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有限全球化與香港的未來

本文內容­根據鄭永年教授於2022年2月19日為香港華菁會《華菁開講》所發表的線上演講整理而成。

我在新加坡工作的時候，就一直在關注香港發生的各種問題。回國後我又在毗鄰香港的深圳，而且任職的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也在與香港有關方面開展了很多研究和交流工作，因此有了更多關於香港問題的思考。今天要討論的不僅僅是全球化，而是把香港放在這一波我稱之為“有限全球化”的背景下來分析，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看法。

香港嚴峻現狀背後的問題

香港當下確實正處於一個嚴峻的局勢當中。事實上，香港這幾年一直風波不斷，深刻影響了香港各方面的發展。一方面，我們應當始終對香港保持信心。在中央的協助下，香港具備條件解決其面對的所有問題；另一方面，也必須直面香港社會存在思想混亂所導致的政治秩序混亂的問題。正是這種思想混亂問題讓香港的各種優勢無從發揮，但短板全都暴露。

香港的思想問題，主要表現為主流精英失去了自己的判斷。凡事向西方媒體，甚至都不見得是主流的激進媒體的觀點看齊，一切以西方的判斷為依歸，這在本次的疫情上表現得尤其明顯。西方國家的疫情防控並不理想，從很多角度來說都是失敗的。但是西方及香港的自媒體上廣泛存在著一種荒唐的現象——很多人打著民主的旗號竭力包裝這種失敗，把擁有死亡的“自由”當成抗疫的勝利。殊不知自由地染病、自由地死亡，這不僅僅是個人的“自由”選擇，還會影響到他人，影響到群體的利益。與此同時，這些人又極力抹黑內地的抗疫成果，將內地抗疫的偉大勝利說成是“專制的成功”。但其實疫情的控制是否成功不是媒體說了算，也不是政客說了算，而是社會說了算。西方很多人用民主來包裝自己的失敗，又用“不民主”來攻擊內地的成功，進而得出了“民主的失敗”優於“專制的成功”的扭曲邏輯。這些其實無非是淆亂視聽，撇清責任。但是，很遺憾，在精英階層失去判斷的背景下，香港社會中不少人完全接受了這套說辭。

香港的政治問題，說到底，是政治信任的問題。這個過程大致是這樣的：回歸前的香港人沒有政治權利，所有重要事務都是倫敦說了算。回歸後，香港人實行“港人治港”，他們突然接觸到政治，但是之前缺乏政治養成，急於求成，結果走向了激進和局限的誤區。激進的誤區是香港社會上一些人把反建制、反政府等同於民主。這是十分荒謬的，即便是在西方，也從來不主張把不加限定、不論原因的反政府行為視作為民主。但是反對政府就等於追求民主的觀點在香港很有市場，以至於港府做什麼都是錯的，倒是反政府的人怎麼做都成了對的，彷彿佔據了道德制高點。局限的誤區指香港社會上一些人把投票等同於民主，將“一人一票”視作為最好的民主。但問題恰好就出在這裡。首先，西方的“一人一票”，花了兩百年才逐步建立起來，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次，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一人一票”就是最好的民主制度，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到現在剛好半個世紀，但在很多國家已經顯現頹勢，眼看就走不下去了。最後，即便單說投票，不同經濟、社會基礎上的投票行為的“含金量”也不同。人均GDP一千美元的地方可以投票，人均GDP一萬美元的地方也可以投票，但兩地投票關注的社會問題、產生的社會影響是不同的，因此不同地區的投票也不應簡單類比。香港在以上兩個誤區中跌跌撞撞地摸索，消耗了各方的信任，無論是對西方制度還是中華文明，繼承和取捨都不是很得當，終究演化出了政治秩序混亂的嚴峻現實。

毫無疑問，香港需要重啟秩序。隨著國安法的頒布，香港秩序重啟的進程業已啟動，只是現在還需要加速。這一過程中，要強化“一國”的意識，之前“兩制”意識需要糾偏，“兩制”是“一國”之內的“兩制”，“一國”和“兩制”不是平行的。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作為祖國的一部分，香港同樣需要重新定位，再出發。具有了這個思想意識以後，香港社會才能看到自己的比較優勢在哪裡，才知道該如何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用持續的奮鬥重現香港的輝煌。

