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智汇 | 熊月之：刘靖基先生的创业实践与沪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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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的刘靖基，走的是与同时代人差不多的道路。

他出生于1902年，其时已是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奖励工商，鼓励留学。常州是江南鱼米之乡，经济富庶，文化昌盛，崇文尚学的传统浸润到每一个家庭。刘靖基三岁那年，即1905年，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废弃。但是，常州地区私塾教育依然繁盛如故。刘靖基六岁进入私塾，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接受传统文化熏陶。九岁转入县城西郊初等小学。十二岁，考入武进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这时已是清朝覆灭，民国肇兴，时代变迁的波涛翻卷全国，在幼小的刘靖基胸中，也激起一丝波澜。据说，辛亥革命时期，少年刘靖基曾参加学校的“童团”，拿了小旗帜，上街游行，庆祝革命的胜利。

1916年，刘靖基考取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该校设在苏州，前身是清政府官立的中等工业学堂和江苏省铁路学堂，1912年合并成为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设土木、染色、机织三科，学制四年。刘靖基在这里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但命运多舛，刚读完一年，就病倒了，不得不回家休养，而就在这一年，他父亲病逝。作为家中长子，刘靖基只好中断学业，走上就业养家的道路。但这一年短暂的学习，对于刘靖基的人生发展路径，有着重要影响。他日后投身纺织业，与这段学历直接有关。刘国钧在邀请他合办大成公司时，很看中他的这段学历，认为他有专业背景。日后，刘靖基在自己的履历表上，也总是填写“攻读于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

1918年秋，刘靖基经人介绍到上海，入宝兴长总号当练习生，拜著名实业家刘柏森为师。宝兴长是刘柏森创设的商号，主要经营燃料、纱、布等业务。刘靖基天资聪颖，勤勉好学，很快掌握了经营技能，深得先生赏识。半年后，转为正式职员。1919至1923年，刘靖基先后被派往刘柏森经营的苏纶纱厂（苏州）、宝丰纱厂（上海）、宝成纱厂（上海）任职。当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纱价大跌，国内纱厂损失惨重。1923年，刘靖基受刘柏森委派，驻汉口宝成纱厂收花处，任副主任。经过一年的努力，收花处为企业创造了巨额利润，挽回了纱厂的损失。刘靖基因此得到奖励。1924年，他觉得自己已经懂得一些办厂诀窍了，于是在上海开设裕靖工厂，自任经理。但因市场不景气，无法维持营业，不久关闭。1925年，他又回到苏纶纱厂（洽记），此时苏纶纱厂已为严裕棠所接办，刘靖基任该厂营业主任，负责市场营销。

跟随刘柏森学徒、工作，对刘靖基的历练、成长，至关重要。刘柏森（1869-1940）江苏常州人，出身书香门第，早年在家乡设馆授徒，25岁赴上海，入德、美等洋行工作，推销机器、军械。后与人合资开设慎泰恒字号，专营烟煤兼营进出口贸易，获利丰厚。1902年涉足股市，开设“刘柏森事务所”。1904年，与盛宣怀合办三星香烟公司，与洋商争利。1909年设宝兴长号。1915年至1918年，他利用欧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先后租办伦章纸厂（后改宝源纸厂）、苏纶纱厂（改名宝通纱厂）、上海裕通纱厂（改名宝丰纱厂），大获其利，1909年以后又添办新厂，扩展企业。1922年，他已经营5家棉纺厂和2家造纸厂，为上海颇有实力的资本家。他曾花10余万银两，买下上海有名的愚园作为住宅，同时在北京香山建造玉华山庄作为行署。可惜，1922年以后，受国际战后萧条影响，刘氏企业亏损甚巨，后又横遭火灾，损失惨重，并因日商诉讼而破产，1940年12月病逝于上海。

