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有一个深度合作领域，复杂度超乎想象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体，也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中美之间的气候合作与竞争将成为全球各国的标杆和参照。

2021年4月22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世界地球日”之际邀请了包括中国、俄罗斯等38个国家的领导人及两位欧盟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理事会主席)参加为期两天的气候峰会，意图重建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并提高国际气候话语权，并借着呼吁设立更高气候目标为由向中国施压，甚至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合作同中国竞争。

中国则强调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开展全球气候治理，并“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可见，中国不仅没有在气候峰会上受到美国的影响和牵制，更不会被部分国家的减排新目标打乱自身的步伐和节奏。

在未来，气候治理问题将长期成为中美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虽然与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产业投融资等方面有希望进行有限的合作，但中美竞争对抗的背景与“全球绿色低碳经济战争”的环境在长期内不会改变。为此，中国必须深入分析和研判全球气候治理新局面以及美国的动向，提前开展气候布局，掌握全球低碳竞争的主动权。

拜登上任后便立即重返《巴黎协定》并急于召开此次气候峰会，表明美国正式宣告已重回气候舞台，并意图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

随着中国提出明确的“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且国内各部门开启碳减排全面布局，具备强大而高效的执行力，美国出于对霸权的维护，必然将在气候领域展开追进。在气候峰会上，美国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减排目标，计划于2030年实现温室气体相比于2005年降低50%～52%。配合此前拜登政府提出的2万亿美元涉及大量应对气候问题和推进能源转型的新基建计划中，足以体现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史无前例的野心。

但从实质上看，美国举办此次气候峰会的战略意图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在联合国《巴黎协定》外另起炉灶，按自身的规则重建气候秩序，以显示其气候治理的领导权；二是借高调宣布新目标计划的方式，削弱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国际影响力，防止将气候变化政策的国际领导者地位让渡给中国，实现对中国“绿色崛起”的遏制；三是向参加峰会的各国进行气候邀约，呼吁提高减排目标与资助贡献，修复自前任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后受损的国际形象与国际关系，重新组建“气候联盟”。

美国借助气候峰会设立更高减排目标的呼吁得到了部分国家的响应。具体来看，日本提出了2030年碳排放相比于2013年降低46%的减排新目标(比此前26%的承诺高出了20%)；韩国宣布停止为海外燃煤电厂项目提供公共资助；加拿大计划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相比于2005年的减排力度从30%提高到40%~45%；巴西承诺2030年实现50%的碳减排并在2050年比原计划提前10年实现“碳中和”；英国则最为激进，计划将在2035年之前减少78%的碳排放量，并提前十五年在2035年走向“碳中和”目标；此外，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在《欧洲气候法》达成的临时协议中也提出将2030年较1990年减排目标从40%增加至55%。

部分国家的减排新目标营造出了一股气候治理的国际紧张感。美国重回《巴黎协定》后再度入局全球治理，如何与美国之间开展气候合作显然是当下各国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而美国也希望通过“气候联盟”推动甚至胁迫中国提高自主贡献目标，以领导者的身份追求国际新型“气候霸权”。

从现实角度来看，部分欧美国家在气候峰会上的新目标多半只是高调的空口承诺，除了表达对美国的呼应以外，几乎没有切实有效的减排路径。而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则并未提出更新的自主贡献目标，从而美国以开展气候峰会为名施压与胁迫中国的意图并没有达成。

中国计划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具备减排绝对值上的重大压力，但在2030年“碳达峰”期间，此前提出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5%的相对值目标具备一定的过渡性质，不以牺牲经济发展换取短时的碳减排贡献。中国努力走绿色发展之路，本质上是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归根结底是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并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环境需求，而不是本末倒置地为了减排而减排，更不会以空谈目标的方式来提高气候治理国际影响力。

美国气候大使克里曾多次访华，中美也联合发布过《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表示“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全球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问题，使中美在气候治理领域存在利益重叠，并有望成为重启战略合作的起点。为此，中国对于中美气候合作可抱有一定的期待，具体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气候合作将缓解短期内中美紧张局势。当前，中美关系已经降至多年来最低点。在前任政府的极端对华政策下，拜登政府不仅要修补此前受到严重损害的国际关系，更要重拾自美国2016年退出《巴黎协定》以来停滞不前的低碳环保领域的国内政策与国际合作，重新与中国开展对话和交流。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前两大碳排放国，二者在气候变化上的行动举措与合作方式将成为世界各国的首要参考依据。