歷史上的全球化和西方的難題

剛才提到，香港作為祖國的一部分，同樣需要接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挑戰。而該變局，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曾經的“超級全球化”向“有限全球化”的轉型。近代以來，世界經歷了兩波全球化，如今正在步入第三波全球化，即“有限全球化”。

第一波全球化是歐洲主導的，從1875年到1914年，被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結。這一時期，西方已經演化出經濟自由主義。此前，除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英國之外，大多數西方國家都走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重商主義經濟政策時期，大約是從16世紀中葉興起，盛行於17—18世紀中葉，後為古典經濟學所取代。當民族企業在政府保護之下成長起來之後，逐步向世界開放，在19世紀形成了西方的經濟自由主義（有別於後來的新自由主義）。第一波全球化時期，歐洲國家之間的投資、貿易交往密切，是西方的Golden Age（黃金時代），但它仍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從一戰開始到二戰結束（1914-1945年），全球化基本處於中止的狀態。發生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登場提供了條件，政府直接干預經濟的模式對之後直到今天的經濟政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戰後，從1945年至1980年代前，發生了美蘇分裂及平行推進的一波全球化。不過當今西方新自由主義主流話語對這波全球化是否認的。原因例如兩大陣營之間的經濟互動甚少，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已經致使當時的全球經濟遭遇極大困難。但是這一時期西方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政府干預和開放市場兩條腿走路，經濟發展迅速。其中一個指標就是西方的中產階級在各國普遍達到了60%-70%的人口占比。至1980年代初，在部分西方國家，尤其美國，中產階級人口占比甚至一度逼進80%。

那麼這個中產階級是怎麼壯大的呢？因為當時還是傳統的貿易投資，國家政府還掌握著相當一部分的經濟主權，所以運用凱恩斯主義是比較有效的，收入差距控制方面也比現在搞得好。美國現在為什麼搞成這般田地，可以從其稅收情況中一窺端倪。 1930年代的大蕭條至1980年代的“里根革命”(The Reagan Revolution)以前，高收入群體所繳納的稅款在美國全部個人稅收總額中佔比最高的時候達到90%以上（2010年後，收入10萬美元以上的高收入群體在個稅總額中的佔比降為約60%）[1]，所以被稱為“準沒收型”的稅收制度。這當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二戰的特殊情況。但不管怎麼樣，這套制度對壯大中產階級是有利的。我一直在強調中產階級的重要性，中產階級在美國占到70%的時候，政治不會極端化。共和黨右一點，民主黨左一點，但競爭有底線，兩個黨來回拉鋸就是要抓住佔比70%、立場居中的中產階級，所以不會極端化。

然而到了1980年代，里根和撒切爾的革命開始了，這也引發了第二波全球化。這波全球化被哈佛大學的丹尼·羅德里克教授稱之為“超級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期間伴隨著放鬆金融管制，包括資本、技術和一部分勞動在內的生產要素到處流動，全世界的經濟自由度非常高。其結果是，一方面，技術進步和生產要素的全球化配置確實為世界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另一方面，也拉大了貧富差距。這種貧富差距存在於國與國之間，也存在於一國之內，在美國甚至尤為顯著，嚴重地撕裂了社會，最終釀成了特朗普的登台。

這種變遷可以通過兩個例子生動地展示出來。 1945至1980年代初的那波全球化中，美國的福特汽車是一個傑出的代表。該企業憑藉其技術優勢，建立了大量的工廠，帶來了可觀的就業和稅收，最大的功勞就是把以前馬克思所說的“工人階級”或者“無產階級”轉化成了中產階級。 1980年代中期起，“超級全球化”時代到來。作為新時代傑出代表的蘋果公司在產品研發方面獨具技術優勢，但是它的生產環節全都外包了，這就導致其對美國的就業和稅收的貢獻遠不及當年的福特。而蘋果公司正是全球化時代美國產業界的縮影。自上世紀80年代之後，美國工人階級的處境日漸艱難，他們的角色被像是我們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的工人所替代。在一定程度上說，我們珠三角的農民工就是美國的工人階級。這個變化中，蘋果公司這樣的企業雖然吸引了資本，但美國原本的中產階級卻滑落為無產階級。

