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史漫笔390】陷入疯癫之谜的日本昭和帝国设计师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说到大川周明这个人，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人知晓。这是一个颇有些“疯癫”的人。不过，他的疯癫，不是市井之徒的胡言乱语，而是那种夹杂着学识与狂妄的、近乎宗教般的狂热。他一生都在帝国的迷梦中游走，最终却以疯子的名义逃脱了审判。这疯癫，究竟是真是假，倒也难说得很。

战后东京审判的法庭上，这位“大东亚主义”的理论家突然伸手拍打前排战犯嫌疑人东条英机的光头，并高喊“我要杀了东条”。这个行为被法庭记录证实，随后他被带离现场，成了他疯癫的明证。法官们面面相觑，最终认定此人精神失常，免于起诉。于是乎，这位曾参与策划“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未遂政变的昭和帝国设计师，竟以疯癫之姿，从历史的审判台前溜走了。

其实，大川周明的疯癫，早有端倪。年轻时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吠陀文学与古印度哲学，却对殖民政策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兴趣。从印度古代的经典里，他读出了“亚洲一体”的幻梦；在德国浪漫主义的著作中，他又嗅到了种族优越的气息。这种学问上的“杂食性”，本就是一种疯癫的前兆。他的思想如同一个巨大的坩埚，里面沸腾着佛教的慈悲、尼采的超人哲学、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以及某种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救世情怀。

据史料载，大川周明曾与北一辉过从甚密。这两个人，一个理论家，一个行动派，恰如昭和帝国扩张思潮的“双生子”。大川周明“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而日本则是亚洲的领导者”的论调，今日听来自是荒谬绝伦，但在当时，却迷惑了不少头脑发热的青年将校。他的书房里堆满了德文、英文、梵文的书籍，墙上挂着亚洲地图，上面用红笔圈画出“大东亚共荣圈”的疆域——从满洲到南洋，从西伯利亚到澳大利亚，无不囊括其中。

大川周明的疯癫，还体现在对“昭和维新”的执着上。在他看来，明治维新不够彻底，留下了太多“西方毒素”。真正的维新，应当回归日本“国体”的本源，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神权国家。这种思想，与纳粹的“血与土”何其相似！他在各种右翼团体中穿梭演讲，声音嘶哑却充满激情，眼镜后面的小眼睛闪烁着异样的光芒。听众中不乏后来成为陆军骨干的年轻军官，他们将大川周明的理论转化为行动，最终将日本推向了战争的深渊。

有趣的是，这位“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旗手，英语却出奇的好。东京审判期间，他竟能流畅地阅读英文版的《圣经》，这让美国心理医生大为困惑——一个疯子，如何能掌握如此复杂的语言技能？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在“发病”期间完成的《大川周明的世界史：亚洲·欧洲·日本》一书中，依然展现出严密的逻辑和广博的学识。

战后，大川周明隐居在镰仓，终日与古籍为伴。有访客回忆，他的书房里依然堆满了书，桌上摊开的是德文版的《资本论》——这个曾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晚年竟对马克思产生了兴趣。当被问及东京审判时的“表演”，他只是神秘地微笑，不作回答。这种暧昧态度，更加深了人们对他“装疯”的怀疑。

他的死亡也颇具戏剧性。1957年12月，他在自宅中平静离世，死前正在翻译《古兰经》。一个毕生鼓吹神道与天皇崇拜的人，最后却沉浸在伊斯兰教的经典中——这种精神上的“错位”，或许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大川周明的疯癫，本质上是一种时代病。那个年代的日本，整个国家都陷入了一种集体癔症：一边是古老的传统，一边是现代的野心；一边是对西方的艳羡，一边是对亚洲的蔑视。在这种撕裂中，产生大川周明这样的人物，几乎是必然的。他的理论为侵略提供了“学术依据”，他的激情点燃了无数青年的战争狂热。而当帝国梦碎，他又以疯癫的姿态逃脱了惩罚。

历史常常如此荒诞：最清醒的人被当作疯子，而真正的疯子却被奉为先知。大川周明究竟是先知还是疯子，或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思想幽灵，至今仍在某些角落游荡，提醒着日本民族主义的危险与疯狂。（2025年5月13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