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综合施治破解执行难！

◇在实践层面，“执行不能”案件占比较高、被执行人规避执行和抗拒执行情况多样、权利“名实不符”导致执行异议之诉频发等新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执行质效

◇2024年，全国法院新纳入失信名单245.7万人次，同比下降23.4%；282.1万人次通过信用修复回归市场，同比增长35.4%

◇实现府院联动促执行和解，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各方权益；注重“执行不能”案件与司法救助的衔接，才能真正做到执行案件“案结事了”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屈辰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王某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一案（2024 年 9 月 30 日摄） 受访者供图

“2024年5月，我接过一个单子，需要查询一位失信被执行人的车辆和住所等信息。”天津市公安局派驻天津市司法裁判执行联动中心（以下简称“执行联动中心”）的干警赵子越记得，信息涉及市内多个行政区，查询信息数量多、要求时间紧。他通过公安系统查询后很快找到线索，执行法官得以及时办理并结案。

赵子越所在的执行联动中心，由天津市委政法委、市高院、市发改委、市公安局等21家成员单位组成，办公室设在市高院执行局，多家单位派员到此驻点办公。这一执行联动机制实体化运行平台，负责开展健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共享、加大对拒执行为的打击力度等工作。

“以执行联动中心为平台，天津法院与公安、税务、人社、民政等单位签订联动协议，实现‘点对点’网络系统对接，可以线上查控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目前已及时协助解决400多件疑难复杂问题。”天津市高院执行局副局长张跃民介绍，执行联动中心改变了法院“单打独斗”的执行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执行工作中“查人找物难”“打击拒执难”“处置变现难”等压力，大幅提升执行效率。

执行工作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关乎司法权威和公信力。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执行工作面对查人找物难、执行处置环节多、处理流程复杂、协调配合难度大等多重难题。破解执行难，不是“法院一家”或“司法一域”之事，须从跨部门协同、跨层级联动、多主体配合入手，实现综合施治、协力攻坚。

2019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将加强执行联动、综合治理作为源头治理执行难、预防和减少执行纠纷的重要内容。

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兼执行行为专业委员会会长宋朝武说，目前，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基本形成。

最高法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法院受理执行案件（不含恢复执行和保全案件）944.51万件，同比下降5.50%，其中受理首次执行案件887.12万件，同比下降6.34%，实现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数量有效遏减。与此同时，执行完毕率同比增长5.13个百分点，执行到位率同比增长8.1个百分点，执行案件质效逐步提升。

“当前‘切实解决执行难’成效显现，同时执行案件量尚处于高位运行态势。这既是矛盾纠纷在法治领域的客观反映，也显示出通过综合治理创新推动破解执行难问题的努力方向。”最高法执行局执行指挥调度室主任刘永存说。

瞄准新情况新趋势

“切实解决执行难，必须精准把握新情况新趋势及其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综合施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必新说。

在实践层面，“执行不能”案件占比较高、被执行人规避执行和抗拒执行情况多样、权利“名实不符”导致执行异议之诉频发等新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执行质效。

——“执行不能”案件占比较高。受多重因素影响，执行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被执行人完全丧失履行能力、经核查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客观上不具备执行条件，即使法院穷尽一切措施，也无法实际执行到位。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在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中，约有5%属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约有43%属于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不能”案件。

“现在约30%-40%的执行案件属于‘执行不能’案件，占比依然较高。被执行人的财产变现难度加大。这一问题在法院的执行甚至审判环节难以解决，需要关口前移，各部门合力构建和维护好经济秩序和交易安全。”江必新说。

——被执行人规避执行、抗拒执行情况多样。“一些被执行人采取隐藏行踪等方式规避执行，甚至将财产登记到他人名下。”长期关注执行难问题的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谭秋桂说，还有个别企业通过个人账户为企业经营走账，将公司账户“闲置”起来，出现“企业正常经营、但公司账户不动”现象。