刘柏森一度是事业成功人士，经历过多次失败，但意志顽强，大落大起。这对刘靖基有很大启迪与示范意义。刘靖基很受这位同乡前辈的器重与提携，被委以重任，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刘靖基曾说起，刘柏森为了培养他当经理，什么原料进出、成品销售、库存多少、生产情况以及价格涨落，都要他随时随地掌握了解，而且要熟记，以备总经理来查询，如果讲不出来，就要遭到“饭桶！”的训斥。在刘柏森耳提面命之下，刘靖基始终勤恳工作，并训练出过人的记忆力[1]。刘靖基晚年深情地怀念这位前辈，称他为“老板兼老师”，并说：“我跟随老师十多年，耳濡目染，也形成了‘实业救国’的愿望。对老师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并不懂。我总想，只要在经营上不断地兴利除弊、精打细算，哪有办不好的企业？刘柏森走不通的道路，我却要来闯一闯。”[2]

常州地处南京与上海之间，经济发达，交通便捷，地灵人杰，思想活跃，关心国计民生的大有人在，经世思想、实学思想都相当发达，盛宣怀、刘国钧、刘柏森等著名实业家都出在这里。近代上海崛起、成为全国经济中心以后，一批又一批的常州人，来到上海，谋求发展。出生、成长于这样的区域环境中，刘靖基先是选择入读以培养工业技术人才为主的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后是进入上海，拜刘柏森为师，走上实业致富、实业济世、实业救国之路，是相当自然的。

1930年，是刘靖基实业生涯的转折点。这年2月，常州实业家刘国钧，有意收购常州大纶久记纺织公司，但资金存在缺口，请刘靖基共同收购接办。刘靖基欣然同意。此前，刘靖基在上海已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同时与上海金融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通过融资，刘靖基与刘国钧共同接办了常州大纶久记纺织公司，改名大成纺织染公司。取义源于《孟子·万章》“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也”。这是有上千名职工的大型工厂，刘国钧任经理，刘靖基任协理，华笃安、刘丕基为总稽查，主管厂务。刘国钧主要在常州，负责企业全面工作，刘靖基主要在上海，负责企业的营销、贷款等方面的业务。

刘国钧（1887-1978），江苏靖江人，出身于贫困的塾师家庭，父亲因科场失败而精神失常，整个家庭陷入极度贫困之中。刘国钧十三岁才上私塾，仅一年后就被迫退学，先后在糟坊、布店、京货店做学徒，1909年起经营京货店，1916年涉足纺织业，与人合营常州大纶纺织厂。后退出，独资开办广益布厂、广益二厂。1924年将两厂合并，更新机器，加强管理，提高质量，蒸蒸日上。1930年，他之所以主动邀请刘靖基共同接办大纶久记纺织公司，原因有二：一是看中刘靖基的人品。他说，“我看他这人年轻诚实，第一不赌钱，第二不逛窑子，没有必要不单身出外看戏，这种青年在当时环境里是少见的。他先在宝成纱厂做练习生，又在苏纶纱厂做跑街，我做布厂时就与他相熟”[3]。二是刘丕基推荐。刘丕基（1904-1976）是刘靖基胞弟，此前已在刘国钧企业中任职，是刘国钧得力助手。刘国钧正在物色合作对象时，刘丕基推荐了自己的哥哥。

刘国钧与刘靖基，祖籍都是靖江，还是同宗，刘国钧大刘靖基15岁，但按族谱比刘靖基晚一辈。因此，刘国钧以“靖叔”相称，刘靖基则以“国老”相敬。他们两人一在常州，一在上海，充分利用两地的长处：主要生产基地放在常州，利用了常州地价、劳动力相对低廉的特点；产品营销在上海，利用的是上海市场宏大、交通便捷、信息灵通的特点。刘靖基在上海山东路10号设立办事处，常驻上海，每周回常州一次，与刘国钧交流沪、常两地市场情况。两刘一内一外，配合得宜。[4]

二刘密切配合，优势互补，精心经营，企业日臻兴隆。他们首先以厂房作抵押，向银行贷款40万作流动资金，一部分用于企业运营，一部分用于设备检修和更新。新公司开工一年，生产、销售两旺，到年底即盈利50多万。换句话说，一年赚回了一个厂。1932年，大成添置丝光车、烘燥车、轧光机等印染设备，逐步向专业化印染厂过渡。1934 年，又添置生产灯芯绒的设备，成功生产出国产灯芯绒，成为民族工业中最早生产此类产品的厂家。以后三年，更是日新月异，欣欣向荣。从1930年至1937年，大成纺织染公司从1个厂发展为4个厂，其中常州3个厂，汉口1个厂；1万枚纱绽发展到近8万枚；200台织机发展到2557台织机；注册资金从50万元增至400万元，8年增长了8倍。

