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 | 袁勇麟 翁丽嘉：返回历史现场与重写文学史——“《报刊香港》与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座谈会综述

      中国社科院赵稀方研究员的最新力作《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7月版）一经面世，便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2021年6月14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闽台区域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报刊香港》与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座谈会。座谈会由福建师范大学王光明教授主持，共有来自14所院校、研究机构和出版社的22位专家学者出席，他们分别是（按发言顺序排列）：福建师范大学汪文顶教授、周云龙教授、北京三联书店副总编何奎先生、山东大学黄万华教授、南京大学刘俊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教授、福建社科院刘小新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袁勇麟教授、暨南大学白杨教授、浙江大学金进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张桃洲教授、武汉大学荣光启教授、华侨大学陈庆妃教授、厦门大学刘奎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朱立立教授、山东财经大学章妮教授，福建师范大学黄科安教授、陈培浩副教授、王炳中副教授、许君毅博士、孙景鹏博士。《报刊香港》的作者赵稀方先生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作了回应，并分享了著书过程中的研究思路和想法。

      香港承载着复杂的历史记忆，它所处的文化场域更是波谲云诡。赵稀方先生说：“现代报刊一方面是历史材料，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历史建构”。因此，他在《报刊香港》中，一方面深入挖掘报刊，另一方面又研究报刊如何建构香港。王光明教授表示：“没有工业社会、殖民地和各种文化意识的交锋，就不会有‘报刊香港’的文化景观。”王光明教授之所以提议召开“《报刊香港》与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座谈会，是因为他认为：“随着香港回归祖国，香港的文化语境有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报刊香港’在网络与微信时代越来越成为一个历史的单元。这正是一个把历史时间和空间的文化现象转换为历史单元的机遇。看清过去，可以更自觉地形塑未来。”《报刊香港》对华文文学研究、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都颇具启发意义，需要学者以不同角度和方法进行探讨与研究。与会学者围绕“返回历史现场”“重写文学史”“展望华文文学研究”等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兹分述如下：

壹

      作为内地学者，要掌握第一手香港史料并进行系统研究实属不易。《报刊香港》的作者掌握了较为全面的原始文献，有些史料甚至连香港本土都没有存录。赵稀方先生基于扎实的研究准备，客观、耐心、细致地考证史料，单就《小说星期刊》这一本杂志就研究了将近一年。汪文顶教授认为这种考据功夫和研究精神“对于现代文学研究乃至文学史研究，在学术、学风上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和示范，令人敬佩有加。”汪文顶教授提到，唐弢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提倡做文学史研究要从原始报刊入手，回到文学的历史现场。他还回忆起俞元桂先生在做现代散文史研究时，也教导学生要系统全面地从原始报刊入手，“这使我们对文学史原来的文化生态有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比作者专集更能体现历史的纵横交错。”

      基于作者掌握了较为全面的史料文献，加之具有严谨的批评态度，刘俊教授指出《报刊香港》的价值及特点就是“报刊考古”及“历史建构”，他认为赵稀方先生并非停留在史料堆砌层面，简单地介绍与铺陈香港报刊，而是“以广泛累积的香港报刊阅读量为基础，从‘量’中发现问题，抽丝剥茧，依凭香港报刊，还原香港文学历史现场的真实形态。在《报刊香港》中，赵稀方从香港文学的源头说起，纠错指谬，正本清源，厘清了许多香港文学中似是而非、以讹传讹的错误说法。”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学者的一致认可。朱立立教授说到：“从这种扎实的考证功夫，让我想起勇麟说过的一个体验：考证史实过程有时如同侦探，习以为常的认知或皆以为是的常识却很可能包含着以讹传讹的错误。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多处建立在史料考证基础上的考证和纠错，涉及香港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包括起源出处等。”

      金进教授、陈庆妃教授、刘奎教授、黄科安教授、章妮教授等学者也都提到了《报刊香港》对一些重要史实的考证和纠偏，如确证了《遐迩贯珍》作为香港文学“不纯”的起源、纠正了《循环日报》办副刊的时间点、对阿英有关著作的补充和围绕《红豆》杂志进行的考订和纠谬等等。

       掌握原始材料，纠正、补充一些文学史错漏，是返回历史现场的第一步。在史实基础上，以生动的细节呈现历史，图文并茂，更能建构在场感。金进教授提到《报刊香港》描述香港早期作家的聚会，“让人想起来1929年8月29日鲁迅与林语堂参加的那一次聚会。”他更赞扬《报刊香港》一书的图文互动，“图文并茂，文中语言微言大义，言简意赅，多年心得藏于行文之中。践行前辈们的这种述史传统。”朱立立教授也称赞该书插图的运用，“图文呼应、相互映证，将读者带入鲜活的历史语境中”。