其他國家和地區也都捲入到超級全球化中來，為了得到資本的青睞，打造起各種各樣的避稅天堂，其中開曼群島最為典型，當然新加坡和香港也有這樣的成分。一國之內的富人一旦覺得稅率高，就會把資產轉移到海外去。於是西方國家陷入了稅收政策的兩難，高稅率的經濟體難以避免資本外逃，比如法國提高稅率，巴黎的富人就移居倫敦；另一方面，低稅率的經濟體又難以支持國內的發展，所以美國也有富人一直主張多向他們徵稅，因為他們也感到，再不提高富人的稅率，美國就會有更多更大的麻煩了。

這是體制性的難題。以前是富人多交稅，救助窮人，壯大了中產階級，減少了財富分化。現在因為害怕高收入群體攜資本外逃，於是就給他們減稅。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哲學就是這個邏輯：政府向誰徵稅呢？窮人沒錢，徵不到稅；富人的稅又徵不得，那隻能向中產階級徵稅。結果就是中產階級的萎縮。美國的中產階級從以前的70%以上萎縮到如今的不足50%。

試著將中國和美國比較一下，中國現在中產階層佔比大約為30%，總體比例不高，但是我們是從窮到富，只要未來還有希望，大家可以等待，耐心一些。但是如果從富到窮，七成中產階層減少到五成，這是多麼痛苦的一個過程，這就解釋了為何美國的民粹主義崛起。民粹主義已經成為歐美發達國家普遍存在的嚴重政治危機。

另外，超級全球化時代既然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增長，為何歐美的經濟增長卻又逐漸陷入停滯，乃至衰退？這裡面既有稅收政策致使國家難以控制財富流向的問題，也有民主敗壞的問題。所謂民主的敗壞，就是從“一人一票”的選舉設計開始的。代議制民主需要選舉，但未必需要“一人一票”，甚至“一人一票”的設計從根本上就是反代議制的，因為“一人一票”的參與方式讓每個人都具有了似乎可以直接參與國家事務的感覺，雖然普通群眾通常無法從專業性上對自己正在參與的決策有所掌握，但關鍵是此番操作為政治人物推卸責任大開方便之門。政治人完全可以把情況操作為“代”而不“議”，凡重大事項皆交由民眾，以“一人一票”的公投或類似效果的方式決定，自己正好逃避責任。這是精英階層的墮落，而一旦精英階層墮落了，即便是“最好的制度”也會出大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曾經的“民主燈塔”如今光芒不再、甚至搖搖欲墜的原因。

美國在超級全球化時代面臨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內部性的。美國無力解決，於是把內部問題外部化，導致了中美關係的緊張。美國把自身的問題歸咎於中國，說中國竊取了美國的技術、工作、稅收等等。我常和美國朋友說，非難中國不僅不會緩解美國的問題，反而會加深美國的內部問題。但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瑕疵使得美國的政客必然選擇把責任推給其他國家。結果就是反全球化、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在美國抬頭以及中美關係從特朗普上任就開始惡化。

“有限全球化”及其影響

中美都是“超級全球化”時代的受益者，但在這一過程中也都存在著自己的問題。當美國不願和不能解決自己的問題，進而向外轉移矛盾時，世界進入了“有限全球化”時代，這以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為起點。這一輪全球化有兩個重要啟示：

第一個是全球化再也無法回到1980年代裡根與撒切爾革命時代的那種“超級全球化”的形態了。如今各經濟體在資本、技術、人員的流動方面面臨著越來越多的現實問題。但與此同時，全球化又不會中斷，而是會以一種“有限”的方式延續。所謂“有限”，主要呈現為主權國家必須對資本、供應鏈、勞動力的布局做出重大調整，從而在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照顧國內利益間實現適當平衡。

這種情況下，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發達國家開始設法將部分供應鏈搬回國內，或者在全球多點分布。例如，根據美方的統計，疫情發生之前，美國80%的醫療物資放在中國生產，97%的抗生素放在中國生產。這樣的布局合理不合理呢？經濟上是合理的，因為中國勞動力成本比較便宜，這樣布局的收益更大。但是從保障老百姓的生命安全的角度來說是不合理的，所以美國要推行供應鏈的去單一化。新加坡也一樣，新冠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新加坡人普遍不戴口罩。不戴不是因為不想，而是因為真的沒有。新加坡的口罩生產線放在中國台灣，新冠疫情爆發，台灣口罩不出口了。後來新加坡政府設法在國內設置了口罩生產線，相繼也就開始強制戴口罩了。美國和新加坡並非特例，重新布局供應鏈的主張得到了英國、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普遍支持。他們紛紛設法把一些產能布局到越南或其他東南亞國家去，以此減少對單一原產地，尤其是中國的依賴。這種舉措不光是出於疫情防控的原因，在經濟上也有一定的考量。雖然本國的生產成本更高，但是把企業留在國內，就意味著更多的稅收和就業。