大成的骄人业绩，赢得了广泛的赞誉。1936年底，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研究中国工业化问题，到无锡、上海、常州等地做社会调查，参观了三十几家企业，写了一篇《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的长文。他在文中多次盛赞大成纺织染公司在处理盈余与增资、企业管理等方面，都是成功的范例，认为像大成这样的民族企业，根本不惧怕与洋商竞争，“外人对着这个管理得法、基础稳固的大成，还不是眼看着他繁荣吗？”[5]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1937年亦说：“常州大成纱厂，十九年资本不过五十万元，二十四年即已积至二百万元。何以仅于五年之间，增加资本至四倍之多乎？即在其不分红利，多提公积金。此为营业成功之一例。”[6]后来到重庆，他又说，“像大成公司这样八年增长八倍的速度，在民族工商业中，实是一个罕见的奇迹。”[7]

马寅初、吴景超都是当时中国第一流学者，他们对于大成公司的高度评价，建立在完整的数据统计之上，也是在与其他众多民族企业比较基础之上得出的。那么，大成公司的奇迹是如何创造的呢？对此，《刘国钧自述》有很好的概括，学术界也有很好的研究[8]。综合起来，约有以下六点：

大成公司密切关注国际纺织业的发展动态，努力缩小民族企业与国际先进企业之间的差距。当时日本纺织业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在设备更新、技术革新、企业管理方面，都比中国先进。大成公司总经理刘国钧多次率领同仁赴日考察。他提出“出品日本化，工厂日本化”的口号，就是为了缩小与国际先进企业的差距。刘靖基则利用上海外资纺织企业众多而设备先进的特有便利，密切注视洋商行业的动态。刘国钧认为，优秀企业制胜的绝技，就在于勇于学习，敢于竞争：“不与竞争则已，苟欲亦步亦趋，则根本计划不可不筹，主要机器不可不办。”[9]1935年，刘国钧赴日本考察回国后，有人问他中国纺织业是否有希望，他回答：“不要问别人，只要问自己。成本减得轻否？紧缩能达到目的否？制造的货物合标准否？”

大成公司高度重视市场行情。当时上海是全国纺织业最为繁盛之区，也是市场信息密集之地。刘靖基利用久处上海、人脉广泛的特点，快速了解市场行情，以便制定、调整公司发展策略。纺织业发展，受棉花棉纱棉布质量、产品花样、款式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大成公司对诸多方面都予以关注。刘丕基曾到河南、四川、陕西等地，调查市场情况，包括居民生活水平、棉纱市场、服饰偏好、消费心理、物价水平等，切实掌握第一手信息，以便公司科学决策，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当时内地农民，在田野劳动，日晒夜露，喜爱洗晒不褪色的元色布。针对这一特点，大成便在国内最先添置精元染色机，大量生产不褪色的元色布，以满足市场的需要。

质量方面，刘国钧提出过有名的三个“一点点”口号：“货色要比别人好一点点，成本要比别人轻一点点，价钱要比别人高一点点。”公司将这个口号烧成蓝底白字的搪瓷标牌，悬挂在车间、走廊、餐厅、写字间等处，使其深入人心。质量高、成本低、价格高，每个单项做到已不容易，要将三者合为一体，难就难上加难。这是一个标准极高、难度极大的指标。但是，大成做到了。这与下面将要述及的重视人才、重视设备、重视管理密切相关。质量是与品牌联系在一起的。大成高度重视创立富有民族特色的品牌。1931年，大成注册的商标就有征东图、六鹤、红鹤、蝶球、双兔、金八益、英雄等二十多种，其中蝶球和征东图是大成最为重要的商标。“征东”商标图上，画的是横刀立马的唐代名将收复辽东的薛仁贵，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也显示出大成公司“征服东洋货”的雄心。[10]

