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弃孩子的少女、社区矫正的孩子……如何陪伴他们走过成长的泥泞？

问：审理未成年人案件和一般案件有什么区别？如何实现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李黎法官：近十年来，我长期担任法治副校长、成都市“共享教师”，建立“法官工作室”参与校园治理，通过组织公益讲座、普法宣讲、法律知识竞赛等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利用专业知识打造剧本以及参与拍摄，制作数部微视频进行线上法治宣传。有人问我：“办案已经很累了，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精力在‘课外事’上？”我总会拿我曾经办理的一件遗弃案作为回答。这个案件当中，一个刚成年不久的女孩子跟男朋友同居后怀孕，但自己不知道怀孕情况，也从未到医院检查，直到足月后在出租屋厕所产下一名婴儿，她在不知道怎么面对的情况下选择了将婴儿遗弃。这个案件的办理似乎没有任何难度，有监控视频、被告人自愿认罪的供述，依法定罪量刑可以快速结案。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一判了之”。我们联动妇联，为被告人提供心理干预及家庭教育指导，提醒她了解和掌握基本的生理卫生知识对于女性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至关重要，联动民政部门，为她提供救助，关注单亲母亲救助与儿童生存权保护机制构建。更重要的是，为了确认她是真的认识到了作为母亲的义务，能够自觉承担起抚养小孩的责任，在开庭前，我们专门去到她的老家，走访了她及她的家人、村委会干部，核实了她是否有抚养能力和诚意。

办案法官去被告人老家走访。

最终在确认她确实在亲力亲为抚养小孩后，对她宣告缓刑，以确保孩子能够在有母亲关怀的情况下健康成长。通过这样多做的一些“课外作业”，能够更好的用柔性裁量挽救困境中的这一类特殊人群，促进家庭关系重建，减少了因家庭破裂可能引发的社会救助负担。

问：在您审理过的案件中，哪个案件最能体现“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有温度的人性抉择”？这个案件中有哪些细节让你们至今难忘？

李黎法官：我们曾经办理的一名被判处缓刑的职高学生，一度面临着学业与社区矫正冲突难题。这名学生小韩因犯抢劫罪被依法判处缓刑，需接受社区矫正。但他就读的学校为封闭式寄宿制职高，学生仅周末可离校，而常规社区矫正要求受矫正对象每周需多次到司法所报到并参与学习，两者存在明显冲突。小韩在法庭审理中认罪悔罪，在最后陈述的环节痛哭，知道自己错了，但是还想继续学业，请求法庭给他一个继续受教育的机会，小韩的父母也多次与我们联系，表示请求对其犯罪记录进行保密，希望能够让小韩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不因这一犯罪行为受到同学、邻居的歧视。我们通过协调学校与司法部门协作，首先，将该学生的社区矫正执行地由户籍所在地调整至学校所属街道司法所，并建立“弹性监管”机制，在确保矫正效果的前提下，将定期报到时间灵活安排至周末，避免干扰其日常学习；法院对案件实行严格的封存，同时要求校方人员严格保密学生信息，避免其在校内因“矫正人员”身份被标签化，而受到歧视。此外，学校也被纳入协同监管体系，校方承诺配合司法部门落实日常行为监督，形成“司法所+学校”双重管理模式。据我们的事后回访，小韩在他的缓刑考验期限内表现良好，顺利渡过了缓刑考验期，在完成学业毕业后正常进入社会就业。这个案件给我最大感触是“社区矫正的核心目标是帮助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而非简单机械的执行程序”，通过这样的柔性监管，既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未成年人生活的影响。

这样的“特殊关注”并非个例。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每一个涉案孩子都会拥有专属“成长档案”。我们联合心理咨询师、社工组织，为失足少年定制“一对一”帮扶计划：有的孩子想继续学业，我们帮助联系学校；有的孩子因家庭破裂陷入抑郁，我们牵线公益组织介入心理干预。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社会调查和犯罪成因逐案分析报告制度，形成“一案一策”的精准矫治模式，帮助失足未成年人实现行为矫正与正向社会化，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在矫治帮扶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和其他职能部门之间加强联动、形成合力、携手共治，形成各方参与的涉案未成年人回归支持格局。

李黎法官正在为学生们进行普法授课。

为了深入做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我们还联合成都大学法学院、四川省反家庭暴力知识普及基地共建“反家暴实践创新基地”，与成都高新区未成年人心理成长中心联合成立“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司法保护实践创新基地”，委托心理咨询专家协助搭建友好沟通平台，关心修复家庭成员心理创伤、温情化解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