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尽头》：在情绪与理性间探寻未成年人犯罪的真相

　　聚焦未成年人犯罪的电视剧《无尽的尽头》剧照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达到101526人，同比上升4.3%。随着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恶性化趋势显现，这一议题逐渐从司法系统内部走向公众视野。

　　电视剧《无尽的尽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一部具有现实穿透力的作品。它以多线叙事勾勒出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案件，试图在舆论喧嚣中搭建一座通往理性的桥梁。

　　这部豆瓣开分8.2的高分剧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题材剧，它更像是一面镜子，反映了家庭失职、制度漏洞以及环境冷漠等多重社会现象。剧中并未回避“未成年是否等于免责”的社会争议，而是通过一系列真实、沉重的案例，引导观众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那些误入歧途的孩子？他们背后的悲剧，是天生的一部分，还是一步步走向绝路的过程？

　　剧中多个案件直击当下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痛点，既有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刻画，也有对集体沉默的冷峻反思。

　　直面“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法律原则

　　第一个案件以15岁少年张文轩的悲剧震撼观众——因被诬告“告密”，他在烂尾楼遭遇三名同龄人殴打、撒尿羞辱，最终被黄家旺以“跳楼删视频”胁迫坠亡。施暴者明知其未当场死亡却冷眼旁观的情节，与2019年大连13岁男孩杀人案、2023年邯郸初中生弑同学案等现实案件形成残酷呼应，直指未成年人极端暴力犯罪中法律惩戒与教育挽救的艰难平衡。

　　法庭判处主犯黄家旺8年徒刑、从犯6年与5年的结果，非但未能平息争议，反而引发舆论海啸。受害者母亲陈慧雯因丧子之痛的哭喊与向检察官泼油漆的过激举动，既折射公众对司法透明的诉求，更暴露法律理性与民众情感之间的深刻裂痕。

　　庭审场景成为价值观对决的浓缩舞台：检察官林之桃援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理性论述遭舆论标签为“冷血”；黄家旺宣判时的麻木与陈慧雯当庭摔碎遗像的崩溃构成尖锐对比。这种戏剧化呈现将未成年人司法的根本困境推向极致——在“教育为主”的司法理念与“以命抵命”的公众诉求之间，社会亟待找到更有效的应对路径。

　　剧中似乎通过镜像人物陆声的故事给出答案。这个在少管所表现优异的少年，出狱后因家庭困境再次犯罪，却在司法人员帮助下获得新生。陆声与黄家旺的悲剧根源都指向成年人的失职——黄父对私生子倾注关爱却对亲生儿子不闻不问；陆父将孩子“出租”给盗窃团伙并实施长期虐待。这些情节撕开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核心症结：问题孩子背后，往往站着问题家庭与周围环境。但相比黄家旺，陆声的角色更具典型性——他被困在生存伦理与法律规则的夹缝中，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这种复杂性迫使司法系统直面“情有可原但法不可恕”的伦理难题，也引出了更深层的制度拷问：当家庭监护全面崩塌时，法律该如何补位？

　　剧作没有停留于批判，而是通过林之桃检察官的工作细节，具象化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进步探索：“一站式询问”避免二次伤害，“附条件不起诉”给予悔改机会，“专门矫治教育”强化行为矫正。这些制度设计体现了“惩治与救赎并重”的现代司法理念。

　　但剧中同时暴露出现实短板：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机关仅“可以”而非“必须”调查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导致家庭因素在量刑中的考量常流于形式——这与意大利、希腊等国将家庭状况明确列为法定评估要素的立法形成对比，折射出我国在“人格修复”导向的司法转型中仍需完善之处。

　　用艺术照亮现实，用理性推动进步

　　《无尽的尽头》以锐利的笔触剖开了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社会顽疾。这部剧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既没有将问题简单归咎于个人，也没有流于对司法系统的简单批判，而是冷静地呈现了一个相互作用的悲剧链条——在这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无意中成为“恶”的推手。

　　宁楷桐的案例，是整部剧最具代表性的转折点。这个曾经被捧在手心的女孩，在养母因保险诈骗入狱后，人生开始崩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检察官林之桃出于职业操守选择沉默时，这份专业性恰恰成为宁楷桐眼中“帮凶”的罪证。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并在后续的发展中不断发酵：她先是利用陈慧雯丧子之痛，煽动其对司法系统的仇恨；继而精心策划跳楼事件，甚至不惜纵火灭证。这场复仇早已超出个人恩怨，演变成对整个社会规则的疯狂报复。养母为“爱”犯罪，她为“孝”复仇，最终却在真相揭露后陷入悔恨。这一过程揭示了仇恨的非理性，也展现了法律与情感之间的巨大张力。

　　更具悲剧性的是，这个看似“恶贯满盈”的女孩，本质上却是一个被层层辜负的受害者。编剧用大量细节展示她如何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养父母以爱之名行犯罪之实，司法系统因年龄问题而过度宽容，社会舆论则始终冷眼旁观。正如剧中那句发人深省的台词：“一个儿童的长成背后必然有复杂的环境因素。”宁楷桐的堕落轨迹，超越了“天生恶童”的简单归因，直指更残酷的真相：当家庭从社会化最初场所异化为暴力的孵化器，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便不能仅依赖司法的事后惩戒。而当家庭、司法、社会这三个本该守护未成年人的系统接连失守时，悲剧就成为了必然。这不禁让人感叹：比“坏孩子”更可怕的，是制造“坏孩子”的流水线。

　　不过，剧集中一些情节设计也引发了观众和业界的争议。部分设定因过度戏剧化而偏离现实司法逻辑，削弱了作品对法治议题的严肃探讨。例如，陈慧雯坚持向检察官林之桃追责，而非直接针对校园霸凌加害者的家属，这一行为路径与现实中常见的维权模式存在明显偏差。这种人为制造的“检民对立”，虽强化了戏剧冲突，却忽略了公众通常更倾向于追究直接施害方的现实逻辑，也弱化了对司法角色真实定位的理解。

　　此外，剧中对部分案件的处理过程显得过于简化，缺乏对司法程序复杂性的展示。例如，林之桃仅凭一张未经核实的照片便被启动内部调查的情节，在现实中显然不符合检察机关纪律审查的基本流程；又如，宁楷桐策划纵火、教唆网暴等严重犯罪行为，却未表现出足够的心理干预或社会矫正过程，而是直接走向极端，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未成年人犯罪成因的社会结构性探讨。

　　这些细节上的偏差虽非剧情主线，却成为该剧在专业性层面受到质疑的关键所在。尽管如此，《无尽的尽头》仍不失为一部具有现实关怀的作品。它在人物塑造与议题设置上展现出的勇气，已成功将公众目光引向那些长期被忽视的社会角落——从家庭监护的缺位到心理干预的缺失，从法律边界模糊到社会治理盲区。正是通过这些讨论，剧集激发了关于法治精神、家庭责任与制度保障之间的广泛思考。

　　剧中一句台词发人深省：“真正的正义，不是快意恩仇，而是不让下一个悲剧发生。”这或许正是文艺作品介入社会议题的最高意义——它不提供标准答案，而是唤醒对系统性缺陷的警觉，推动从司法改革、家庭支持到社会救助的全链条响应。

　　（作者夏林漫，华东政法大学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