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鬼子一听说八路军要会餐心里就发毛？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吃什么？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总体上看，八路军、新四军的伙食水平是比较低的，主要是五谷杂粮，小米、高粱、玉米、黑豆、土豆等，也有白面和大米。在抗战的不同时期，也不太一样，总的看，越往后越好。而条件好的时候，八路军、新四军也有肉吃。当时小鬼子最怕八路军吃肉，这是怎么回事？请往下看……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主食以黑豆、小米、高粱米、玉米为主，副食则或有或无，有也是以野菜为主。据晋察冀军区供给部部长赵镕回忆：“有一段时间部队吃黑豆、吃野菜，而且连食盐都没有。指战员们由于营养不良，体质下降，夜盲症突增，以致早操都坚持不了。由于黑豆不好下咽，不好消化，部队后勤工作人员就想方设法把黑豆做成豆腐，生豆芽，煮豆粥，再配上野菜吃，并设法到敌占区采购食盐，同时发动群众制小盐。”

八路军战士的伙食经常只有小米饭，没有菜

有时连黑豆都不能保障，部队普遍以菜代粮，采树叶、挖野菜，掺和些谷糠、豆饼、玉米面等做成饼子或团子，这就是当时经常吃到的主要食品。没有菜吃，就到山上、河边去挖野菜。如果打到了野猪、野鸡，就可以打一次丰盛的“牙祭”。

到达宿营地后，炊事员立即安锅做饭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三旅政委曾思玉在回忆录里写道：“在抗日战争时期，部队的生活的确艰苦。部队常常用咸菜甚至盐水下饭，餐餐吃高粱面窝窝头，取名叫‘钢盔’，不仅黑，而且难以下咽。有时煮黄豆和黑豆吃，弄得肚胀拉稀。至于以野菜树叶充饥那是常事。”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供给部部长范子瑜回忆：“部队的粮食定量是1斤半，实际上吃不到1斤半。有的只有吃黑豆，用黑豆磨面糊糊喝。黑豆本身营养少，吃了消化不良。吃的菜也是黑豆做的，豆芽、豆腐，油水很少。那时人的面目，二三十岁的人看上去像四五十岁。”

 八路军炊事员背着行军锅随部队转移

据一位老八路回忆：“我一生参加过大小战斗160多次。当年抗战时期，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抗日根据地只能吃到黑豆、树叶和野菜，在这种艰苦的时刻，军民关系依旧很好，八路军摘这棵树的叶子吃，另一棵树的叶子必定要给老百姓留下！”

八路军的伙食困难，除了根据地条件艰苦、日军“扫荡”封锁，也与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政策有关。贺龙司令员在晋绥军区建军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一九四七年九月）就指出：一九三九年，阎锡山公开提出“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赶走八路军”。

八路军某部吃饭，没有餐桌和凳子，大家就蹲在地上吃

而地处江淮的新四军情况也好不了多少。1939年春，新四军彭雪枫部驻永城、亳县之间的书案店。时值春荒，部队宁愿少吃，不肯多征粮食，以减轻人民负担，因此多以红薯干、高粱面掺糠菜之黑馍为食。据张震上将（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参谋长）回忆，1939年春新四军游击支队开辟豫皖苏根据地时，能吃到红薯干、高粱面窝窝头，就很不错了。大家风趣地把红薯叫“无产阶级香肠”，把黑乎乎的窝窝头叫“猪肝”。

新四军四支队每人每天伙食费只够吃上一干两稀，一周很难吃上一次肉。连支队领导也和战士吃一样伙食，偶尔加个把菜，也不过是炒几个鸡蛋罢了。1940年吃粮也发生了困难，战士1天要吃2斤面粉，实际上只有1斤半左右，主要是杂粮、黄豆、绿豆、山芋。这些东西吃不饱，又难消化……

