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士同：《田野的风》散文集（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美国南方出版社让中文出版走向世界舞台 *

作者自幼喜欢文学，从十四岁开始就学着写诗写散文写小说，但正式发表作品却已是三十多年后，20 世纪70 年代末的事了。不过那些年作者的精力都放在诗歌和小说的创作上，眼睛总是盯着那些颇有名气的文学刊物。大约到90 年代初期，有几位文友劝作者给报纸写写稿子，说报纸的读者多，发表得快，影响自然也就大。于是，作者就开始给本市以及外地的一些大小报纸副刊写些短文，大多千字左右，长点儿的也就两千多字，俗称"豆腐块"。 

作者从一大摞"豆腐块"中选出一百多块，散文、随笔、杂文什么都有，请两位年轻的朋友帮忙运作，编出了这集小册子。文章虽短，但都是作者自身亲历，平日的所思所想，汇集在一起也不啻一部"自传"。

目录

田野的风/倾听自然/天籁/冬夜/智者乐水/山的那边/雀巢/屋檐/月台/月夜/陌路/夜行/野趣/听雪/茶韵/遥远的炊烟/说“天然”/月白风清一草堂/水和空气/苏堤随想/与水同行/不凑热闹/桥的断想/忆念三峡/客家土楼/吴山旅次/品茗西湖/河坊街一瞥/夔州怀杜甫/鬼城拾零/青冢和成陵/为何要在敖包相会/水乡不乡/月的中国/我思念南方那片多情的土地/蒲扇/草帽/水的困惑/草香/种植还是砍伐/小草在哭泣/各得其所/走出故土/芳草碧连天/乘车史话/远去的自行车/想起了打麻雀/由“瓜菜代”想起的/撒谎累不累/赞美母语/书缘/读书的愉悦/礼书/漫话书信/说“说话”/春联/酒中三昧/一瓶酒的遭遇/说“味儿”/重在过程/教堂和寺院/美丽的忧伤/病中杂感/儿子圆了父亲的梦/阅历也是一种财富/节日的氛围/天涯咫尺/地铁书店/文学的尴尬/浦东印象/“专家论证”与知识分子缺席/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该富/平静地步入21世纪/六十感怀/快乐老太/票友/济人以艺/节俭是一种习惯/套袖、顶针及其他/我是纳税人/选择的必要/寻找陌生/名人杂谈/姓名和称谓/非得将对方驳倒吗？/风味小吃/遭遇小偷/呼唤良知/由“肥猫”想起的/人性之恶/可贵的怜悯/修史与读史/《出师表》与忠义崇拜/为何下跪/也说“宫廷戏”/何谓“英雄”/“9·11”周年祭/哀悼斯大林/我读武侠小说/品诗/信马由缰/如此选举/剖腹并非谢罪/火气与血性/怀旧与忏悔/正常与反常/真假/“买椟还珠”新解/劳动的简单与复杂/千万不要忘记“拿来”什么/烟史钩沉/远离香烟/人情种种/亲兄弟，明算账/墙、门和路/富贵未必如浮云/想起了两首歌/学会拒绝/（拾遗）治学的严谨与诚信

八十感怀 （代序）

再过些日子我就满八十周岁了。由于历法有“阴历”和“阳历”之分，或者说“公历”和“农历”之分，而一个人出生那天的“阴历”和“阳历”的日期，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是很难碰巧凑在同一天的。那么，究竟应该在哪一天给自己过生日呢？无论是国家法规还是国际惯例，人的年龄都是按照阳历也就是公历来计算的。不过，我们家一直是给我过阴历的生日，因为母亲只记得我的阴历，以致七十年前给我报户口时，她老人家报的就是“辛巳年腊月十三”出生；而派出所的户籍员“阴阳对照”，只对上了阴历的辛巳年是阳历的1941年，而阴历的腊月十三，却顺手写成了阳历的12月13日。于是，我的出生日期就这么“阴阳交错”，成了“1941年12月13日”，待到几十年后办理“居民身份证”，我的身份证号码也就只能将错就错了。