       张清华教授认为，这种将生动的历史情境引入文学史书写的笔法，摆脱了概念化的文学史叙述。他以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谈到巴尔扎克的创作时提及五万杯咖啡的作用和生活债务的现实原因，谈到雨果的《欧那尼》在巴黎剧院上演时所引发的斗殴和谩骂等为例，说明“历史情节的书写赋予文学史真正的历史感”，而《报刊香港》“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情境感，还充分反映香港文化的内部结构”。黄科安教授指出，这种生动的叙述方式是赵稀方先生学术著作的特点，并以“好读”二字加以概括，“撰述的内容生动有趣，娓娓道来，犹如讲故事，使人阅读后，不仅不疲倦，而且欲罢不能。”

      另外，借充分的史料返回历史现场，还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历史的“误读”。山东大学黄万华教授结合自身早年研究沦陷区文学的经验，以书中涉及到沦陷区的章节为例，指出赵稀方先生擅长使用第一手史料建构起让人身临其境的历史氛围，“想象和实证，对于文学研究而言，始终有如车之双轨、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二者在《报刊香港》展现出良好的结合”。通过历史情景的铺陈，研究者能更好地揣摩并理解历史人物的思维逻辑，进而作出客观的评价，如《报刊香港》关于戴望舒、叶灵凤“附逆”问题的对比辨析，做了符合历史逻辑、令人信服的文本解读。

贰

      这次香港“三联文库”先是重出了赵稀方先生十五年前的旧作《小说香港》，继之又出版了他的新作《报刊香港》，可见对于他的香港研究的肯定。《小说香港》与《报刊香港》都不是传统意义上文学史写法，却均受到学界的欢迎和重视。如何写作香港文学史？如何处理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学者们以赵稀方先生的实践为对象，对于文学史书写范式以及地方性与中国性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张桃洲教授认为：“《报刊香港》是一部厚重的论著，以史料见长。它透过丰富的报刊资料，构建了另一种香港文学史，有别于时下多以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为对象和框架的香港文学史。以报刊为对象，能够更好地勾画与呈现文学发生的场域的各种因素的互动关系，以便读者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香港文学史的脉络与特征。”与此同时，他又提出：在香港文学研究上，《报刊香港》的价值之一就在于“不仅重视研究者常常论及的‘南来作家’，而且着眼于挖掘香港本土作家和在南来作家影响与指导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在论述上给予了较大的篇幅，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以往文学史中的此类不足。”刘奎教授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报刊香港》特别注重对香港文学内在脉络或者说本土经验的发掘。如我们讨论香港抗战文学时，多侧重对南来文人的讨论，但该著则在南来文人之外，着力讨论了本土青年作家的创作，这是以往我们常忽略的内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内地陆续出版了多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同时也出版了不少香港文学史，但两者之间却似乎各不相干。陈庆妃教授指出：“香港文学史的书写一向是自立门户、独立成卷的，与中国文学史似乎关联不大，即便有部分中国文学史纳入香港文学，也只是板块式拼接，未能形成互嵌式的有机结合。以当前高校最为通行的文学史教材、钱理群等先生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为例，它仅在最后一章台湾文学的末尾附带提起。”香港学者不愿香港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史的边缘，如同可有可无的阑尾，他们也完成了12卷本《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谛听杂音：报纸副刊与香港文学生产（1930—1960）》等一系列论著，对此，陈庆妃教授引出了一个命题：如何处理殖民地文学的“特殊性”与中国文学的“普遍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她认为：《报刊香港》可谓针对这些问题的最新回应。“立足香港文学场域，以原始报刊史料为基础，赵稀方力图将香港文学令人信服地写入中国文学史，提供独特的研究视角。”刘奎教授也指出《报刊香港》在文学史层面的意义，即突破了地域的封闭性，“勾连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视野，注重将中国内地的新文学传统与香港地区文学脉络参互对照”。

       白杨教授认为《报刊香港》的贡献就在于突破了文学史思维的边界，不但使原来一些处于边缘位置的文学现象，得以被包容在文学史的框架之中，并且能够从边缘出发，质疑内地习以为常的文学史写作模式。她说：“赵稀方的著作《报刊香港》的特点是由内地学者完成的有分量的对话性成果。他以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方法作为讨论的路径，以对资料的掌握为基础，也对大陆一些研究中表现出来的思维固化进行反省。”如《报刊香港》以第一手资料呈现香港早期文言白话混杂的状态，分析了香港文言文学抵抗崇洋媚外、捍卫中国文化的特征，从而对内地加诸于香港身上的“文言/白话”对立模式的偏颇之处进行反省。刘俊教授更提出“复眼视角”这一概念，认为作者“把香港文学植入中国文学大框架的语境下面，既聚焦香港，又观照中国内地，在两者的联系和比较中复眼化地凸显展示香港文学的独特性。”

