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评论】日本米价困局带来政坛博弈下的民生之殇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近日，当日本共同社的舆论调查显示59.8%的受访者期待小泉进次郎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后能平抑米价时，这场持续近一年的“米荒危机”已从单纯的民生问题演变为日本政坛的权力角斗场。从石破茂内阁支持率31.7%的微妙回升，到高市早苗以21.5%的支持率领跑下任首相人选，数字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米价暴涨98.4%的经济困境，更是自民党政权在民意与利益集团夹缝中艰难求生的政治现实。

米价困局：供需失衡与制度桎梏的双重绞杀

日本米价暴涨的直接诱因是极端气候导致的减产，但深层矛盾早已埋藏于农业政策之中。自上世纪70年代推行的“减反政策”，通过补贴鼓励农户改种小麦、大豆，使水稻种植面积从300万公顷锐减至151.4万公顷，直接导致供给弹性丧失。当2023年高温干旱使水稻减产超30%时，市场立即陷入恐慌性抢购。更讽刺的是，日本大米自给率接近100%，却因流通环节的投机行为加剧了供需失衡——农协等中间商囤积居奇，IT公司、废金属商等跨行业资本也加入炒作，7家企业甚至因违规转卖储备米被处罚。这种“水稻未歉收，米价却荒”的吊诡现象，暴露出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制度性缺陷。

政治博弈：石破内阁的“米价政治学”

石破茂内阁在米价危机中的表现堪称“教科书级”的危机公关失败案例。前农林水产大臣江藤拓“从未买过米”的失言，不仅暴露出官员脱离民生的傲慢，更折射出自民党与农协之间复杂的利益纠葛。江藤拓辞职后，石破茂选择小泉进次郎接任，表面看是启用“改革派”应对危机，实则是为7月的参议院选举铺路。小泉进次郎提出的“随意合同”出售储备米方案，试图绕过农协直接对接零售商，却可能重蹈第三批储备米投放失败的覆辙——前两批21万吨储备米仅有461吨进入消费终端，暴露出物流梗阻与利益集团的顽强抵抗。

更值得玩味的是，石破茂将5公斤大米价格目标设定在3000日元区间，这一数字既低于当前4268日元的均价，又高于小泉进次郎承诺的2000日元，实为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博弈。当45.0%的受访者认可该目标，44.7%要求更低价格时，石破政权实际上在试探民众对涨价的容忍阈值，为后续政策调整预留空间。这种“既要安抚民意，又要维护农协”的平衡术，正是日本政治中“官僚主导、政客协调”的典型写照。

利益集团：农协的“铁幕”与自民党的“票仓”

日本农协作为拥有900万农户会员的庞大组织，其影响力早已超越经济范畴。在2023年反对TPP谈判的游行中，农协动员数十万农民包围国会，迫使安倍晋三政府妥协。此次米价危机中，农协再次展现出强大的议价能力：当政府计划通过“任意签约”绕过其直接投放储备米时，农协立即以“可能损害农民利益”为由施压，迫使小泉进次郎不得不承诺“不忖度组织和团体”。这种“政-官-农”铁三角关系，使任何改革都面临巨大阻力。

高市早苗在民调中以21.5%的支持率领先，与其强硬的农业保护立场密不可分。作为自民党“农林族”代表，她曾公开反对降低大米关税，主张通过补贴维持高米价。这种立场虽与民意相悖，却精准切中了自民党核心票仓的需求——日本农户是自民党最重要的支持群体，2024年大选中，自民党在农村选区的得票率比城市选区高出15个百分点。石破茂内阁在米价问题上的迟疑，本质上是对“票仓政治”的妥协。

破局之路：改革还是妥协？

日本米价困局的破解，需要超越“头痛医头”的应急措施。韩国对日大米出口激增的案例表明，市场机制完全有能力缓解供给压力。但日本农业保护主义的顽固存在，使自由贸易方案难以推行。小泉进次郎若想真正实现米价下调，必须直面三大挑战：一是打破农协对流通环节的垄断，二是改革“减反政策”释放产能，三是重构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策略。然而，在参议院选举前夜，任何激进改革都可能引发自民党内部的分裂。

当石破茂内阁在米价问题上陷入“支持率回升但政策受阻”的悖论时，日本政坛正站在十字路口。是继续维护农协主导的旧秩序，还是开启农业自由化的新篇章？这场关乎民生与权力的博弈，不仅将决定7月参议院选举的走向，更将检验日本政治能否真正回应民众对“吃得起的米饭”的朴素诉求。毕竟，在通胀率升至3.5%的当下，米价早已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关乎政权存续的政治生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