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产业兴旺的着力点是县城，而不是村里——中国农业经济常识系列

产业兴旺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有劳动力有就业、政府有税收、个人有消费、社区有建设、家庭有积蓄、区域聚人气。

乡村产业，无非是农业产业和非农产业。农业产业好说，主要是种植和养殖业。非农产业也可以分两类，与农业直接相关的二三产业（例如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业，以及上游的农业投入品相关产业）和农业不直接相关的二三产业。

乡村产业兴旺靠农业本身行不行？

答案是不行。

虽然中国农业还有不少发展空间，但从趋势看，农业不具备这个能力。

下图反映的是2016年世界及主要国家农业GDP的贡献率，数据来自WB。

分析该图的信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尽管中国农业还有很大挖掘空间，但从长期看，农业产值占比会随着经济水平提高而降低。如果农民不大幅减少，农业本身不但不能富农，还会导致严重的工农收入差距。

为什么要把经济建设中心放在县城?

答案是无论是加工业还是服务业投资都具有规模经济。

加工业不是在任何规模下都能出现的，例如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为了给俩个人提供几件裤子而投资一条生产线；

加工业的发展也需要规模经营，例如如果随着消费者的增加裤子的平均成本在不断提高，企业很可能最终停留在一个较小的产量上而得不到发展；

产业的发展更需要规模经营，例如生产裤子的企业如果所有零配件都需要在千里之外购买，这个企业的产品很可能是没有竞争力的。这就是所谓的产业集聚。

服务业也是如此。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已经提了几十年了，为什么主要是东部部分地区做的好呢？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得好，除了他们先行先试打破了要素流动壁垒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作为出口导向型产业生产基地的区位优势，使得产业集聚，进而使得产业发展面临外部规模经济。企业愿意去那里投资，就是因为规模经济导致的成本低。

一般的规律是，县域经济好的地方也是县域非农就业岗位提供较多的地区，更是农民工流入最集中的地区。下图来自李国平、宋昌耀和孙瑀的《中国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对人口集聚的影响研究》。

县城相对较好的教育、医疗、社区服务和其他基础设施对农村年轻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随着老一代农民的隐去，县城会是聚集农村人口的重要去处。目前，农村年轻人在城市买房已经是大势所趋。即使县城没有就业机会，未来候鸟式的迁徙人口的返乡点很可能不再是村里，而是城里。

要想让县域经济发展壮大，为农民转移提供更多机会，就需要引导企业流向县城和县级市，手段就是减少企业生产成本。

一个简单有效的措施就是开发区优惠政策倒转：行政级别越低的开发区优惠政策越优越，级别越高的优惠政策越少。这或许可以逆转下部分县域产业空心化的趋势。

然而，就算政府真的那么做，产业集聚的规律改变不了的，产业和劳动力向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积聚的趋势不可能逆转。

当然，主张将乡村产业振兴的重点放在县城，并不是主张政府出台措施让农民回到县城。本人所持有的取消人口迁移限制的主张并不包含具体的流向偏好。

有人一看到别人主张放开人口流动限制，就以为是主张流向一线城市。持此类观点的人缺乏对劳动力流动现状的了解。且不说一线城市限制“穿墙打洞”，驱逐“diduan人口”。就是不驱逐，这里也早就不是农民工主要的流入地。现在不是上世纪90年代，现在的北京、上海主城区、广州和深圳等地哪里还有多少劳动密集型产业。

未来农民流向哪里？

答案是：只要取消了制度性限制，农民爱流向哪里就流向哪里，人家会根据自己的约束和目标理性选择。即使在老家守穷，那也是人家的权力。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们有什么能力告诉农民群体应该去哪里？我们连自己该去哪里都没想明白。

自然，我们更没有权力要求农民或者建议政府出台政策使得农民返回农村。

非要预判的话，如果取消了落户限制，外出务工人员大多还会选择自己就业的地方落户。

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会成为人口集聚区，现有的镇变城，小城会变大，卫星城围绕区域中心城市林立。同时，各省省会（例如郑州、合肥、成都、重庆、昆明等）、地级市和县级市都会分别集聚一大部分不愿离开家乡的人。人口跟着产业走，全世界都这样。

无论规划怎么做，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演变不会成为世界发展史的特例。

中国乡村振兴的前途在非农产业，一些政策可能延缓这个过程，但改变不了。

现在的人总会隐去，无论是领导还是个人，但这个国家不会。

作者：王士海｜编辑：萧明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