不利于农作物生长。

土地环境与气候条件较为单一的美国，并不是一个适合多元农作物耕种的国家，所以，美国大面积种植的主要是对土壤条件要求不高的玉米以及自带根瘤菌而能固氮也耐旱的大豆，还有同样耐旱的棉花。

但为什么美国农业一度比较发达，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达起来的呢？

美国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起步，始于19世纪70年代之后该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发轫之时，大踏步全面展开是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只有完成了以规模化生产重工业产品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才能够有条件、有手段、有技术、有财力来“反哺农业”。

农业现代化的标志，首先是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大型管道灌溉系统建设、化肥农药的广泛应用，以及农产品能够通过现代化交通网络快速远距离运输分销出去，来支持农产品市场拓展及其支撑的规模化农业生产驱动的农业产业化进程。无论是大型农业机械和管道灌溉系统，还是化肥农药，抑或生产所有这些重工业产品所需的石油与电力，均为第二次工业革命进程中重型装备制造业以及化学工业的产物。

直至美国持续30年推进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20世纪初，才开始有能力普及拖拉机、收割机、脱粒机等大型农用机械，并开始通过现代合成氨工艺生产化肥。全美1940年农用拖拉机达到150万台，基本完成农业机械化；到1950年代，美国铺设了通往各主要农田的输水管道，得以能够普遍采用沟灌（约占美国地面灌溉的70%以上）和畦灌的灌溉技术。所有这些，致使美国每年用于农业机械化与管道灌溉的石油高达6000-7000万吨，农用化肥超过4000万吨，农药超过100万吨。

没有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之后的重工业化支撑，这是难以想象的。

理解了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以及成功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国家的历史路径，就能够比较正确地判断出中国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处于何种状态并走向哪里。这首先需要看中国工业化进程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典型意义上的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真正起飞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加速于2009年超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为标志的超大规模制造业投资。到2024年，中国已经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并已激活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正高速行驶在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起飞的航道上。

正是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加速，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中国开始有条件、有能力、有意愿、有意志来“反哺农业”，而且，相关条件、能力、意愿与意志不断得以强化，中国农业也就迈向产业化现代化快车道。农业机械化、新型化肥农药、自主优质种源乃至数字智能化已经普及，工厂化生产的“设施型种养业”正在广泛推广。

农业尤其种植养殖业，原本是受时间（日照、季节变化）地点（土地情况）高度限制的，但新技术的产生与广泛应用，特别是伴随着机械化、化工业化、生物工程技术化、智能化而出现的工厂式“设施型种养业”，大幅降低甚至突破了这样的限制，也就是正在突破土地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传统农业模式，日益朝着“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方向延展，从而在新型技术加持下演化为基于大农业大食物视野的“农食产业”。

无论是以农户为基础的种养业的规模化生产，还是新型农食产业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够产生可持续现金流是根本支撑，而这取决于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农食产业生产经营主体越有能力承担资本投资的固定成本，也就越有能力趋向资本密集型的同时，促使平均成本趋于下降，利润空间趋于扩大，农食产业企业在趋于做大的进程中也就更有竞争力。

就农食产业企业而言，首先并根本上要盈利，这是看待和支持农食产业企业的“牛鼻子”。但要做到持续盈利，就必须是基于规模化市场（购买力）和规模化营销网络的规模化生产。农食产业对成本非常敏感，总体上是一个薄利多销的行业，只有规模化才能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政府和国家力量的支持，恰恰相反，更需要政府利用国家力量创造好规模化市场条件。“规模化市场”并非天生而自然存在，需要巨大社会协作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不是单个企业甚至个别地区所能够承担和做到的，需要政府以及国家力量的“大推进”战略。

农食产业的规模化生产，不仅需要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应用技术，还需要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运输、商业营销网络（市场）和信用系统的支持。因此，需要注重农食产业开放发展进程中急剧扩张与整合的国内国际市场建设，以及资金和技术积累。

不管农食产业的要素市场还是产品市场，都是需要“组织”的。越是规模化的市场，就越是需要“组织”。统一的大型国内国际市场更是需要“组织”：供应链的稳定安全、批量产品即时分配销售的营销网络和物流仓储运输体系、国内外货币支付结算融资体系等。

即便就金融支持而言，只要规模化农食产业生产和销售网络能够建立并不断延展开来，就会涉及货币支付结算与信贷支持问题，也因此会引来金融要素。所以，首先要创制可延伸开来并能够规模化的网络体系，如此体系也正是金融机构看重的“资产”。

已经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并正在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中国，基于大农业大食物观的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农食产业，正在脱离传统农业模式：规模化大市场支撑的规模化种养生产加工经营是大势所趋。即便是农户家庭式种养业，也离不开规模化市场。那些散落在种养业密集地区的“村边市场”，正在被串联组织起来而进入一个更大规模也更加规范有序的“大市场网络”之中，进一步强化了对农户种养生产的支撑。

延续了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中国，已经迈入了一个新型大农食产业快速发展时代：技术、人才、资本、市场、政府力量等要素不断聚集，这是一番新天地。

（写于2025年5月6日星期二）

作者介绍

袁东，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曾供职于财政部国债司和金融司，以及闽发证券公司、中国银河证券、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中再资产管理公司、中船产业基金、中国银河金融控股公司、中非发展基金，2013年11月开始参与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2016年起曾担任亚投行首席司库专家和亚投行高级研究员。袁东教授在经济领域深耕多年，对中国的经济问题见解独特，已公开出版《中国证券市场论——兼论中国资本社会化的实践》、《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中国发展与全球格局》等专著15部，主编4部，合著2部，译著1部，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在一般报刊上发表经济评论文章4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