另一方面，以上這些嘗試僅僅是在非常有限的領域內取得了有限的效果。除了防疫物資，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正在發生變化，但並不一定是被削弱，相反甚至得到了升級。 2021年以來，中國是新冠疫情控制得最好的國家。與之相較，越南和其他東南亞國家雖然一度承接了很多中國流出的訂單，但隨著病毒的變種，又逐個被疫情擊潰。所以我們見到很多製造業企業又發生了回流，另外一些企業雖然確實將部分製造環節轉移到了別處，但根本上還是沒有脫離中國供應鏈的支持。所以就這一點而言，中國人不必太過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審視資本的流動。曾經的長三角、珠三角只能倚重勞動力和土地價格低廉的優勢，而如今卻可以藉助供應鏈、技術、乃至品牌的優勢，這是一種高質量發展所期待的提升。另外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特朗普政府操作的對華“脫鉤”始終沒有真正實現。

這裡要對香港的情況專門做一點說明。西方國家如今把部分供應鏈布局在東南亞，尤其把其中比較高端的放到新加坡，這是不是對香港產生了實質性的挑戰？其實並不是這樣，也不用過於擔心，因為遷移到新加坡的企業和留在香港的企業在業務指向上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瞄準東盟市場，後者則是瞄準中國內地市場，這是一個錯位競爭的局面。另外，東盟市場總體體量雖然也不小，但畢竟不是一個Single Market（單一市場），而是非常碎片化的。中國內地則是全球最大的單一市場，在許多方面都具有更多優勢。這也就是為什麼這些年來經香港進入內地的外資雖然起起伏伏，但總體上並沒有出現什麼大的問題。

有限全球化的重要啟示是，只要中國繼續保持和擴大開放，全面“脫鉤”就是一句空話。這倒不是美國政壇虛張聲勢，而是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以及日本的資本不答應。所謂的“新冷戰”、“對華脫鉤”確實會給中國帶來衝擊，但是在資本逐利天性的作用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最終也只能對華“有限脫鉤”，該合作的業務還是會持續開展。美國並非鐵板一塊，美國行政當局、國會裡的冷戰派、反華派、華爾街、硅谷，這些不同利益集團的訴求有重疊的部分，但也有間隙，這就為我們分類處置、平衡運作留下了機會。

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

美國如今遏制中國的戰略主要部署在三個領域：

第一，美國自身的內部建設。內部建設雖然是最為本質的部分，但也是美國最有心無力的部分。如今，美國政府面對嚴重撕裂的國內社會，已經十分乏力。拜登政府也在基建、科研、稅收方面指定了一些改革政策，但是從目前的反饋來看，收效平平。兩黨在除了對華強硬以外難尋共識，這才至於荒唐到將什麼困難都歸咎於中國的境地，“強化和中國的競爭力”成為美國論證其內部政策的依據。

第二，美國與其盟友的關係建設。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顯然不是打算單獨行動，必然還要和盟友聯合起來對付中國。特朗普外交中頗為人們所詬病的就是四處“退群”，但我們也要看到他的“退群”是有明確指向性的——是從二戰後的聯合國體系中退出來，與此同時又重新組織所謂的“民主國家”群。

第三，美國與中國的雙邊關係的調整。美國已經在有限全球化的思路下開啟了對華關係的調整，事實就是發動了“新冷戰”。至於“新冷戰”的施政手段和工具，美國方面已經說得很清楚：合作、競爭、對抗。也就是在有價值合作的領域，選擇合作；在有必要競爭的領域，著力競爭；在關鍵戰略分歧上，竭力對抗。實際上，這個表述還可以再細化了一下，即一個是合作領域，一個是競爭領域，一個是對抗領域。但是對抗可以分成兩種，可控的對抗是對抗，不可控的對抗是衝突。

合作的領域主要是三個：應對氣候變化、提升公共衞生、核武器不擴散。

與合作方面的匱乏相比，中美之間競爭的方面要豐富得多，甚至可以說在幾乎所有的領域都展開了不同程度的競爭。從芯片、5G之類的硬科技領域到民主話語權的意識形態領域，從全球範圍內圍堵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到插手中國內部的香港、新疆事務，美國製造的競爭壓力無處不在。