鉴于庆生的日子阴历和阳历很难碰巧在同一天，所以多年来往往是家人给我过阴历的生日，而我跟朋友们在一起便过阳历的生日了。这么做挺好，可以找理由多乐和一天，多吃顿好饭。可我如今眼看就八十周岁了，怎么也该确定个准日子吧？记得二十多年前，女儿离家去了北京，她过生日（他们这代人当然是过阳历）的那天，还没等我们去电话祝她生日快乐，她已先把电话打到家里来了，跟她妈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妈，感谢你二十年前的今天生下我，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她妈听了好感动，当然我也很感动——这才是真正的给自己过生日呀！八十年前是我的母亲让我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么若谈及生日，既然母亲只记住了我出生的阴历的日子，那么，我的生日是不是就应该在阴历的这天过更合适呢？

“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八九十岁乃至百岁老人并不鲜见，但我能活到八十岁则是年轻时绝对没想到的，于是就不由想写点什么。写篇《八十自述》？但此题似属传记性质，我一介草民实在没有资格立传。记得二十年前的此时，我曾写过一篇《六十感怀》的短文，发表在2002年1月21日的《青岛晚报》上。写那篇文章时我挺高兴，因为我退休了，再也不用每天准时上下班（有时还要加班），再也不用受“单位”的管束了，真有点“解放”了的感觉。我当时想，我这辈子虽碌碌无为，但毕竟整天都在忙碌，留给家庭的时间太少，欠老婆孩子的太多；如今退休了总该有时间弥补一下，为他们做点什么了吧？想得挺美，但后来却并非如我所愿，因为他们似乎并不需要我，尤其是孩子，就怕我去干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我还想，退休了就有足够的时间外出旅游了，尽管年轻时去过不少地方，可还有许多好地方没去。这点儿孩子倒是很为我们作想，甚至连费用都经常由他们出。我还想，退休了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有晚上才属于自己，才能读书和写作；而是每天的24小时都可以自由支配，这就有足够的时间读我想读的书，写我想写的文字了。别说，二十年来就这两点还算如愿，并且在不停地读、行、思、写之中，认知也就随着不断地改变和提高；并于不断地自我否定中，完成自我启蒙。

回想我的思想历程，认知的第一次重大改变大约是在1968年，那一年我读了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部书许多人都读过，不少人都说对自己影响颇大。别人受到了哪些影响，我未曾过多关注，而对于处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我来说，却是一次难得的幡然醒悟，终于“觉今是而昨非”。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学会了独立的思考，并把“自由”当作了自己毕生的信条。恰如梅里美笔下的那个吉卜赛女子说的，“作为罗姆，你有权杀死你的罗米，但卡尔曼永远是自由的”。两年后我在酬答一位老同学赠我的《水龙吟》中曾写道：“拂袖而去：书生意气，功名羁绊。”——之后的五十年里我大约就是这么践行的。然而，要想改变和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和水平，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在一个信息相对闭塞的环境里。所以，我在传统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外，又加了一条“识万种人”。当然，在20世纪70年代，要想做到这三点也并非易事，好在家里尽管被“扫四旧”扫走了不少书，但毕竟还给我留下了一百多册，朋友中也有不少“私藏禁书”的，再就是想尽办法去借当时“内部发行”的书刊看。至于识人，我更是什么人都结交——尽管本人已处于最底层，早已被主流社会抛弃，但出于习惯的认知，对某些同样被主流社会所遗弃的人，还是有些顾忌的，并保持一定的警惕和距离。但渐渐的，我发现他（她）们并不像人们所非议的那样，他们的人品并不比其他人差，甚至比那些自诩革命的人更有人情味，至少在人际关系上，他们能够守住做人的底线。与他们的交往，让我对人性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改变了以往对所谓的“阶级性”的认识。1969年7月到1970年6月，是我一生中最困厄的一年，漂泊不定，身上几无分文，几度在苏南苏北流浪，可以说是走投无路。倘若不是江南的这些旧识或初遇的朋友帮助，我怕是很难度过那一个个难关，迎来“柳暗花明”的。然而，我似乎依旧眷恋我的文学，无法化解我的文学情结，但凡有机会还是愿意结识文化层次比我高的人。尽管那是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我却毫不在乎地四处拜师寻友。如此说来，最值得庆幸的，应是那些年我拜见与结识的一些“牛鬼蛇神”——几度罹难或一直被冷落的专家、学者和诗人。就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今天，与他们几十年的交往，令我深受教益。我在文学创作上之所以还多少做出点儿成绩，跟他们的教诲与帮助是分不开的。对这些如今或已作古或还健在的长者，我毕生都持弟子礼。

