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与古中国：人类文明画卷中的两抹绮色

中国日报5月29日电（记者 赵旭）古埃及与古中国，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璀璨夺目的四大文明古国里两大极具代表性的文明，宛如两颗并峙的巨星，照亮了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天空。

目前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自去年7月开幕以来，参观人数已超过200万，创下了全球单一票务文物展览的最高观展纪录。其中近七成观众来自上海以外，多数专程前来一睹展览风采。

上海博物馆 ”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现场（高尔强 摄）

“这不仅仅是出于好奇，而是一种渴望——渴望了解一个与我们同样古老、同样辉煌的文明。”策展人之一薛江如是说。“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两大文明，埃及与中国常被并提——无论是艺术的深邃与成熟，还是它们所体现的精神内核与价值理念。”

古埃及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深深触动了中国观众。古埃及艺术充盈着象征性，承载着宗教信仰与哲思追求，中国古代艺术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商周青铜器，铸工精妙，纹饰繁复却不失灵性，体现出礼制体系与思想内涵的高度统一。

东周青铜重器物秦公镈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两个文明皆诞生于大河之畔——尼罗河，以及黄河与长江。正是这些大河孕育了各自的农耕文明，塑造了各自的文化，激发了人与自然之间深刻而持久的联结。”薛江说。

孕育了古埃及文明的尼罗河

尼罗河每年在夏季发生规律性的泛滥，主要源于其上游地区，尤其是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强降雨。这些雨水汇入尼罗河的支流——青尼罗河与阿特巴拉河，携带大量泥沙顺流而下。当洪水涌入尼罗河下游的埃及平原时，河水漫过河岸，淹没大片土地。随着洪水逐渐退去，泥沙随水流沉积在河谷两岸，形成一层厚厚的黑色淤泥。这种淤泥被称为“黑土”，富含矿物质、有机质和氮、磷等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使土地极其肥沃。正是这种“黑土”使得尼罗河流域成为世界上最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之一，也因此，古埃及人将自己的国家称为“凯末特”（Kemet），意为“黑土地”，与“红土地”（Deshret，指周围贫瘠的沙漠）形成鲜明对比。这一自然现象不仅支撑了古埃及文明的农业经济，也深深影响了其文化、宗教和对自然的认知。

相较之下，黄河性情多变，自古被称为“善淤、善决、善徙”，即容易淤积、容易决口、容易改道。黄河流域土质疏松，尤其是在中游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严重，泥沙含量极高。每次洪水过后，大量泥沙沉积于河床，使黄河河道不断抬高，形成“地上悬河”。因此，黄河泛滥极为频繁，历史上重大水患超过1500次，甚至多次改道入海，对沿岸百姓造成巨大灾难。

面对这一“九曲黄河万里沙”的自然挑战，中国古人并非一味征服、强控，而是发展出一套“因势利导、疏导为主”的治水智慧。从大禹“导水归海”开始，中国就形成了“疏而不堵”“通而不塞”的治河理念，讲究顺应自然、水随地势。西汉时期的贾让提出“深沟高堤”与“分洪减灾”策略，北宋水利家潘季驯则强调“束水攻沙”，主张用堤防约束水流以增加冲刷力，减少淤积，体现出技术与自然的精妙结合。

黄河治理也催生出庞大的社会动员系统，如都江堰与引黄灌溉体系，不仅服务农业，还反映出古代中国“天人合一”“政通水利”的世界观。这种治水方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既体现了“民为邦本”的政治哲学，也体现出在面对自然灾害时，中国人长期积累的韧性与智慧。

因此，尽管黄河与尼罗河在水文特性上迥异，但它们都塑造了两大古文明共同的信念：人应敬畏自然、顺应自然，通过理解其节律与循环，实现可持续生存与社会秩序的延续。

“两个文明都强调对立统一——光明与黑暗、秩序与混沌、天与地之间的平衡。”薛江指出。在中国，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先秦儒家经典《易经》中。

“对立统一”是《易经》的核心哲学之一，其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阴与阳的互动关系。《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这两个相反而又互补的基本力量构成。阴与阳既相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这种动态的、流动的统一构成了宇宙运行与生命演化的根本法则。

《易经》强调“一阴一阳之谓道”，“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即任何事物发展到极致，都会向其对立面转化。这体现出“物极必反”的哲理，这与西方强调“对抗性”的二元对立是很不同的、

在古埃及，对立统一的理念则融于神话之中。象征生命、再生、农业与秩序的奥西里斯（Osiris）死后成为冥界之神，而象征沙漠、暴力、混乱和毁灭的赛特（Seth）是奥西里斯的兄弟和对手。神话中，赛特杀死奥西里斯，使世界陷入混乱。但奥西里斯的儿子荷鲁斯（Horus）与赛特斗争并最终胜利，恢复了秩序。这一冲突-恢复的过程体现了自然的周期：死亡-重生、干旱-丰收的循环逻辑，与阴阳的转化非常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荷鲁斯虽然最终战胜了赛特，并成为埃及合法的统治者。但在大多数神话版本中，荷鲁斯并没有杀死赛特：赛特被制服，要么被流放，要么被迫在太阳神拉的太阳船上服役，每晚帮助对抗混沌之蛇阿佩普（Apep）。这代表着玛亚特（Ma’at，秩序）的恢复，并非通过毁灭混乱，而是通过压制与平衡来维持宇宙秩序。

