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白求恩奖章”获得者（25）| 夏家红：做一名能解决问题的医生

夏家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主任医师。

■记者：作为医生、科研工作者、医院管理者，您是否可以用几个关键词阐释一下您的多重角色？

夏家红：从踏入医科大学至今，医生就是我的“根本”。无论什么时期、从事什么岗位的工作，我始终是一名心脏外科医生，永远不会忘记“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从医初心。从医30余年，我时刻告诉自己，要做一名有能力解决问题的医生。于是，我肩挑两头，兼顾临床和科研。对于临床中的难点、痛点和“卡脖子”技术难题，我深入思考，到实验室研究、解决，最后再回到临床服务患者。从一名普通医生到院长，我经历了25年的成长。我国医改不断深入推进，医院管理模式从粗放式转向精细化。我深刻认识到，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就是充分体现公益性。作为医院管理者，无论在哪个岗位、做什么决策，都要遵从这一宗旨。

■记者：多年来，是否有某个与患者互动的瞬间或故事，让您对医者仁心有了全新的体悟？能否分享几个具体案例？

夏家红：在我工作的第二年，科里收治了一名60多岁患心脏瓣膜疾病的老人。有一天，老人心脏骤停，我和同事立即对其进行心肺复苏。通常情况下，如果经过半个小时心肺复苏，患者仍然没有恢复自主心跳、意识和自主呼吸，就会考虑没有抢救成功。那天，在多方坚持和努力下，我们轮番抢救了1个多小时，老人终于恢复了心跳。经过手术治疗，老人顺利出院。几年前，我再次见到这名老人，她生活正常，还能上山砍柴。这件事让我明白：只要肯坚持、不放弃，一切皆有可能。坚持，是一名医生最重要的特质。面对鲜活的生命，我们不能轻言放弃。在改革攻坚的过程中，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不能知难而退或者不作为。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要不断探索医学的未知领域，不断加强自我学习和教育，为学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参与援疆工作期间，有很多患者让我印象深刻。比如，一名哈萨克族老人手术后长期卧床，得了很严重的褥疮，经过多次治疗未果，非常痛苦；一名牧民总觉得嘴巴像擦不干净一样、十分不适，进行了几次检查都没有查明病因，经我们检查后确诊患皮肤鳞癌。这两种疾病对于大医院的医生来说都不是很难应对的疾病，但是在医疗条件欠佳的地区，当地百姓依旧饱受其困扰。这让我明白，强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需要进一步下沉优质医疗资源。因此，无论是援疆、援藏，还是推进医联体建设，都是大医院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希望尽我们的力量，把先进的医疗技术带到基层，帮助基层提升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这将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医疗费用，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同时，加强健康教育、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水平也是强化公立医院公益性的重要内容。我们努力做好健康科普，推广健康生活方式，让公众少生病。

■记者：多年来，您始终致力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着力解决心外科患者就医中的难点、痛点和“卡脖子”技术难题。您能否分享一下科研背后的故事？

夏家红：我常常跟学生们说，要始终以临床需求为导向，有目的、有组织地做科研。从临床出发回到临床中去，解决患者的实际问题，是每一名临床医生和科研工作者必须走的一条路，否则我们的研究就成了空中楼阁。比如，心脏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心衰患者的有效手段，但等待供体时间较长。而且，患者需长期使用抗排异药物，这会给其家庭带来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人工心脏植入就成了终末期心衰患者重获新生的又一希望。然而，最早的人工心脏价格昂贵，耗电快，且需要像电视机一样大小的空气泵来驱动，噪声很大。患者植入后还会伴随多种并发症，虽然延长了生命，但是生存质量并不高。几十年来，全世界的科学家不断迭代人工心脏技术路线。我院也把人工心脏的研发作为心血管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积极开展医工交叉研究，研发了很多新型人工心脏，有了自己的知识产权。人工心脏设备国产化，不仅提高了人工心脏的性能，使其更符合国人的疾病特征和生活方式，也使其价格相应下降。目前，国产人工心脏的价格仅为进口产品价格的1/10，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

■记者：您觉得获得“白求恩奖章”对一名医生来说意味着什么？您有什么感言？

夏家红：从医30年，我不过是在白求恩精神的地图上多画了几条连接百姓的“血管”。“白求恩奖章”是一份无上的荣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次获奖让我再一次坚定信念：医者归根结底要服务患者。

来源：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