競爭走向激烈化，就成為對抗，而對抗發展到白熱化，就有失控而發生衝突的可能。這其中新疆和香港的對抗依然可控，畢竟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現在看來南海的對抗也相對可控，美國還不至於直接軍事打擊中國在南海的島礁。可能從對抗走向公開衝突的也只有台灣問題。現在美國開始以台灣問題作為核心戰略支點來制定對華政策，而台灣本身最糟糕的問題就是民進黨高層和香港的一部分人一樣，思想異化，意識形態偏見壓倒理性判斷，總覺得美國是靠山，情願將台灣綁架在美國對華遏制的戰車上。但是歷史上美國從來就不是一個可靠的國家，對於棋子，從來就是有用則用，用過即棄。這種形勢下，中國必然以捍衛國家主權，解決台灣問題為戰略核心來應對美國的政策。

當然，與此同時，我們還是不能放棄在互動中將中美關係導向更為穩定、可控的方向。今天的中美關係不是美國一家可以規定的，不是說美國要和中國冷戰，中國就也要冷戰。中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具備平衡美國對華戰略的能力。

首先，中國的產業基礎是平衡美國戰略的重要工具。與冷戰時期單方面突出重工業的前蘇聯不同，中國強調全面發展，並沒有在民生經濟方面落下，相反還在全球技術分工、供應鏈方面形成了穩固的產業鏈優勢。這也就是為什麼從特朗普當選一直折騰到現在，全面脫鉤都沒有實現。甚至去年年底美國貿易代表戴琦還說要“重新掛鉤”。但我們要頭腦清醒，美國並不是真的要“重新掛鉤”，只是實際上脫不了鉤，在“有限全球化”的思維下，選擇性地跟我們採購所需的物資。當然，這依然在客觀上造成了去年對美出口的猛增。這種局面未必符合白宮的期待，但是在經濟的問題上，白宮唯意志論是沒用的，對華脫鉤的程度越大，美國自身付出的成本也越大。

其次，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平衡中美關係的重要工具。我上次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和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合辦的一個論壇上說，美國人對中國的理解太武斷，甚至是太無知。他們總是攻擊中國的國有企業制度，進而將打壓中國國有企業作為其政策的一部分。這樣的結果是非常消極的。美國方面最近表示，中國未能履行於2021年底到期的兩年期“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的承諾（據傳只完成原定目標的近六成）。中國以前能平衡貿易，就是因為中國善用國有企業這個工具。 2019年5月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時候，中國派一個代表團到美國去採購，採購兩次就能實現階段性的貿易平衡。美國自以為是，打壓中國平衡貿易的工具，結果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因為中國政府再強大也不能強迫一個民營企業去採購美國的商品，更不能直接強迫老百姓去採購美國的商品。當然這裡也有我們自己學者的失職，我們很多自己人也不理解國有企業到底在發揮什麼作用，更沒有把這個道理給美國人講清楚。中國的國有企業從來就不是美國所認為的國有企業。中國從漢朝到現在幾千年都有國有企業，以前叫“平準經濟”，很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用來）平衡市場。中國學者要把這個故事講清楚，幫助美國人認識中國，也促使國有企業繼續發揮平衡作用。

最後，美國的資本也是平衡美國戰略的重要工具。特朗普搞經濟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和“全面脫鉤”，拜登搞“小院高牆”的精準脫鉤；歐盟也跟著美國的指揮棒跳舞，因為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宣布凍結了中歐貿易協定的審批；日本更是唯美國馬首是瞻，在各個方面積極加入對中國的圍堵。但其實只要中國繼續堅持開放，以上這些伎倆都不會有大效果。因為打著民主、人權旗號地非難中國帶不來利益，而資本是非常現實的，“民主”也好、“專政”也好，只要能穩定、能賺錢，就是資本青睞的對象。我們要學會站在資本的角度看問題，利用資本的力量平衡美國諸如“脫鉤”一類的戰略。馬克思講的是對的，資本的本性就是要賺錢，最民主的地方不賺錢不會去，要賠本的更不會去；最專制的哪怕是中東這樣的地方，能掙錢的，資本也會去。那麼，當中國爭取加入CPTTP；打造海南自由貿易島，粵港澳大灣區、長江經濟帶和京津冀、成渝這些經濟帶；不斷擴大開放程度時，在資本的作用下，世界不可能同中國“脫鉤”。