“曾有一位被执行人收到天津宝坻法院执行通知书后，不履行法律义务，以协议离婚方式将名下全部财产转移到妻子名下。”张跃民说，抗拒法院执行行为严重侵害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损害司法公信和社会诚信，必须与各部门一道依法严厉打击。

——权利“名实不符”导致执行异议之诉频发。实践中，由于登记的财产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不一致等原因，实际权利人认为法院执行错误而提出异议，衍生出执行异议之诉。2024年12月召开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通报，随着涉及房屋买卖等领域的纠纷增加，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数量从2017年的2.6万件增至2023年的8万件。

“此类案件往往矛盾尖锐复杂，依法妥善化解难度大。”最高法执行局二级高级法官助理盛强说。

“这些新情况新趋势，给各方综合施治破解执行难提出了更高要求，需加大力度解难题、破困局，持续探索优化执行工作机制。”谭秋桂说。

从单兵作战到协同共治

近年来，从法院单兵作战到各方面多部门协同共治，综合治理破解执行难机制建设不断完善。

构建执行联动共治平台，优化执行资源配置。2024年6月，在湖南浏阳，各执行团队在乡镇集中组织召开由市政协委员、镇代表、村（社区）干部参加的见证执行暨民主监督座谈会，搭建执行工作综合治理平台。

天津滨海新区开展“协助法院执行类一件事”改革，构建涵盖30多家协作单位的一体化“多跨协同”联动机制。“我们将执行工作中涉及不同部门办理的‘多件事’，按照执行协同事项推进整合为同一平台办理的‘一件事’。”天津滨海新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赵瑞东说，比如对于涉不动产、股权等特定财产协助执行事项，法院会依托协助执行类一件事信息系统，线上将执行文书推送至协助执行部门。相应部门按照司法文书要求协助完成执行工作后，线上反馈办理回执，实现线上“一网通办”。

记者了解到，聚焦执行工作的难点、堵点，各地法院内部挖潜的同时，在外部协作上持续发力，不断创新执行联动机制，构建协作共治平台。

完善线索共享反馈机制，提升执行效率。“这钱拿不回来，我们怎么回家过年……”2024年12月2日，多位工人来到天津市津南区双桥河镇司法所，控诉某汽车零部件企业拖欠工资，申请法律咨询。看完材料，司法所工作人员苏良发现已有部分工人向法院申请执行，当即联系并告知津南法院执行局：根据此前开展仲裁法律服务咨询得到的线索，该企业经营异常，同时尚有一些设备和半成品等财产。

第二天一早，津南法院执行局局长于宝林带队紧急查封涉案企业财产，保障工人利益。工人与公司很快达成和解，案件全部终结执行。

“迅速查封涉案企业财产，是线索共享反馈机制发挥重要作用的缩影。”于宝林说，在法院难以及时全面掌握被执行人的财产和行踪线索的情况下，发挥司法所工作人员、基层网格员等人头熟、政策熟的优势，不仅能有效破解查人找物中信息不对称问题，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执行干警力量不足等压力。

当前，全国各地借鉴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探索完善线索共享反馈机制，为司法所工作人员、基层网格员等赋予“协助执行员”角色，说服引导被执行人自动履行，推动执行治理现代化。

建立执前督促机制，促进矛盾纠纷跨领域、跨行业实质性化解。为减少进入执行程序案件数量、不让程序空转，部分法院执行局建立“执前督促”机制，由专人通过释明法律等形式，与各部门一道，尽量将案件化解在裁判文书生效后且权利人申请执行立案前，督促义务人主动履行生效判决。

建立执前督促机制，推动法院执行工作由“末端执”转向“前端治”。在与相关单位特别是专业部门的联动下，各地法院通过执行前督促程序，促动一部分被执行人自觉履行义务，为矛盾纠纷跨领域、跨行业实质性化解提供了更多可能。

“切实解决执行难是一项系统工程。近年来，与协同共治相关的联动机制越来越健全，凝聚起综合施治破解执行难的合力。”谭秋桂说。

合力充实执行“工具箱”