讲到混沌之蛇阿佩普（Apep），它是阳神拉（Ra）的宿敌。每当夜幕降临，拉便驾驭太阳船穿越冥界，而阿佩普则伺机吞噬他头顶的太阳圆盘，使世界陷入永夜。尽管拉每次都能将其击退，阿佩普却从未被彻底消灭。这场每夜上演的对抗，象征着古埃及人对宇宙秩序与混沌之间永恒斗争的理解——平衡并非静止，而是在持续的动态中维持。这一神话，凝聚着古埃及文明深邃的哲学智慧。

古埃及神话中，名为阿佩普的巨大蛇怪是太阳神拉（坐船上头顶代表太阳的圆盘者）的死对头（开罗埃及博物馆）

恰逢2025年为中国传统农历的“蛇年”，这一生肖在古埃及文化中也拥有深远的象征意义。

在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上，昂首的眼镜蛇代表着下埃及的守护神瓦杰特（Wadjet）。约公元前3100年，在纳尔迈（Narmer）统一上下埃及之后，瓦杰特的眼镜蛇图案与象征上埃及的女神奈赫贝特（Nekhbet）的秃鹫并列于法老王冠之上，象征国家统一与神圣守护。

图坦卡蒙金面具，上饰有眼镜蛇和秃鹫 开罗埃及博物馆 （Amir Makar 摄）

与之齐名的还有列涅努忒（Renenutet），一位主管食物与收获的女神，同时也是粮仓的守护者。在古埃及艺术中，她通常被描绘为一条眼镜蛇，或是一位头戴眼镜蛇饰的女性神祇。由于蛇贴地而行，古埃及人将其视为与大地母性密不可分的象征——既代表繁衍生息，也与冥界相连。在王室陵墓中，蛇的形象常见于壁画与雕刻之中，象征守护法老灵魂前往来世的旅途。

“两个文明都极为重视统一、精神信仰与死后的世界。” 薛江指出，“古埃及人相信来世的辉煌永恒——墓葬是灵魂的宫殿；木乃伊、护身符与《亡灵书》则共同守护亡者在冥界的平安通行。”

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现场展示的木乃伊棺椁 （高尔强 摄）

古代中国人内心深处同样怀有对永恒不灭的强烈渴望，这份执念深深扎根于他们的文化与信仰之中。在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的遗存生动展现了这一渴望的物质体现。考古学家在良渚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如玉琮、玉璧和玉钺等，这些器物被视为具有防腐保身、助力灵魂通往永恒的神秘力量。

到了西汉时期，雕工细腻、气韵非凡的玉龙和玉马同样作为陪葬品出现，承担起引魂升天的神圣职责。

汉代墓葬出土的玉龙（南京博物院）

一些学者认为，龙——中国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图腾——可能起源于蛇、鳄鱼，或两者兼具，因为鳄鱼曾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

在古埃及文明中，动物不仅是自然界的成员，更被视为神圣的存在。许多动物被赋予了宗教意义，成为神明的象征、化身甚至载体。这一信仰深深植根于古埃及人对自然的观察和宇宙秩序的理解之中。

古埃及的许多神明都拥有动物头部或直接以动物形象出现，这不仅是艺术表现形式，更反映了他们认为动物拥有神圣力量或象征特质。比如象征天空、王权、太阳和远见的荷鲁斯（Horus）是鹰头人身；象征死亡、木乃伊和防腐术的阿努比斯（Anubis）是豺狼头；象征家庭、守护以及温柔与激烈并存的巴斯特（Bastet）是猫头或全猫形象; 象征智慧、书写、月亮的图特（Thoth）是朱鹮头（或狒狒）。母狒狒则同时也常常象征母性，而尼罗河谷的河马因其凶猛被认为能够抵御邪恶，甚至被奉为女神。

这种人神合一的表现反映了古埃及人认为动物代表了自然力量的不同维度，而神明正是这些力量的集中体现。

同时，古埃及的动物崇拜：不仅是象征，更是信仰实践。 在巴斯特女神信仰盛行的城市布巴斯提斯（Bubastis），猫被视为神圣之物，伤害猫是重罪。很多家庭会饲养猫以求神灵庇佑。在孟斐斯地区，活着的圣牛被视为冥界神冥王皮塔的化身，一生受到王侯级待遇，死后举行隆重的葬礼。古埃及人对自然万物怀有深刻的敬畏和观察力，他们相信每种动物都具有某种超越人类的能力或本质：比如鹰能直视太阳（荷鲁斯的天眼）；猫在夜间行动敏捷（连接黑夜与神秘的象征）；朱鹮行为规律（图特的智慧与计算力）等等。