另一方面，中美有望在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上追求共同利益。低碳环保是超越国别的重要议题，而清洁能源和绿色发展作为世界经济升级转型的大方向，本质上并不存在国际的结构性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色彩。中美在绿色领域存在较好的合作基础，至少可以追溯到2010年中国部分省市与美国的绿色金融合作以及2016年奥巴马时期成立的中美绿色基金。未来中美在光伏、锂电池、绿色交通等领域均具备深化合作的前景，并通过国际绿色投资扩大本国就业岗位、提升贸易进出口。为此，中美在气候谈判中求同存异并探索符合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存在可能性与可行性。

尽管中国存在与美国探索绿色合作的可能，但从客观形势来看，只能开展有限度的、小规模的短期合作，具体而言。

一方面，中美在长期内将继续保持竞争和对抗的关系，这将直接影响气候合作的范围和深度。2021年4月13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开了2021年《美国情报系统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内容，其中将中国列为威胁名单的首位，并提及气候变化上“势均力敌的竞争”。气候治理关系到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随着低碳经济占据主流，国际气候利益冲突发生的频率将逐渐高于合作共赢。而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必然会成为冲突的焦点，不断削弱已有的合作基础。

另一方面，美国气候政策在长期内存在两大不确定性：第一，拜登政府执政存在窗口期，修复前任政府气候问题的过程使得新政策更难以开展，且继任政府亦存在完全推翻拜登气候政策的可能，从而使得中美之间长期而深入的气候合作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第二，美国对于气候承诺存在违约风险。在气候治理的历史上，美国不仅极少兑现目标，反而屡次毁约，例如2001年小布什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2017年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奥巴马政府时期曾同意向“绿色气候基金”提供30亿美元但实际出资10亿美元。拜登政府雄心勃勃的2万亿美元新基建计划在财政收入预期和执行力等方面饱受质疑，美国在没有发挥气候治理表率作用的前提下谈国际合作没有充足的说服力。

随着国际气候变化问题的日渐尖锐，气候治理已成为各国提升全球影响力和彰显国际领导力的新杠杆。在气候峰会没有达成牵制中国目标的基础上，中国应正确分析和看待美国未来可能进一步开展的阻碍和打压。

首先，美国或将通过“绿色贸易战”追求世界绿色经贸格局中的新型霸权。“碳中和”倒逼各国加速经济转型，使得清洁能源的使用与发展面临重大机遇，传统化石能源则面临或改造或弃用的风险，一场重组绿色经济贸易格局的重大转变即将出现。以石油资源为中心和纽带的“石油美元”霸权体系将逐渐衰落，以绿色低碳产业为重心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将逐渐成为未来支撑世界经济的主流。美国出于对本国霸权的维护，将积极投入国际“碳中和”之路上的战略合作、利益博弈、贸易竞争之中，在新大国竞争主战场中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

其次，美国或将通过“绿色技术战”对中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技术研发展开遏制。当前，各大国在围绕新兴绿色产业的研发竞赛中已纷纷开足马力，目的是尽早抢占绿色低碳产业链的上游位置，向其他国家输出生产标准。美国也正通过挖掘低碳技术创新的国际领先优势，将其升格至与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在中美低碳经济竞争中重要推动力，为后续的对外技术授权转让提供坚实基础，并可能对中国展开新一轮的“绿色技术战”，通过一系列技术禁令和企业制裁实现对中国的创新遏制。

最后，美国或将通过“绿色金融战”加大对气候融资与绿色资本流动的国际操控。世界经济的低碳转型升级使得国际资本将更青睐具备潜力与产能的绿色新产业，各国绿色产业的发展潜力与优惠政策将成为吸引外国优质投资者的新条件。与此同时，新一轮与低碳投融资相关的绿色金融博弈即将开启。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为华尔街银行设定气候影响的全球标准，财政部和监管机构正拟定加强要求企业揭露环境冲击的规范。由此可见，美国可能通过新的“全球标准”在绿色资本的国际流动中实现干预和操控，包括对绿色投资提出准入限制，或在绿色低碳相关股票和债券指数的成分股中加入或剔除中国企业以直接影响投资者的判断。