為什麼中國要“第三次開放”

或者“二次入世”？

有限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國為了轉移自己內部難以消化的問題，發動了諸如貿易戰、脫鉤、新冷戰一類的競爭和對抗，這也確實給我們造成了一些衝擊。但只要中國堅持開放，這些所謂的脫鉤現象就都是暫時的、可控的。那麼中國在堅持開放的道路上還要做些什麼調整和深化呢，這就涉及到了今後一段時期內最重要的對外戰略，我們可以稱之為“第三次開放”或者“二次入世”。

從大的歷史來看，中國從近代以來已經走過了兩次開放，現在進入了“第三次開放”。 “第一次開放”是1840年、1860年兩次鴉片戰爭以後的被迫開放，西方列強用船堅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國門。 “第二次開放”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行改革開放的主動開放，成果非常巨大，用了40年的時間走了西方150多年的路，令我國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總量是第三名的日本的兩倍還多。記得我1981年上北大的時候，中國人均GDP還不到300美金，而去年人均GDP已達到12,000美金。

現在的“第三次開放”不僅是一場中國主動的開放，而且是諸多領域的單邊開放。什麼叫單邊開放？就是不管你開不開放，我都開放。從內部來看，我們已經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如“雙循環”、“制度性開放”等，在實踐層面，粵港澳大灣區、長江經濟帶、海南自由貿易港都在發展。從國際層面來看，我們的動作就更多了，和東盟等國家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已經在年初生效，另外我們也已經正式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加入CPTPP實際上也顯示了中國“二次入世”的決心。

“第三次開放”具有深刻的國際和國內時代背景。在國際層面，我們正經歷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外部的競爭、對抗和衝突的風險不斷浮現，但這並不意味著要關起門來過小日子，開放的重要性比起以往任何時代有增無減。而且如今的開放不僅僅是開放市場來增加貿易和投資，更重要的是用開放來促進科學技術的交流。中國領導人一直強調新型舉國體制，也就是在開放狀態下的自主創新。我們還是要歡迎美國、歐洲的商品、資本以及技術進來，這是很重要的一環。大家要以大國心態來看大國關係，才能把握住發展機遇。

最重要的是，對規則制定權的競爭是今天國際競爭的核心，更是未來中美競爭的核心。所以我們下一步要改革行政體制。從“雙循環”戰略來看，內循環的核心是統一國內的規則，外循環則是中國規則的國際化。我們可以通過內循環把各個地方的規則統一起來，例如先統一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則，其他經濟區再去對接。內部規則的統一是國家統一市場的基礎。規則統一起來以後，我們制定標準走出去，通過國際大循環，在世界規則上做補充和銜接。中國能不能成為一個大國，取決於如何強起來，也就是規則制定權。

在國內層面，我們已經走完了簡單的數量擴張性的經濟增長，要進入質量性的經濟增長。高質量的發展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要做，要讓每個公民都更公平地分享發展的紅利。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多年間，中國已經從貧困社會上升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促成了8億多人口脫離絕對貧困。儘管這已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但中國還需保持清醒的認知。中國的中產比例還不到30%，很多人剛剛脫離絕對貧困階段，還存在著返貧的可能性。儘管我們從全球化中獲益，但全球化也導致了我們收入分化狀況的加劇。如果不能實現共同富裕，尤其是包容和開放式發展，就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反過來就會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這裡要特別強調一下消除貧困的偉大成就帶給我們的關於三次開放的啟示。世界上很多國家，包括美國，都沒有解決好貧困問題。中國八億人口脫貧，這是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黨的十八大以來，平均每年1000多萬人脫貧，相當於一個中等規模國家的人口脫貧，我們也終於在2021年消除了絕對貧困。即便是在美國，主流的經濟學家也都承認，1980年代以來，世界範圍內中國對於減貧的貢獻量最大。如果沒有中國，這個世界的貧困問題會嚴重得多。這一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無法用西方的理論來解釋。如果按照《華盛頓共識》來解釋的話，中國就不應當成功，但問題是中國成功了。儘管還是有一些西方人在統計的細節上不斷質疑，但是總體來說，八億人民脫貧的基本事實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的，是顛覆不了的結論。

