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侨故事 | 悠悠桑梓心 拳拳报国情
陈毅明，致公党厦门大学综合支部原主委，厦门市华侨博物院名誉院长，海南琼海人，1935年出生于新加坡，1953年回国，先后就读于集美中学和厦门大学，1961年-1989年在厦门大学任教，1990年调入华侨博物院，潜心研究、传承嘉庚精神，1999年退休。
回到新中国，我的无悔选择
我小时候颠沛流离，随父母辗转于新加坡、北婆罗洲和廖内群岛的七八个地方。11岁才到新加坡星洲幼稚园附小就学。因家境贫困，15岁就在阜安布伞行做工，但求学读书的渴望从没有消减过。在老师李鸿江（集美师范毕业）和马来亚共产党员冯增贤的开导下，我不再心里苦，也不再读《苦儿流浪记》之类的书，而开始涉猎西欧、俄国和苏联的文学著作，曾有过朦胧的作家之梦。我家住咖啡店二楼，晚上九点关灯，而我在10点之后才有时间看书，好在半片窗外的路灯够亮。工余时间我在醒华夜校学习，到益群夜校成年识字班当教员助理。读那些书，接触那些读夜校的哥哥姐姐们，打开了我认识世界的眼界，使我接触到左派和民主革命观念。我崇拜陈嘉庚，同情反殖民统治运动，赞叹共产党人的刚强意志，向往五星红旗飘扬的新中国，强烈的情感催生了我回到祖国的热望。
我在布伞行的女工中年纪最小，1952年，受一位在夜校搞“工运”的中学生影响，我联合十多位工友要求老板给女工在三八妇女节带薪休假，并带这些工友到老板的汽水厂参观，在那里讲“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醒华夜校两周年庆时，我上台演讲，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炸烂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就在这一年，我被扣上“与共产党有联络，触犯《紧急法令》”的罪名，先后被关押在中央警察局、西罗敏女牢和巴生集中营，经历了1年又14天的牢狱生涯。被监禁期间，当局曾派人动员我去“感化院”，接受感化以获优待和自由，被我拒绝了。在狱中，我从狱友们那里学会用秘密方式传递歌谱，从《你是灯塔》《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中吸取养分，毅力求光明的音符总在胸中荡漾着。
在被“遣送”出境前，英殖民当局让我选择“去中国台湾”还是“红色中国”？我毫不犹疑地回答：回到新中国！
1953年7月22日，18岁的我和300多名难友同时被警察押上开往广州的遣送船。“久在樊笼里”的我和同伴一起挥舞着国旗、党旗，望着祖国的方向，许下庄重的誓言——赶不上参加祖国的解放战争，就参加祖国的建设。
1953年在“大伟健轮”上，被遣送回国的难侨难掩兴奋挥舞红旗，陈毅明为右侧举旗者。
在广州石牌难侨招待所，我一开始就登记就业，想和绝大多数难友一起去华侨农场。难侨招待所的干部们却耐心地劝导我上学读书，并安排我补习功课，参加了全国华侨学生的中学统一考试。结果被录取读初中三年级，而且有五地可任选。我毫不犹疑地选择去陈嘉庚先生的故乡，去我启蒙恩师李鸿江读书的地方——集美中学就读。
校主陈嘉庚1918年创办集美中学，规定南洋华侨小学毕业生，有志回国前来就读的，持有新加坡本店介绍函，概行收纳······此例为优待华侨派遣子弟而设。此例永不废。因有此例，集美中学成为“侨生摇篮”。1953年9月29日，我成了她的学生，也成了改变我命运的摇篮。
我没有家庭经济来源，学校给伙食费8元，生活费2元。住校起居有老师照顾，功课跟不上，有同学帮助。同学们绝大多数是来自东南亚的侨生，他们和我一样，向往新生的共和国而来，为把自己锻造成祖国的栋梁之材而来，朝气蓬勃，团结友爱，青春的活力洒满校园。1955年初，“鹰厦铁路青年志愿筑路队”招募队员的消息，又激起我当祖国建设者的躁动，一连五次提交参加筑路队的退学申请，但都没得到批准。叶振汉校长特意找我谈话，告诉我建设社会主义是有许多方面的，并不是要所有青年人都去建铁路，要做有远大抱负的人，安心学习，将来用学到的知识建设祖国。志当存高远，从此我读书更勤奋，终于在1957年考上了厦门大学历史系。
陈毅明在中央电视台和新加坡媒体上解读嘉庚精神。