我在文中一再强调“认知的改变和提高”，所谓认知，用当今时髦的话说，不过就是人在认识客观世界时的一个信息加工过程，是对各个范围内事物规律的总结。可见，认知的基础实际上就是“信息”：一个人认知能力的强弱和认知水平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他获取信息的来源与渠道和他获取信息的多少与真假，继而取决于他感觉的敏锐，取决于他是否具有理性和思辨的能力，在“加工”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总结”的过程从头到尾是否符合逻辑。由于我自幼喜欢文学，所读多为文学作品，尽管文学作品可以陶冶人的性灵，让我们在审美愉悦的同时，形象而深刻地了解社会、认识生活，而对诗意的捕捉又可以培养我们对事物和语言的敏感，这些都是提高认知所不可或缺的；但是，对形象的审美毕竟是以感性为主，况且那时所能读到的文学作品又大多是经过筛选的，信息来源的“渠道”实在太有限了。这也许正是为什么在那个年代，《第三帝国的兴亡》会猛击一掌似的触动我，而读到几本“内部”书刊竟令我如获至宝了。自“新时期”起，虽然文学繁荣起来了，但如果阅读和写作仅限于文学，认知依然难以有根本性的改变和提高。中国历来就文史不分家，陈寅恪先生还因此提出“文史互证”的治学方法。但文史不分家了，文学也好，历史也好，似乎都可以采用描述的手法，发挥自己的想象加以虚构了，那么真实和信史又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又如何去寻找历史与现实的真相呢？两千多年前的《左传》就是一部史类文学作品，《史记》则开创了“纪传体”的史学著述，所采用的都是文学的写法，这样一来文史又如何去互证呢？20 世纪90年代初，京沪两地曾有过一次“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这个讨论尽管虎头蛇尾，最后不了了之，但我却通过这次讨论，开始把眼光从文学拓展到文化，让自己的视野更加宽阔一些、思维更加理性一些，从而不停地深厚自己的学养。

90年代那场“人文精神”的讨论缘起于文学的商品化，不少作家文人都纷纷“下海”经商，“人文精神”的失落似乎是件顺理成章的事儿了。本人在这里也不妨检讨一下：由于本人也未能免俗（谁不想多赚点钱），1993年曾在北京一位诗人兼编辑的朋友鼓动下，帮他以及他介绍的一位“诗人”在青岛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从营业执照、银行账户到办公的写字间，都是我协助他们办的。但公司只维持了不到一年就歇菜了，因为朋友介绍的那位“诗人”，来青岛开公司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洗钱”，“公司”只是一个空壳，结果一年下来一分钱也没赚到。看来我压根就不是经商的料，根本不懂当今商场的“玄机”，还是回头老老实实读书写作吧！可这时的文学圈乃至整个文化界，早已是一片浮躁和嘈杂，“堕落”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国学热伴随着皇帝热，“西马”伴随着“后现代”，各种奇谈怪论说是“百家争鸣”也好，说是信口雌黄也罢，一个个稍有一知半解就敢高谈阔论。无论“帮闲”还是“帮忙”，都可以赢得大量“粉丝”。面对如此热闹，我不得不静下心来坐在冷板凳上认真地思索了：历史真的那样吗？现实应该如此吗？许多质疑与感触，我先是写成“豆腐块”，陆续发表在各地大小报纸上，没想到渐渐地我竟喜欢上了这种率性而为的写作方式，进而写下大量杂文不像杂文、随笔不像随笔的东西。《独步晨昏》《拣尽寒枝》和《杂树生花》这三卷拙著，就是从我近二十多年来所发表的四五百篇杂文随笔中遴选汇集而成的。这三部拙著或可体现我这二十年来，认知改变和提高的“思想历程”吧？