说到这，不能不提新四军的“云岭锅巴”。新四军住在群众家里，与群众同甘共苦，关系十分融洽，主人忙的时候来不及煮饭，就将家中储存的锅巴拿出来当饭招待战士们。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能吃上香喷喷的锅巴就很不错了。战士们对锅巴情有独钟，编了一首顺口溜：“云岭锅巴香又脆，吃进嘴里真得味，储存携带又方便，我们的口粮好宝贝。”1940年10月上旬，日军万余人对新四军驻云岭军部和驻皖南部队进行大“扫荡”。新四军领导叶挺、项英当即决定，大量收购老百姓家的锅巴当干粮，以解决战斗时的吃饭问题。听说要打日本鬼子，云岭地区家家户户纷纷主动拿出家中所有的锅巴，无偿捐献给新四军，妇抗会会长张素莲组织几百名妇女赶缝了几千条布袋子，装上锅巴让战士们捆在腰间。

1941年至1942年期间，由于敌人疯狂“扫荡”和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封锁，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毛泽东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的报告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部队生活极其艰苦，许多部队断了粮饷供应，一天两餐，有时一天一餐，有时靠黑豆渣子、地瓜秧充饥。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号召边区军民更加努力地开展生产运动。

在1940年至1942年冀东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战士们喝冷水，吃炒米，过着艰苦的生活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二旅四团政治委员吴岱回忆：“为了粉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扼杀抗日力量的罪恶企图，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抗战，我们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了提高生产效益，团里还专门成立了150多人的生产队，仅1942年春秋两季就收获蔬菜2万多公斤，高粱6539公斤，收的大白菜够全团吃4个月的。生产队还自建了作坊，把花生、黄豆榨成油，除用来改善部队生活外，还支援地方政府。”

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过节时，全团各连把做好的饭菜都端到大操场上搞评比，看谁做的饭最好、菜最香，是否达到了要求。团首长一个连一个连地检查、品尝，有夸奖，也有批评，促进了部队生活的改善。

战斗间隙，八路军战士们在战壕内用餐

大生产运动模范——八路军三五九旅，随着生产发展，生活不断得到改善。1942年前，部队每天只能吃上两餐，而且是掺和南瓜、山药、蔬菜、小米的杂合饭，1943年起改为3餐；副食由之前的每人每天5钱油、5钱盐、1碗菜都难以达到，提高到6钱油、6钱盐，2菜1汤，每月猪肉4.5斤，还有其他禽畜肉食，逢年过节饭菜更丰美。

 八路军战士在蒸枣糕

为保障抗日部队连续流动作战时有干粮吃，八路军野战供给部粮秣处根据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示，在山西省辽县西崖底村附近的山沟里，用半年的时间建成干粮厂，有职工30多人，分磨面、制糖、烤饼3个组，有水磨、铁锅、瓷缸、烤炉等简陋设备。经多次试验用土法制成发面饼，烤干后切成小方块，形似饼干。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生产军用干粮的尝试。1941年秋，彭德怀由杨立三陪同视察了饼干生产情况。同年冬季反“扫荡”，工厂人员和设备进行了疏散、隐蔽。至1942年5月恢复生产，每月产饼干1万斤左右，全年共计8万斤，供给部队和军工单位。由于军用干粮食用方便，很受部队欢迎，供不应求。

冀中八路军开饭了，看不清吃什么，但是一个班有好几个菜，已经相当不错了 

新四军第二师总务科长郑重在回忆文章里写道：“生产搞起来了，生活得到了改善。蔬菜旺季可自给，肉食也解决了一部分。那时，政治部机关早上不但能吃到白面馒头，还常常吃油条，喝豆浆，每周可吃到三四次荤菜。”由于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生活得到了保障，干部战士身强体壮，斗志旺盛，掀起练兵热潮，大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新四军第四师九旅战前给养准备，通常有生熟两种。生的主要是面粉和大米，由个人灌面袋（约二寸口，四尺长）携带，每人一条。熟食有炒面、大饼、馒头等，一般是一天的量。当战斗不能速决时，由炊事班统一做包子、油饼、糖稀粥等，向前沿送给每个战士。

很多人觉得八路军生活那么艰苦，哪有肉吃？其实，八路军生活艰苦不假，但是在条件许可时，也可以尝到荤腥。

电视剧《亮剑》里有这么一个片段：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让炊事班炖了一锅猪肉，然后给全团战士下令，只要能将他打倒就可以吃肉，以此来提高大家训练的积极性。应该说，这不是瞎编，当年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骑兵团就流传着一首歌谣：