大学期间，上课、下乡、炼钢······我不只学习成绩好，而且得到多方面的磨练。1961年毕业后留校，相继被安排在厦门大学历史系、科研处工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我曾几次受过冲击，同时也得到过特殊的保护。与贫下中农“同住、同吃、同劳动、同床共被”，到水产造船厂当翻沙工，操起风钻机挖防空洞……丈夫、孩子、家庭也得关照着。艰辛的经历让我学会坚韧，提升了生活能力。1972年厦门大学复课，我被调到教务处，1979年厦大历史系东南亚史教研室恢复，系主任陈在正认为，我是归侨，对华侨有感性认识基础，于是安排我开设华侨史选修课，从事华侨史研究。与此同时，我搜集整理陈嘉庚资料，将陈碧笙教授的初稿，扩充完成了《陈嘉庚年谱》，这是我参与学术研究的第一部作品，也让我对校主陈嘉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与厦门大学毗邻的华侨博物院，是陈嘉庚先生创办的，是当年“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华侨历史博物馆”。我多次带领学生去参观学习，明白了陈嘉庚创办华侨博物院的宗旨，发觉那里缺少专业人员，陈列陈旧，便决意去那里工作。1990年，我调任华侨博物院副院长，主持院务，在知命之年开启了新征程。凭借自己的侨史知识和坚守陈嘉庚文化教育遗业的执着，我坚决阻止了华侨博物院商业化，丰富了收藏品和展示内容，也初步带出一个有凝聚力、有活力、有侨史研究成果的学术队伍，使华侨博物院呈现出更为鲜明的专业特色。
我的生活和工作，总关联着“侨”。“侨”在我眼里，更在我心中。我是以东南亚华侨、以新加坡时代特征为背景解读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所以，有幸于2007年5月5日、6日，应邀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我心目中的陈嘉庚》，国内外许多观众是第一次听到陈嘉庚的故事，反响挺大的。当我应邀去新加坡时，讲演的题目就定为《新加坡成就了陈嘉庚》，介绍陈嘉庚从小小集美渔村的小小少年，成长为一位大写中国人的新加坡因素，及其对新加坡的历史贡献与现实价值，《联合早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对我的专访。随后，新加坡加大了宣传陈嘉庚的力度。
陈毅明与百岁南侨机工罗开瑚合影。
“致力为公、侨海报国”是中国致公党的宗旨，也是我的人生选择。1985年3月，致公党厦门大学支部正式成立，支部主委、厦大物理系陈国川老师于1986年12月介绍我加入了中国致公党。从此，我在政治身份上有了一份归属，更多了一份责任，自觉从“侨”的角度履职建言参政议政。我参与起草的关于“筹备陈嘉庚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和“支持厦门大学进入‘211工程’”的建议被省人大采纳，我对厦门市的侨务工作提出的重要建议也都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我知道印尼华人唐裕先生是一位“民间大使”。1998年8月，印尼处在严重暴乱中的一个午夜，我接到他家人的电话，觉得这是印尼当局肯定华人的新姿态，立即向致公党中央联络部汇报，并根据指示，以个人的名义支持唐裕先生接受印尼政府颁赐特等功臣勋章。2023年8月，唐裕先生个人收藏的重达5吨的文物由其后人赠送给华侨博物院，我为促成此事，也是不吝心思的。
我身为归侨，力所能及维护侨益，也是应尽的义务。1998年，一位南侨机工去世，他女儿被不让报销医疗费用，找我求助。我意识到，光在云南有关的大会上呼吁是不够有力的，要尽快推动南侨机工群体回国服务抗战的政治认定。随后我又作了进一步的走访，2000年2月，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我将整理的南侨机工历史地位材料分别寄往海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福建各地侨联以及中国侨联，推动南侨机工政治认定和解决经济待遇问题。经过各方多年的努力，南侨机工获得了应有的荣誉，生活待遇也得到了提高。回首30年的奔走、呼吁，尽了绵力，于心可慰矣。
致公党厦门市委会专职副主委李瑞盛（右二）等看望陈毅明。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我见证了国门内外的无数变迁，经历了几十年来的人生起伏，感觉幸福满满的。祖国的滋养，致公党组织的眷顾，各个阶段遇见的贵人，或指点迷津，或扶掖而行，以至于有今天的我。
岁至耄耋，鲜艳的红旗仍在我心中飘扬，无怨无悔，无愧于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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