一个人的认知离不开他的学养，但更重要的是，他所获取的信息必须是事实的真相。当我对诗歌和小说的创作热情逐渐减退之后，我开始看重“非虚构文本”，看重那些“传记”“回忆录”和“口述历史”，并在十五六年前就提出了“抢救记忆”。然而，随着对文献史料的仔细爬梳，对当事人的多方了解，竟发现许多纪实的文本里不实的东西太多；无论是传主本人及其亲属所述，还是记者作家所撰，都含有太多的水分。传统的“文史不分家”，使得许多个人史、家族史乃至社会史，大多采取的都是文学的写法，再加上传统的“亲亲相隐”、国人的这“讳”那“讳”，撰写时就难免掺杂进或多或少的想象、矫饰乃至编造。对于这一点，去年我在拙作《记忆的可靠和回忆的可信》一文中，曾做过粗浅的分析，这里就不再赘言了。总之，看不到真相，对任何事情任何问题都是很难做出正确判断的。孙长江先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之一）就曾说过：“实事求是，首先得是实事啊！”这话说得太好了，没有实证，怎么去求索真知，怎么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呢？可有时候真相也确实难以寻找，就像许多案例找不到“证据”一样。那又如何做出判断呢？没关系，还有常识和逻辑嘛，如果事情违背了基本的常识或者不符合正常的逻辑，就可以判定为假。“形式逻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向或缺，教学中也几度被取消。好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高校曾开设过这一课程，我也曾现学现卖斗胆担任过这门课的教学。一册《形式逻辑》教材，两年间我反复讲授了四遍，是否误人子弟了不得而知，反正四遍教下来，我本人是多少懂得了一些逻辑。从此以后的三十多年里，我观察社会与人生，从事读书与写作，便有了一个比较理性的思维方式。

即使这样，认知的改变和提高也并非那么轻而易举。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不过是认知的前提，只有用这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去正确地分析和认识一个个具体问题，那才能证明一个人认知的能力和水平。仔细回想一下，就我近二十多年间写下的若干文字来看，前阶段就有许多概念并没厘清，就有许多分析逻辑并不严密。那些白纸上错误的黑字已无法改动了，其实也没有必要改，唯其保留原样才能如实地记下我的心路历程。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学好一门外语，而现代汉语中大量的外来词，尤其是那些抽象名词，不对照原文不了解其词源，是很难准确把握的。不读原著怎么好意思说学习和研究西方文化呢？文学作品阅读译著尚可，学术著作只看译著则难免雾里看花了。近几年来，我经常为了弄清某个概念，不得不一次次地去麻烦请教我所认识的几位精通外语的专家，即使这样我也不敢保证我的阐释准确，运用恰当。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涯思也无涯”，认知的改变和提高是永远没有止境的。我曾一度庆幸自己活得明白了，可面对近两年的世界，我似乎又糊涂了——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是不可思议，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钱理群先生在不久前的一次访谈中说，“我们处在一个无真相、无共识、没有确定性的时代。我最不安的是，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对钱先生这段话，我深以为然。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头脑的清醒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这就使我不得不再一次重新去思考和认识诸如人性、社会、文化、制度等等问题。看来，进入耄耋之年后，我依然得继续不断地观察和学习，透过纷纭复杂的现象去寻觅真谛。我既然决心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文学与文化的学习上，那就继续坚持对人性和社会的质疑、拷问和批判吧——也许，这就是我的“诗意与远方”。

2022年元旦清晨写于青岛

作者简介 ：柳士同，笔名周拓，国籍中国，生于四川万县，现居山东青岛。自幼喜爱文学，年逾古稀仍笔耕不辍。从事中文教学和文学创作近六十年，迄今已发表诗歌、小说、散文、杂文、随笔、文艺评论等300余万字，结集出版的有诗集《柳士同抒情诗》（花城出版社）、《高处的玫瑰》（与人合集，华艺出版社）、《柳士同诗稿》（美国南方出版社），小说集《黑森林酒吧》（北京出版社）、随笔杂文集《独步晨昏》（花山出版社）《拣尽寒枝》和《杂树生花》（世界华语出版社，后由该社将此三本合为《柳士同思想文化随笔三卷集》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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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方出版社所出版的图书通过自己的网站（http://www.dwpcbooks.com），美国最大连锁书店巴诺书店（Barnes& Noble），以及亚马逊（Amazon）等网上和实体书店在全球范围内发行。美国国会及各大地方图书馆均有收藏，美国南方出版社成功地把很多作者推向了更大更纷繁的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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