加快兑现当事人胜诉权益，不只有查封、扣押、冻结等传统手段，执行“工具箱”里大有乾坤。合力充实执行“工具箱”，让执行工作提质增效，各方正在努力。

发力网络执行查控，丰富查人找物特别是财产查控的形式和途径。

“人民法院建成覆盖全国的网络查控系统，与公安部、民政部、自然资源部等多家单位和3900余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实现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的‘一网打尽’。”刘永存说，网络查控系统极大提升了执行效率，实现了执行查控模式的根本变革。

政法机关加强协调配合，加大打击拒执犯罪力度，提升执行联动威慑力。

2024年12月25日一早，天津滨海新区法院执行局展开行动，依托警法联动办公室查人找物优势，出动40多位执行干警、法警和15辆警车，拘传、拘留被执行人共15人次，执行到位金额近30万元，有效震慑、打击拒执行为，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2024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施行，明确判决、裁定生效前隐藏、转移财产的，可以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鼓励被执行人主动履约，推动解决执行难。

近年来，最高法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0余家单位持续完善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机制，不断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在各部门各单位之间共享互联，能够对被执行人采取100余项失信惩戒措施。

2024年，全国法院新纳入失信名单245.7万人次，同比下降23.4%；282.1万人次通过信用修复回归市场，同比增长35.4%。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法院新纳入失信名单39.42万人次，同比继续下降9%，同时完成信用修复超40万人次，失信名单人数延续了2024年的负增长趋势，为进一步强化经营主体信心，推动经济稳步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提供司法助力。

由天津市公共信用中心运营的信用惠民小程序“海河分”，建立自然人公共信用评价体系，依托大数据通过科学的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形成个人信用分数。

“‘海河分’采取千分制，上线信用旅游等近340个信用惠民应用场景。如果有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海河分’将低于575分，无法享受相关优惠场景。”天津市发展改革委信用建设处处长、天津市公共信用中心主任杨立全说，“海河分”以信用积分激励守信行为，旨在加强引导被执行人履约，提升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

下好执行联动“一盘棋”

受访业内人士表示，下一步，下好执行联动“一盘棋”，需统筹各方资源，紧密衔接各个环节，细化机制运行条件，打通执行数据瓶颈，从程序、操作、技术等方面更好形成综合施治破解执行难的合力。

其一，注重执行程序前后衔接，进一步实现“案结事了”。

宋朝武说，实现府院联动促执行和解，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各方权益；注重“执行不能”案件与司法救助的衔接，才能真正做到执行案件“案结事了”。

宋朝武建议，下一步法院需加强与有关机关、社会团体的沟通协作，强化执行程序与社会保障体系、商业保险体系的衔接，扩大商业保险特别是责任保险的适用范围。不断加大司法救助力度，积极拓宽救助资金来源渠道，做好困难当事人的救助工作。

其二，提升执行联动综合效力，进一步细化联动机制。

针对机制涉及部门较多、情形复杂情况，谭秋桂说，在现有法律法规基础上，还需对执行联动机制进一步细化，如全面详细地规定启动条件，明确各执行联动单位责任、义务和法律后果，制定与之相关的具体操作规程和细则。

其三，提升技术赋能水平，进一步打通数据瓶颈。

当前，执行工作“人案比”矛盾显现，办案压力有所增长。“2024年，天津滨海新区法院59名员额执行法官，人均新收案件近1100件，人均结案超过960件。”赵瑞东说，在这种情况下，还须做到执行流程不能少、结案标准不能低。

曾多次到基层调研的刘永存说，面对这一难题，一方面需要法院坚持立审执协调配合，加强规范化建设，提升执行法官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各部门一起加强网络查控、评估拍卖、信用惩戒等方面的数据整合共享，让数据多跑路，尽可能减少人力支出。

专家认为，应充分运用大数据等现代科技，进一步打通数据瓶颈，加强信息化与执行工作深度融合。比如，持续扩大查控系统合作单位和查控财产的范围，实现对更多领域更多财产信息的查询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