大成注册的商标征东图、六鹤、蝶球

卓越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是确保企业质量的关键要素。大成在招揽、引进卓越人才方面，已经到了如饥似渴、不惜工本的程度。1932年，大成在资金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为聘请当时留日纺织专家陆绍云，毅然以每年5000元的高薪，聘请他主持工务。这个薪金水平，相当于60个熟练工人的工资。有人觉得代价太高，刘国钧表示“我宁可以100元的月薪用一个能人，也不愿以25元的月薪用4个庸人。像陆总这样的专家，一个人就抵得上我们所有的人。”陆绍云果然不负重望，在他的指导下，公司革除工厂原设之值班制，以及凭经验进行机械保全之陈规，成立专门之保全部，用科学方法管理机械。经他指导，公司诸多技术难关迎刃而解，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公司许多高级人才，都是这么招揽、引进的。大成还把引进与培养相结合，招收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练习生，给予相应的培训，使他们成为公司所需的专门人才。公司开办练习生班、艺徒班、值车养成所，以及文化夜校，开设数学、语文、外语以及机器操作等课程，有效地提高员工的素质。

五是持续进行设备更新

设备先进与否，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大成高度重视国际同类行业设备演进信息，持续进行设备更新。每次到日本考察，刘国钧总是格外留心日本先进的纺织染设备，并尽最大努力、以最快速度将其引进。1934年，大成公司以相当于市价20倍的高价，购买日本一把最新的割刀作样品，辗转聘请一位日本割绒技师来厂，专门传授割绒和磨割刀技术。他们从日本购进20 台自动换梭机，和20台坂本自动换纡织机，并以巨款购进梭箱2台和纬平绒布机踏综桃盘装置一套。大成这样尽力进行设备更新，看上去成本很高，但竞争力更强，获利更多。1935年，全国纺织企业普遍不景气，亏损之声一片，大成却能一枝独秀，共售出各类布匹70多万匹，获利220余万元。

六是尽力营造和谐的劳资关系

大成主要生产基地在常州，工人绝大多数是常州本地人。刘国钧、刘靖基等人都是贫苦人家出身，很能体会普通工人的辛劳。因此，他们特别注意改进工人的工作环境与生活待遇，努力提升工人对于公司的认同感。大成开张以后，首先革除先前的工头制度，破除工厂由机目、宕管掌握雇佣工人权力的陋习，设立练习生、艺徒、养成工人培训制度。刘国钧提出：“我们大成公司就是个社会，工人进了厂，要让他们安心工作，要食于斯，居于斯，生活于斯，老于斯，葬于斯。我们办食堂，建宿舍；开办子弟小学、保健站、小商店、休养所；还要建造功德堂，有贡献的员工死了可以立碑入堂；老年员工死了，开追悼会，购地置办大成公墓；还要办集体婚礼，改革婚嫁陋习；对于员工子弟中的优秀人员，可以由公司直接吸收当练习生。”[11] 1934年，一位记者对大成公司进行采访以后，对大成悉心营造和谐的劳资关系，感慨系之。他写道：大成公司工厂对于工人，工作上严格要求，加紧训练，生活上注意工人之道德修养，尽力体恤工人之生活，不惜巨资，力谋工人之福利，业已举办者，如单身女工寄宿舍、单身男工寄宿舍、工人家庭宿舍、工人补习班、工人子弟学校、工作训练班、工人膳堂、娱乐室、运动场、男女浴室、公共礼堂、医院，甚至公墓，亦已办成。还筹办了托婴所、幼稚园等。“其志愿在使工人衣于是，食于是，居住于是，教育于是，死而葬身于是。是虽厂方待遇之隆异，要亦办理工厂者之具有远大目光也。盖工人们能以厂为家，自必安居乐业，而易于管理矣”。[12] 三十年代，社会上其他纱厂经常发生工潮，而大成纱厂从未发生过工潮。这是大成管理成功的重要标志。 