中國消除貧困、持續發展的秘密還是要用這片土地上的例子來解釋。這方面，香港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香港作為中國的沿海城市，和三次開放都有關係，尤其是在第二次開放中香港人民對內地做出了巨大貢獻。第一次被迫開放，香港被割讓給英國，英國人說是給香港做貢獻，不如說是政治上壓製香港人的權利，經濟上給自己牟利，在香港培養服務英國的經濟利益，儘管客觀上也促進了香港的發展。就這樣，香港人憑藉中華民族的勤勞勇敢，一點點累積起家底。第二次改革開放是內地主動開放，香港作了很大的貢獻，這一點我們必須銘記。香港在第二次開放中扮演了內地和境外世界的交流窗口的角色，這不僅僅是帶來了商品、資本和技術，而且把現代市場經濟的理念傳播到了內地，為之後的發展解放了思想。珠江三角洲的發展和香港是密不可分的，第一批資本都是華人資本，西方的資本是直到九十年代以後才開始慢慢進入的。所以香港對珠江三角洲是貢獻很大的。我常對內地，尤其是深圳的朋友說，深圳現在富裕起來了也不要忘記香港，沒有香港，深圳不會發展得那麼快。當然，這一過程對香港來說也有遺憾的地方，就是香港把自己傳統的製造業差不多全都轉移到珠江三角洲或者內地其他地方而沒有發展出新的產業，這逐漸消減了本地的航運優勢，走向了產業的單一化。如今香港可以倚重的，除了金融，就是一些其他的專業服務行業，在製造和以製造為基礎的科創領域乏善可陳，確實遺憾。在前兩次的開放中，香港對深圳、珠江三角洲的成長來說貢獻非常大，但也塑造了自身現在的局面，至於如何扭轉，也還是要在第三次開放中找機會。

第三次開放與香港的未來

隨著中國内地開始推進第三次開放，香港完全可以，也非常應當抓住這個機遇，爭取未來更好的發展機遇。我所在的機構最近一直在做關於橫琴、前海、南沙要在大灣區的發展中扮演什麼角色的調研。其間形成的核心問題也和香港相關，那就是香港要扮演什麼角色，現有的優勢有哪些，是否匹配這些角色？我在跟內地各界交流的過程中了解到，他們一般認為，香港的金融服務固有的優勢是遷移不了的，在港經營的業務，也沒法開放給內地做；香港的優勢也不是技術，至少不是應用技術，因為香港可以應用這些技術的產業早已轉移內地了，所以相關的開發是薄弱的；再如旅遊、購物之類的相對基礎的服務業，作為香港的傳統優勢在疫情中受到了很大打擊，而且這類業務需要被服務對像人在現場，因此也不是開放的。那麼，香港還有什麼可以利用的優勢，可以讓自己併入大灣區建設的快車道？應該是香港的專業服務領域對於國際化的規則系統（較內地更）熟稔，可以協助內地在統一國內規則和推進中國規則的國際化的過程中更好地吸收借鑒國外既有規則的可取之處。

中國目前人均GDP已達12,000美元，預計在2035年達到人均GDP23,000美元，如果目標再高一些，彼時達到今天亞洲“四小龍”裡最後一名台灣地區的水平（2021年人均28,400美元），可能需要人均30,000美元。現實與目標之間，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追趕的策略就是雙循環。怎麼提升內循環水平？現在中央也意識到了，就是要完善中國的統一市場。現在的中國國內市場總量很大，但是分割還是很厲害的，制度和非制度上的壁壘導致了很多問題。 2021年，中央深改委會議強調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就是在全國各個省市範圍內完善統一的規則和標準，有利於生產要素的高效配置。這一過程中，香港的專業界可以獻言獻策，協助內地選取、設定更加合理，也更易與外界對接的規則體系。

至於外循環，香港本來就是中國內外循環的重要結點，因此它的角色就更加顯著了。香港作為中國內地和世界交往的橋樑，以前更多地是服務於外界的“走進來”，現在也要大力協助內地的“走出去”。比如我們一直在提倡香港和內地共同努力，為香港在貿易、投資、法律、醫療衞生、教育等領域的規則、標准在內地落地構建基礎。這樣在條件成熟和有需要的領域內，香港國際化的規則就可以適用到整個大灣區的相關產業中去，而這一過程中，橫琴、前海、南沙三地就是在內地對接、反饋、落實這些規則、標準的代理點。在這些高端服務業領域形成的“香港+”的服務優勢，正好對接到廣深的製造業、科創業上，會有利於內地以更順暢的路徑實現內循環與外循環配合推進的目標。