以碳中和为目标应对气候变化俨然已成为当下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最热门的议题，围绕气候治理展开的国际博弈亦越来越频繁，以碳中和与绿色可持续发展为底层逻辑的国际新竞争正在全面展开。中国在展现大国责任和担当的同时，应努力争取自身合理权益，时刻警惕美国的气候意图和动向。

首先，从近期美国的动作来看，中国应谨防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干涉中国内政之名开展气候制裁。此前在2021年，美国就所谓的“新疆问题”对中国光伏企业实施制裁，对新疆开展多晶硅禁令，佩洛西窜台更是直接揭示了美国侵犯中国领土完整、意欲分裂中国的企图，美国对华气候遏制行径对于向来排华与抑华的西方国家具备示范和煽动效应，引发气候制裁的国际效仿，并令气候问题进一步沦为政治手段，更可能进一步蔓延到对小国参与国际气候行动的“选边站”抉择之上。可见，气候政治开始颠覆过往“没有共同的朋友、只有共同的利益”的认知，美国在气候问题上开创了放弃共同利益、置人类命运共同体于不顾、视气候治理为国际政治手段的先河，这对于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21世纪全球碳中和目标而言可谓是最大的阻碍。

其次，气候变化与碳中和广泛涉及产业经济的诸多行业与部门，中国应警惕美国配合气候博弈所相关的一系列关税、贸易、金融博弈的联合开展。从美国近期动向分析主要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要警惕美国以碳排放总量为由开展道德绑架，美国向来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为由胁迫中国承担更多气候责任，认为中国是全球气候危机的罪魁祸首，勾连部分岛国就海平面上升问题向中国进行道德绑架。2020年9月，美国发布《中国破坏环境》事实清单就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环境问题无端指责中方。2021年7月，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呼吁中国提高碳减排速度，批评如果中国到2030年才实现碳达峰，则其他国家必须在2040年甚至2035年之前达到零排放才能弥补。二是要警惕美国抢占气候投资与绿色产业的标准定义权，此前美国专利审查部门早已开展专利审查改革，开展加速审查程序推动环境改善和能源节约等绿色技术专利的通过与推广，加快有关环境质量、新能源发展、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等发明专利申请以促进绿色技术发展，意图在碳中和时代占据绿色产业链的顶层地位，以实现“绿色卡脖子”。三是要警惕美国对华全面开展气候关税战、贸易战、金融战，2021年7月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正酝酿效仿欧盟推出碳边境税计划，2021年3月拜登政府考虑为华尔街银行设定气候影响的全球标准，此外美财政部和监管机构还曾拟定加强要求企业揭露环境冲击的规范，防止气候资金流入中国。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应主动争取气候话语权，谨防陷入国际舆论劣势。中国在气候治理上向来注重说到做到，普遍以务实为原则，始终坚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出发开展气候行动，从未将气候问题政治化。此次佩洛西事件中，中方的反制措施是对佩洛西窜台的正当合理应对，美国意图占领国际舆论优势、指责中国在“惩罚全世界”的论断毫无根据。从本质上来看，不干涉中国内政、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美建立合作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这其中更包括气候合作，中国应积极争取国际气候话语权，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低碳技术、清洁能源、绿色金融等表层领域的国际竞争，而是更深层次上的话语权规制权斗争。当前，在全球各国参与度越来越高的基础上，气候问题泛政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掌握气候治理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

自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思想以来，中国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纳入了顶层设计，开展了全球历史上最大的绿色低碳减排运动。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努力有目共睹，国际社会对中国气候治理成效和决心的无端质疑明显低于其他领域，但中国也应时刻谨防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开展的气候遏制与打压。面对佩洛西窜台和美国对华气候遏制行径，本书提供以下建议。