“练兵生产真紧张，下了课堂上操场，马上马下人人忙；油房粉房豆腐房，大肉块子白菜汤，稀饭米汤和豆浆；人强马壮士气旺，誓把鬼子消灭光。”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三旅政委曾思玉回忆：“各级干部有带兵的经验，平时伙食费节约下来，由司务长保管，到过年过节或打仗时，买猪、买羊杀了会餐，尤其打仗前有条件的均要会餐，这几乎成了规律，无怪乎朝城的敌人把八路军会餐当不祥之兆，作为分析我们行动的主要根据，这在我们缴获的敌伪文件中就有记载。因此我们到部队去，战士们曾煞有介事地对我们说：‘首长，什么时候打仗，我们想吃肉了。’我们说：‘你们认真练好杀敌本领，仗有你们打的，吃肉不成问题。’”因为打了胜仗之后，民主政府、抗日群众团体就发动群众慰问人民子弟兵，送猪、羊、鸡和蔬菜等给部队改善生活。

那首著名的《拥军秧歌》唱道：“猪啊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呀路军。”就是当时人民群众慰问八路军的真实写照。

给八路军送来农产品慰问的老百姓。鸡和鸡蛋，在当时都是极其贵重的物品

1939年上半年，八路军总供给部在冀南阳邑和营头镇分设两个采办处，各部队都办了合作社，直接采购物资。由于物价低，加之部队的养猪、种菜收益也较好，所以供给情况是比较好的。平均两天可以吃一顿白面，一周可以吃一顿肉，而且伙食还有结余，许多部队每月可以分到三、四角伙食尾子。

 1939年4月，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举办取得齐会战斗胜利的“庆功宴”。当时贺龙师长规定，每个班必须10个菜以上，有鸡和红烧肉等，但严禁喝酒。照片中间便是贺龙

1944年，新四军生产运动搞得较好的单位，每人每月可吃到2斤半到3斤肉，每天能吃到6钱油、5钱盐；较差的连队，每人每月也能吃到1斤半至2斤肉。前方部队大多数的伙食单位每月杀两口猪，过年过节，猪、鹅、鸡、鸭连吃几天。  

新四军比国民党兵吃得还好？！可能吗？

这是一位既当过国民党兵，被俘后又当了新四军的老战士邹云起的亲身经历。

邹云起是皖东人，1944年参加新四军，曾在新四军第二师四旅供给部、华东野战军二纵四师、第三野战军二十一军六十一师、二十一军部任职，1953年3月参加志愿军入朝。

1944年，16岁的邹云起被抓去当壮丁，送到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十挺进纵队（师）第三支队（团）第二大队（营）第六中队（连），当了一名小兵。

他回忆：“来到六中队当兵后，首先遇到的是挨饿。一日两餐粗米饭，量少吃不饱，菜是白水煮青菜又很少一点油，每到夜晚真是饥饿难熬。其次是穿衣，发下的灰军装又短又小。我年龄小人又瘦衣服还可以穿，一些大个子弟兄们裤脚只掩到小腿肚下面。第三，经常遭受打骂，班长、排长、连长都打人，稍一不慎就踢你一脚，打你一拳。我虽未被打过，但挨训受骂不少。”

半年后该部与新四军打起来了。邹云起和300多人一起当了新四军的俘虏，随即就参加了新四军。

来到新四军后，他终于能吃饱饭了。几十年后，邹云起对比自己在国民党军和新四军中的生活，列出了一张表，其中关于生活方面的内容第一项就是吃饭：

新四军：一日三餐保证吃饱，一周改善伙食一次，逢年过节会餐，生活比较好。

国民党军：一日两餐，经常吃不饱；油水很少，根本不改善伙食。有时在野外偷老百姓的玉米、黄豆、红薯、花生吃。

 新四军第三师在江苏阜宁开展生产运动

新四军第二师供给部长胡弼亮的回忆文章也提到：“通过农副业生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部队的伙食。后方部队蔬菜可以自给，每月一个连队可杀一两口猪。连队伙房开展竞赛，制订菜谱，一个星期不吃同样菜。过年过节可以很好地改善生活。和开展生产运动以前相比，部队供应情况大大改善了，增强了战士身体素质，和国民党军队士兵面黄肌瘦，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