以上六点，涉及国际眼光、市场意识、质量追求、专业人才、设备更新与劳资关系，几乎涵盖了企业的所有方面，综合起来，就构成了大成公司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这是大成能够创造出马寅初所惊叹的“奇迹”的根源所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六点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六点综合起来，形成合力，就是强大无比。比如，三十年代纱布市场上，大成厂投放的有些新产品，每每能与洋货同时出现，或比洋货更早，这在当时是很奇特的现象，似乎是个异数。人们都说大成公司特别精，那么大成精在哪里？精就精在大成能够将国际眼光+市场动向+先进设备+快速应变+员工协力。这里，不能不强调，正是上海与常州两地通力合作，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原来，洋商做出新产品以后，往往会先将样品寄来，试探需求量，以便按市场容量发货。坐镇在上海的刘靖基，洞悉这一奥秘，利用无处不通的社会网络，与上海的进口商联系挂钩，尽早见到新式样品，然后快速进行研究。快速做出决策，快速修改工艺，快速拿出小样，经过质量分析互比、扬长避短、全速投产。那时，海外舶来品要进入上海，海上运输颇费时日。这样，有了较为充裕的时间差，大成就能抢在洋货大批应市之前，或率先上市，或同时占领市场。上海信息灵通，常州成本低廉，决策、设计、投产、上市，无一不快，质量又好，洋货怎么能是其对手呢！

还要指出的是，大成公司的这些经营之道，是由包括刘国钧、刘靖基、刘丕基、华笃安、陆绍云等人共同创造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刘国钧作为总经理、刘靖基作为协理，他们的作用更大些，贡献更多些。刘靖基的贡献仅次于刘国钧。诚如刘国钧所说，刘靖基“对公司很有功，他的功劳仅次于我，没有他帮助，公司也不可能这样”[13]。 

如果历史就那么平静地向前发展，那么，大成公司很可能越做越大，成为纺织业世界级的龙头企业。但是，突然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打断了大成公司强劲发展的势头。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打响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随后，日军侵占上海华界地区。同年11月，常州沦陷。大成公司在常州的三个厂，即大成一、二、三厂，被日军轰炸，尤其是大成二厂损失最为惨重，被炸为废墟。大成公司遭受到灭顶之灾。

其时，由于上海特殊的政治格局，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自1853年以后，上海租界事实上成为中外利益共同体，每遇到战争，无论是中国的国内战争，还是中外战争，上海租界均保持中立状态。这种中立，是历届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都承认或默认的。于是，在上海华界地区和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区被日军占领以后，中国各地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人们，都明白上海租界是安全的，于是，大量难民涌入上海租界，大量资金流入上海租界。许多原先设在上海以外地方的工厂，也尽可能迁入上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38年，大成公司将常州三厂残存的机器，辗转运到上海。

鉴于当时英美等国还没有与日本开战，许多转移到上海的各地工厂，便打着英美商行的旗号，继续运行。久居上海的刘靖基，明白此中奥秘，也照此办理。大成公司此前在瑞士订购的22000枚“利妥”纱锭，恰好此时到达上海。大成公司便用这些纱锭，在租界办一家纺织染公司。公司定名“安达”，寓意这批纱锭安全到达。公司聘请英商瑞记洋行安诺德·查利、安诺德·哈雷，及祥兴洋行马歇尔等人，向香港政府注册登记，名义上由他们担任经理、董事长等，挂英商牌子，定名“英商安达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这些英籍洋人，只是挂名而己，只拿钱，不问事。实则由刘国钧任总经理，刘靖基为经理，袁敬庄为厂长。安达厂房租用公共租界中华书局印刷厂哈同路（今铜仁路）印钞旧工场，机器设备则利用大成三厂滞留在上海的瑞士利妥纱锭，员工为常州撤来上海的大成公司老人马，资金为从常州运来的布疋出卖的款项。安达生产“飞虎牌”棉纱，远销南洋群岛等地，产品质量上乘，年年盈余。