圣甲虫在古埃及文化中象征永生，这主要源于其独特的生活习性及古埃及人的宇宙观。圣甲虫，尤其是蜣螂科，滚动粪球并将其埋入地下作为幼虫的食物，这一行为象征“从废物中诞生新生”，寓意生命的循环与重生。古埃及人将圣甲虫视为太阳神拉（Ra）的化身，认为它滚动的粪球如同太阳在天空运行，象征光明战胜黑暗，生命永续。正因如此，圣甲虫形状的护身符广泛用于墓葬，作为保护亡灵顺利转世的神圣符号。

古埃及艺术的优雅与写实在动物形象的描绘中达到巅峰——艺术在此处最直接地拥抱着生命。象牙制的马鞭柄呈现出奔跑中的马形；化妆盒仿照野鸭的造型；狮形石质滴水嘴既是装饰，也是建筑的守护神。

神庙壁画中动物形象随处可见，狮身人面像就是人兽合体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选择饲养的动物往往带有宗教含义，甚至可能供奉在家中小型神龛中。而在丧葬文化中，许多动物会被制成木乃伊，与人类一同葬入墓中，以陪伴死者进入来世。

古埃及的动物形象——尼罗河和河马和作为容器的水鸟

古埃及玻璃圣甲虫（陈中秋 供图）

古埃及社会以法老为权力核心，由祭司、文士与工匠构成上层结构，农民与奴隶则处于社会底层。然而，在这套严密的等级体系中，女性并非完全被排除于权力之外。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例证——她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位以“国王”身份正式登基的女性法老，自公元前1479年至公元前1458年间独立执政。她修建了雄伟的代尔·巴哈里神庙，大力发展贸易，重启通往非洲邦国“蓬特”的远洋贸易航线，并维持国内稳定，被后世誉为最成功的女性统治者之一。

哈特谢普苏特像（图源：Getty Images）

在中国古代，与哈特谢普苏特相对应的女性人物或可视为商朝晚期的妇好。她生活于公元前13世纪，是商王武丁的王后。甲骨文记载显示，妇好曾多次率军出征，屡建战功，是已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性将领之一。她还主持重要的宗教祭祀，掌管国家礼仪，并在国家政务中发挥关键作用。她的墓葬于1976年在河南安阳被发现，随葬品极为丰富，其中包括大量玉器，显示她在生前地位之崇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殷墟妇好墓出土商代玉人

“这些开创性的女性让我们得以窥见两大文明的风采——既有惊人的共通之处，也展现出引人入胜的差异。”薛江说道。

今天，中埃考古学家的持续合作，正不断深化两国的文化纽带。自2018年起，中埃联合考古队持续在埃及南部卢克索的卡尔纳克神庙群中，对孟图神庙展开发掘。2023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牵头组建了中埃联合考古项目组，对开罗以南萨卡拉地区猫神巴斯泰特神庙遗址出土的约1000具木棺及相关文物进行整理、数字化扫描、影像采集与深入研究，并借助人工智能和数据库技术开展长期追踪研究与保护，最终将以阿拉伯文、中文、英文三种文字向全球发布研究成果。上海外国语大学埃及历史与艺术研究专家薛江博士，担任该项目中方负责人。

中埃联合考古现场，右为薛江

此外，两国还联合提名中国白鹤梁题刻与埃及罗达岛尼罗米特遗址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白鹤梁位于重庆奉节，是一块巨大的水下花岗岩石梁，以密布其上的水文题刻闻名，记录了自唐代以来的水位、洪涝与干旱信息，被誉为“中国古代水文年表”。而尼罗米特则坐落于开罗市中心罗达岛南端，是古埃及及中世纪用于监测尼罗河水位的重要设施，曾直接关系到农业税赋与灌溉计划。这两处水文遗址不仅体现了古代中埃文明对水资源管理的高度智慧，也为全球理解人类文明与自然关系提供了宝贵线索。

如今，一份古埃及—赫梯和平条约的复制品常年陈列于纽约联合国总部。这份条约大约缔结于公元前1259年，被称为《卡迭石条约》，由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国王哈图西里三世签署，被广泛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现存国际和平协议。

《卡迭石条约》——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现存国际和平协议（薛江 供图）

“联合国展出的这份复制品，是外交智慧与人类对和平不懈追求的象征。古埃及与中国都高度珍视和平。”薛江说。

“古埃及和中国给予我们的永恒启示是：文明不仅由石头与青铜铸就，更由远见卓识构筑。”他补充道，“两大文明都以独特方式探索生与死、权力与正义、自然与神性的关系，映照出人类最早的精神追求。正如滋养它们的河流依旧奔腾，它们孕育的思想也将持续流传，生生不息。”

上博埃及展展览现场（高尔强 摄）

来源：中国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