在开展一切国际气候事物之前，中国应当时刻看清美国的真实野心与目的，美国屡次将新疆、台海等问题作为对华筹码，未来同样也会将气候议题完全政治化。在过去数十年内的全球气候治理中，美国的承诺和美国的行动几乎从未匹配，美国说一套做一套的行径在国际社会上有目共睹。对内，美国自身缺乏气候行动力和规划力，气候政策朝令夕改，气候治理效率低、成效差。2022年6月，美最高法院裁决限制环保署监管碳排放权力，联邦政府难以限制发电厂碳排放，这令拜登政府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大打折扣。对外，美国过去承诺过的减排目标和气候资金援助几乎很少兑现，也曾先后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等重要气候协议。可见，美国从未以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作为开展气候行动的初衷，而是不断寻求自身利益并损害他国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因此，中国应充分看清美国的真面目，在气候问题上对美国保持清醒的认知，转而寻求更为切实的资金承诺和产业合作。

一方面，从人类与国际大局角度出发，中国不应在气候合作上与美国全面脱钩，应保持缠斗，努力将全球气候治理拉入正轨。中美是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体，也是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大国，要实现21世纪碳中和目标，离不开中美任何一方对气候治理作出努力，且中美气候合作动向将全面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与气候治理的未来走势。在气候问题上，中国并不可完全放弃气候合作的未来前景和潜在收益。对此，中国保持对美国的气候缠斗，以气候共同体作为长远目标开展持久战、拉锯战，不断敦促美国在气候合作上拿出足够诚意，停止对中国的政治挑衅、停止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气候问题上与中国相向而行、与世界可持续发展潮流保持一致。中国还应令美国意识到，中方对佩洛西窜台的气候反制措施并非以中美气候脱钩为目的，核心诉求是美国应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将气候合作独立于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斗争之外。同时，中国应积极发展气候盟友，可借助“一带一路”绿色投资等战略联合其他重要国际力量，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持续注入新动力，努力获得国际社会的肯定和响应，带动全球气候合作进入互利共赢的正常轨道。

另一方面，中国应将气候合作作为对美竞争和钳制的筹码，在绿色产业上实现对美制衡。当前，国际上光伏、储能、新能源等产业的上游原材料供应对中国的依赖仍然较大，部分西方国家还无法实现清洁能源产业链的自给自足，缺乏能源独立性。美国对华实施光伏禁令等气候制裁措施不仅不利于美国自身的绿色产业健康发展，更损害了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进程。对此，中国面对美国气候政治手段，应考虑将气候合作作为钳制美国绿色转型与发展的筹码，在全球碳中和进程中实现对美绿色产业制衡。构建绿色产业链价值链离不开“绿色全球化”的实现，中国应积极把握全球绿色一体化中的重要机遇，合理利用产业链优势地位。

西方国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实现碳达峰，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尚未实现，仍担当“世界工厂”角色，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仅有30年，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70年，减排形势相当严峻。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就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能否在气候治理上获得国际影响力，并不取决于减排承诺的大小，而应取决于对自主贡献的执行力。面对全球气候治理与博弈，中国应坚持自己的目标，团结可以团结的盟友，积极维护本国切身利益，做好阶段性的气候治理全面布局。

首先，中国在短期内应布局“气候舆论战”，掌握气候治理的全球话语权。中国在推动低碳减排的过程中不得不以部分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中国既要表达自身的减排决心和自主贡献目标，也要对外多提中国低碳发展的巨大付出，不断提升国际公信力。因此，在短期内，中国应积极布局气候低碳领域的舆论战，努力提升气候治理的话语权威，不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舆论指责与牵制。

其次，中国在中期内应布局“低碳技术战”，开展气候治理相关产业政策调整与技术成果转化。具体而言，应广泛建设绿色创新重点实验室和基地平台，建立绿色成果转化市场，对开展绿色高新技术的初创企业提供资金上的政策支持，设立绿色科技创新基金与绿色技术产权信息服务平台。同时在国际市场中要提前预防美国可能在低碳技术方面对未来中欧绿色合作展开的破坏和阻挠。

最后，中国在长期内应布局“绿色发展战”，走不被他国牵制的“中国模式”。在气候治理谈判上，中国应秉持着“美国先行”的原则，美国有义务率先实现自身承诺的气候目标。气候峰会反映了美国可能将气候问题作为限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但未必会将自身带进减排困境，若美国未能如期兑现气候承诺，反而进行回避与逃脱，将令其他国家陷入低碳竞争的困局。因此，中国要在长期内走好“中国模式”，将低碳经济转型作为提高国民经济发展质量的方式，而不仅仅将气候治理当作国际谈判与博弈的政治筹码，更不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约束和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