 “孤岛”时期的上海，处于相当特殊与奇谲的状态。“八一三”战事结束以后，中国军队撤出上海，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4年间，苏州河以南的两租界，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岛”，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照常运行。与租界外面的沦陷区、交战区相比，租界内相对安定，经济畸形繁荣。1937年底，公共租界可以开工的工厂只有400多家，到1938年底已达4709家，一年增加10倍以上，1939年又新设工厂1705家。进出口商行，1937年为213户， 1941年增加到613户。全国的轻工业产品仍然绝大多数从上海口岸输出。永安公司在1939年每天平均营业额超过百万元，1941年营业额较1938年增长5倍半，利润额增长11倍多。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营造业无不迅速发展。[14]纺织业方面，1938-1941年，租界新建11个棉纺厂，包括安达、荣丰、信和、合丰等，并不断扩充。到1941年底，新建厂已拥有纱锭22.8万枚，织机2713台。原来的10个老厂，利用闲置及进口设备扩建。到1941年底，租界内华商21个厂，拥有的设备与1937年相比，纱锭增加83.6%，织机增加213.4%，总设备折纺锭增加94.9%，总设备指数增加95%[15]。正是在这种奇特的背景下，设在公共租界的安达公司，在“孤岛”时期，也获得了畸形发展，到1939年底即盈利140万元。1940年又购进大隆铁厂所造纱锭1万枚，当年开出。[16] 刘靖基还在租界购进数量可观的土地，租给商户，盈利甚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共租界被日军占领，安达纱厂被日军军管。这时，整个上海都处于日军控制之下。刘靖基通过苏浙皖华商纱厂联合会，向日本军部打通关节，说明纱厂只是挂着洋人招牌，并非真的属于英美等国商人，并找出证人，拿出委托证件，要求发还。1942年5月，安达被解除军管，取消英商名义，改为安达纺织有限公司，继续营业。其他很多与安达类似的打着洋商旗号的企业也都被发还。

1946年10月，由于诸多复杂的因素，大成与安达分家，分为大成、安达两个公司，刘国钧主持大成，刘靖基主持安达，任总经理。双方此前共有资产，按四六分配，大成六成，安达四成。

从1946年到1949年，和平生活没过多久，国民党就挑起内战，中国社会又陷入极度动荡之中。尽管如此，刘靖基经营的实业，还是尽可能在各种夹缝中谋求发展。1946年，刘靖基任全国第六区棉纺同业公会常务理事期间，为民营纱厂税收和棉花联合采购等问题，大胆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受到同业的拥戴，成为棉纺织行业的代表人物。同年下半年，因其在棉纺织行业的威望，刘靖基当选为上海市参议员。1947年，刘靖基投资南京江南水泥厂，任常务董事，并当选为上海市商会理事、常务理事；与刘丕基联手，在上海潘家湾开办大丰纺织厂；全国纺织业联合会换届，刘靖基当选常务理事，并出任苏浙皖六区棉纺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他还担任上海大隆机器厂董事长。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刘靖基已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工商巨子。他所投资的企业工人已达万人。其时，上海棉纺织业号称有三巨头，他们是申新、永安、安达三系统，其代表人物分别是荣毅仁、郭棣活与刘靖基。 

1947年，纺织行业刊物刊登全国机器棉纺织工业联合会第六区代表刘靖基报告

刘靖基天资颖悟，善于学习，智商高，情商高。他在人生转折关头，或时代转折关头，多次得到贵人相助。约略说来，共有四个贵人，即刘柏森、刘国钧、吴镜渊与黄炎培。

前已述及，刘靖基在离开学校、走上社会之时，遇到了刘柏森。刘柏森家境殷实，经历丰富，学养丰厚，意志顽强，人脉丰沛。他大刘靖基33岁，属刘靖基的父辈。他对刘靖基的影响，远超过一般老师之于弟子、师傅之于徒弟。所以，刘靖基直到晚年，仍在念叨刘柏森的提携之恩。

刘国钧属于眼界雄阔、气象宏大、能吃大苦、善干大事的创业帅才，他大刘靖基15岁，他对刘靖基的赏识，与刘靖基的合作，让刘靖基受益良多。他延揽的人才，如华笃安、袁敬庄，后来很多成为支撑刘靖基企业的栋梁之才。刘国钧与刘靖基尽管一度产生隔阂，但后来重归于好。他们两人的长期合作，在纺织业方面的卓越贡献，双星辉耀，成为从近代到当代中国实业界的佳话。