當然，還可以用更廣闊的視野來審視外循環中的規則構建問題。國家一直在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內地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量不斷攀升，短期內需要的是中國和既有國際規則更加高效、順暢的對接，長期來看，這還牽扯到中國規則的國際化之路。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為何中國不能僅僅是對接既有的國際規則，還要對國際規則做出修正，乃至國際化中國的規則？鄧小平先生在改革開放之初就預見到了，在市場經濟領域，中國必然要接軌國際，但僅僅接軌是不夠的，也要為國際規則做加法。美國整天抨擊我們利用WTO規則（漏洞）、不遵守海上航行自由規則等等。然而，對國際規則有了一定了解的新一代中國人開始發現這些曾經由西方主導制定的規則中也確實存在著諸多不完善，甚至根本就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如果能憑藉中國的智慧和力量對其予以完善或者給出中國的替代性方案，對全人類來說，未嘗不是一種貢獻。然而，西方目前對中國規則的國際化還是報以極大的警惕和排斥，雖然他們已經在很多方面難以有效圍堵中國，但是依然竭力通過規則來圍堵中國，畢竟直接入侵或威脅入侵中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那麼西方還能夠用來制約中國的就是規則。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諸多專業服務領域的人才都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但是要承接這項重要的工作，需要先解決好思想問題，否則不僅無法推進工作，還會引發新的不必要的爭論。我一直堅持認為香港在某些方面還是要完成去殖民化的步驟。但是很遺憾，香港在這方面完全失焦了。香港的報紙上還在熱烈地探討是否應該對香港街道地名“去殖民化”。但是，參考新加坡的經驗來說，這些表面功夫沒有太大意義，去殖民化要去的是頭腦裡的殖民主義觀念。新加坡將殖民時代的很多像是地名、路名、古蹟之類的東西作為歷史的印記保留了下來，但這並未減損新加坡去殖民地化工作的成果。不是脫掉西服，穿上中山裝就是去殖民化了，沒有必要機械地把去殖民化理解為抹除一些相關印記，關鍵還是思想要去殖民地化，回歸中華文明、中國文化。

香港雖然是一個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但根本上還是一個華人社會。在缺乏對中國文化的理解的情況下去治理一個中國文化底色的社會，就會出現治理困局，就會出現優勢無從發揮，短板全都暴露的尷尬。倘若香港能將自身在規則構建方面的優勢發揮出來和內地形成合力，則會能量無窮。如今特區政府初步擬定了北部都會區的計劃，按照其開發麵積的體量來說，幾乎可以說是再造一個香港。 300平方公里的宏偉項目，對保障就業、改善居住都是很大的利好，而且為發展產業創造了空間。曾經董建華先生要在香港扶持科創，因為遭到既得利益反對，終究無果。但是如果建設一個新的都會區呢？雖然在香港發展科創並不容易，在具體產業的選擇上還要做很多紮實的研究，但是我們應該對此滿懷期望。將來北部都會區會有250餘萬人，相當於現有人口的1/3，有新興的科創產業作為增長點，因為發揮了香港在規則制定方便的優勢而更好地融入大灣區和整個國家的發展，這就是香港在第三次開放中熠熠生輝的未來。

像華菁會這樣集中了愛國人士和專業人士的組織，在香港和大灣區的發展中都必將發揮重要的作用，內地要和這樣的團體多做一點交流。正如我一開始所說的，香港的問題主要還是政治信任的問題，那麼鞏固和加強信任，就要從多交流做起。目前，面對面的交流當然因為新冠疫情影響而難以實現，只能線上交流，但這必然只是暫時的。隨著中央在香港防疫政策上的重要決定落地，這些困難未來都必然被克服。香港固有的優勢依舊，國安法的通過給香港在政治上夯實了一個穩定的基礎；國家第三次開放中的雙循環戰略、大灣區戰略、香港的北部都會區規劃，都給香港在經濟上製造了改善原有短板的契機；再加上香港人民歷來的勤勉與務實的精神，還有什麼優勢發揮不出來呢？在今天這個充滿挑戰和機遇的起點上，我們必須抖擻精神，再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