      袁勇麟教授认为，在很大程度上，香港可以成为承接、补充和反省中国文学的一个场域。“虽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港文化、文学是通过美援机构而得以交流与互通，但这一时期台港文坛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和创作填补并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虽然香港文学易受商品市场导向影响，但随之发展出的新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通俗文学却也风靡海内外华文世界，体现出香港文学对传统白话文学、晚清及‘五四’时期通俗文学一脉的延续。”

      何奎副总编也认为，《报刊香港》实现了对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创新。他指出：《报刊香港》在中国意识、香港意识、世界意识这三种视野中观照香港文学本土意识，实现了对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创新。其中，“中国意识是根本，香港意识是基础，世界意识是方向。这样在观照香港文学本土意识日益觉醒的同时，不仅避免了香港文学游离于中华文明之外，也有助于帮助它在全球文化坐标系中找到自己的文化属性、文化定位，寻找与香港经济实力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章妮教授具体论析《报刊香港》对地方性视野与中国视野的融合，认为这样的双重视野“有力地支持了已有研究对香港文学文化属性的界定、对香港旧文学文化价值的赞赏、对香港文学独特性的剖析等，构成既有香港文学研究诸多言说的有力支撑或驳斥而且也为香港文学进入中国文学共同体和版图提供了媒介生产角度的路径。”

     《报刊香港》对文学史的另类叙述，启示着我们如何以香港为方法，既避免香港文学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边缘，又能够让香港文学史建构得到香港本土学界的认可。对此，黄万华教授说：“当下内地与香港应该有更多的文学、文化沟通。《报刊香港》是一本让香港文坛、学界也会心悦诚服的书。”

     《报刊香港》不仅为文学史写作模式提供了新的范式，打开了另一种呈现文学史的可能性，它更标志华文文学进入发展的新阶段。刘小新研究员坦言自己曾多次表态认为华文文学写史为时尚早，因为相关的史料积累、经典文本研究、重要作家研究等仍有许多不足。但他认为《报刊香港》的史料建构、理论建构以及渗透结构性方法，都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表示，四十多年来，华文文学研究经过几代学人的辛勤耕耘，如今又到了需要重新出发的新阶段，“《报刊香港》显示出华文文学研究在语言表述和学术表述上真正达到成熟的一种征兆，从中我们看到华文文学研究出现了扎实稳重、内敛大度、自在从容的气象。”同时，他还指出《报刊香港》提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可以“以香港为方法”的命题，香港可以作为观照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方法。以香港为方法，重新观照大陆现当代文学发展，可以打开更大的学术空间。陈庆妃教授认为：“以香港文学为方法，《报刊香港》不再只是华文文学的对象，而牵涉到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

叁

      与会学者也对《报刊香港》提出不少建议，如袁勇麟教授认为“框框杂文”作为香港报纸副刊的一大特点，最能反映香港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希望《报刊香港》日后再版或出续集时，能够将香港的“框框杂文”纳入研究的范畴。金进教授也建议将研究对象拓展至画报、小报，以丰富报刊文学史的研究。

       赵稀方先生首先感谢在场学者的批评，他补充说：北京三联书店即将出版简体字彩图版《报刊香港》一书，内地版将在香港三联书店版本的基础上增添四章，分别介绍《盘古》《八方》《香港文学》《香港作家》与《作家》。在香港三联书店版《报刊香港》的成书过程中，出于各种考虑，书的论述结点就停留在冷战结束之前。考虑到《香港文学》对台港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赵稀方先生决定在简体字版中增补上这一部分。他进一步解释到，新增《香港文学》这一部分，并不是简单补充一章的问题，因为研究《香港文学》应该要先谈《八方》，而谈《八方》必须要追溯到《盘古》，其后又必须谈到香港作联的《香港作家》及香港作协的《作家》。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由于冷战背景下左右对立的结构崩坏、中美建交、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等因素的存在，香港文坛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因此，创刊于1985年的《香港文学》，实际上是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所体现出的历史脉络与此前截然不同。因此，他依据历史脉络的走向，重新处理了《香港文学》这一部分的内容，增加不少篇幅。最后，对于一些没有被纳入《报刊香港》中的研究对象，他则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香港文艺期刊资料长编”，召集国内香港文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一同整理，以期能够对香港文艺报刊进行完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