吴镜渊（1875-1943），出身常州豪门大户，父亲为国学生，善于经商，有候选州同衔。吴镜渊为郡庠生，做过湖南候补知县，澧州、湖南营务处幕僚、直隶州慈利知县等职，勤政廉明，政誉颇佳。1911年自湘返乡，弃政从商，附股实业，成为殷实之家。[17] 1917年中华书局遭遇经济危机，面临被商务印书馆归并之危境，史称“民六危机”。中华书局干事沈颐请同乡吴镜渊施以援手。吴镜渊慨然相助，与常州一批实业家组成“维华银团”，以银行垫款形式，注资中华书局，缓解了燃眉之急。为褒奖吴的贡献，中华书局特制一硕大银盾，上刻“扶危定倾”四个大字，赠予吴镜渊。吴镜渊由此奠定其商界大佬的地位。就是这位大佬，看中了小同乡刘靖基的人品与才干，将女儿吴舜琴许配给他。做了吴镜渊的乘龙快婿，刘靖基也就嵌入了吴镜渊的社会网络。吴镜渊日后长期担任大成公司董事长。吴镜渊之弟吴镜仪，也是当时著名实业家，其子吴阶平，即日后著名医学家，在同一辈年轻人中有广泛人脉。吴镜渊另一个女儿吴舜文，嫁给有“棉铁之父”之称的上海富商严裕棠之子严庆龄为妻。由吴镜仪、严裕棠，又派生出许多新的有益的社会关系。如此纵横交错的豪门网络，让寒门出身的刘靖基获得空前繁富的社会资源，对他的实业生涯大有助益。

黄炎培（1878－1965），江苏川沙（今上海浦东新区）人，近代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与政治活动家，举人出身，清末参加中国同盟会，从事反清革命，投身新式教育事业，创办浦东中学，倡导职业教育。他创办职业教育社，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持职业教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门生弟子遍天下。他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坚决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参加民盟，组建民主建国会，从而成为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他1945年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探讨治国大计，有过广为人知的“窑洞对”。他的朋友，上自党国要人，下至贩夫走卒，有专家学者、巨商富贾、社会贤达，也有江湖大亨。这些朋友，为他开展教育活动、政治活动提供了极大方便。他在江苏工、商、学界都有很大影响，与刘国钧、刘靖基都很稔熟。正是有了这层关系，他在1949年鼎革之际，成了为刘靖基指点迷津的贵人。

1949年初，国民党败局已定。由于此前对共产党不够了解，对于即将到来的改朝换代没有把握，刘靖基准备迁厂香港，赴港作实地考察。在港期间，他遇到黄炎培。通过黄炎培的介绍，他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也了解到中共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心里安定下来，遂返回上海。不久，他忽然收到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的通知，要他全家限期迁离大陆飞往台湾，并送来机票。此刻，刘靖基主意已定，不愿去台。为了预防不测，他按通知要求，只身到机场，佯装离沪，待飞机起飞后，又悄然折回，躲进医院，迎接上海解放，施了一出金蝉脱壳之计。这一选择，成为决定刘靖基此后人生道路的关键一步。

古人有言：“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命运、风水之说暂且不论，积累阴德、敬畏神灵也不是完全没有积极意义，而善于读书、贵人相助、长于养生这三项，对一个人的成长、发展，都至关重要。这三项又往往是相互联系的。善于读书需做广义解释，既要善读有字之书，也要善读无字之书。善读有字之书可以增识，善读无字之书则能进德。刘靖基一生，之所以在不同阶段都能有贵人相助，关键在于他情商高，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善于转识成智，将各种书本知识、人生历练，转化为个人成长进德的养分。这在他的后半生体现得淋漓尽致。

新中国成立以后，刘靖基热情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新生的人民政权。他继续从事实业活动，担任企业领导，带头参加公私合营，热情从事社会活动，成为民营企业家中频繁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和好评的标志性人物。“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受到冲击和迫害，被下放到车间劳动，打扫卫生。但他识大体，顾大局，乐观，通达，对未来充满信心。改革开放后，他老骥伏枥，奋进不已，带头组建爱建公司，不断开拓创新；历任上海与全国人大、政协要职，继续为祖国建设出力。他酷好收藏、鉴赏古代名人字画，年深月久，浸润其中，竟成行家。这显示他极高的艺术禀赋与超强的学习能力。他精心挑选40件书画珍品，捐献给国家，不但体现了他崇高的爱国情操，更显示出他的国宝藏于私家不如藏于国家的邈远眼光。他自幼体弱，但养生有道，饮食节制，动静有度，自称“动则不衰，乐则长寿”。除了坚持走路，还自编健身体操，持之以恒，终于得享高寿。这些都是他对社会、对财富、对人生、对生命理解通透的表现。

刘靖基（ 左二） 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