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沟通深耕细节 做实定分止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不变的根本立场，法治必须为人民服务。当前人民群众对法治的诉求和需求与日俱增且日益多元，法治现代化建设应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作为法治改革和创新的立足点。对法院而言，人民所求、民心所向的一直是公平正义，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的关切，是人民法院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满足人民群众在新时代对审判工作新需求新期待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对审判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人民法官作为法治现代化的建设者和引领者，审判理念和工作方法必须始终坚守人民性这一立场并引领中国法治不断前行，坚持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否得到满足作为审判现代化的评判标准。申言之，人民法官应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忧，积极回应以当事人、诉讼参与人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对案件的关切，这具有新时代法治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案件无论大小，对当事人而言，都会关涉到其人身自由、财产安全、家庭稳定等重要权益，我们需要用一件件群众身边的“小案”来彰显中国法治的温度和张力。审判工作的特点在于控辩审三方不断相互交集以追求案件真相并实现公正。目前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的工作仍有不满意之处，这既是压力，更是法院工作的动力，不可否认，沟通是消除误解、化解矛盾、获取信任最好的群众路线，所以沟通和回应不仅是审判工作的职责所在，也是法官庭审职能延伸、参与社会综合治理的工作要求。为了做好审判工作，法官应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必须树牢“如我在诉”意识。这一理念的价值不仅在于避免程序空转、提高诉讼效率，更在于法官要善于换位思考，充分尊重和善待当事人，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把化解矛盾、服判息诉的工作做足做细做好，避免“案生案、案生访”的情形出现。如我在诉是人民群众对法院和法官最朴素的要求，是人民法院坚持“人民至上”司法理念的生动体现。当事人往往不熟悉审判程序、法律条文，此时需要法官在当事人与法庭、法律制度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释法、沟通和协调关系，让当事人在诉讼参与过程中感受到良法善治的力度，进而有利于矛盾纠纷的实质化解。因此，民事法官要摒弃机械办案、善用“枫桥经验”，努力争做“马锡五”式的新时代法官。刑事法官亦是如此，面对占比86%以上的轻罪案件，对于被告人要用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注意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修复，要考虑犯罪附随后果的严重性；同时充分考虑被害人态度和维护被害人利益，加大对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力度，通过法治化、多元化的社会手段来化解复杂对立的社会矛盾。司法不是裁判者简单孤立的一纸判决，而是真正用心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不同诉求。对此，张军院长在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亦强调，坚持人民至上，聚焦百姓所急所盼，以“如我在诉”意识办好民生案，持续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获得感。正如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所言：“夫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

第二，充分保障辩护律师诉讼权利。在现代刑事诉讼关系中，辩护权是被告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项基本权利，从诉讼结构上讲，控诉、辩护、审判构成了现代刑事诉讼的三项基本职能和等腰三角庭审架构，共同维系和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的《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法官应当注重诉讼权利平等和控辩平衡。对于律师发问、质证、辩论的内容、方式、时间等，法庭应当依法公正保障，以便律师充分发表意见，查清案件事实。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诉讼权利和规范律师参与庭审活动的通知》，进一步强调对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保障。2024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与全国律协又搭建“四方会商”机制，及时解决辩护律师执业过程中遇到的权利保障问题，有效维护律师正当执业权利。人民法院始终重视对辩护律师辩护权的保障，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突出强调事实调查、证据质证、法庭辩论在庭审中充分展现，诉讼制度改革为律师辩护权的有效发挥提供了坚实保障。“公正与效率”是司法工作的永恒主题，公正是首要价值，但需要兼顾效率，迟到的正义也是非正义。权利是利益的载体，但权利在程序的加持下也存在被过度使用的嫌疑，若一件并不复杂的案件如果耗用较长时间审结，或者控辩双方把主要精力放在程序对抗上而非事实调查和证据质证上也是一种司法资源的非理性消耗，这并非中国式现代法治文明的应有样态。作为刑事法官应依法立足审判工作，从细节入手，加强与公诉人、辩护律师等诉讼参与人的协商和沟通，了解彼此诉求，尽量把各项沟通工作在庭外解决；并充分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阅卷、申请调取收集证据、辩护等各项执业权利，为辩护律师履职提供便利，尤其充分重视辩护律师关于非法证据排除、无罪辩护的意见。在庭审中法官要主导和掌控庭审节奏，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均应听从法官指挥，庭审应充分展现权利保障、审判高效、聚焦问题的特点，确保控辩双方对抗的有效性。庭后辩护律师若希望再次和法官沟通，法官必要时可以线下进一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而并非仅要求对方提供书面意见，其背后关联着家属的意愿和愿望，应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参与化解矛盾风险的重要作用，通过与其充分沟通可以协助法官消除当事人及家属对法院的不信任或误解。

第三，裁判文书充分说理是有效回应的重要载体。文书说理并非法官的内心独白，而是对庭审实质化的浓缩，把整个诉讼流程和控辩观点在纸面上呈现，控辩双方有无道理通过法官依据事实和证据并结合专业法律知识进行深入评判。除简易程序、简单或认罪案件外，刑事法官对审理查明的事实尽量不要直接复制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要在指控的基础上对事实进一步查明和细化；对质证的证据不能罗列了事，而是引用证据的基础上对证据进行分析，通过逻辑性、印证性和排除矛盾性的判断而得出结论的唯一性，要把冰冷的单个证据串联起来，通过深入分析让证据链条生动立体起来，换言之，证据的印证性越强，裁判文书越具有说服力。撰写一份高质量的裁判文书并不容易，它考验法官对事实和证据的熟练程度、专业知识的理解程度和生活阅历的积累程度，一言以蔽之，说理具有专业性、技巧性和充分性的硬性要求。经评估，一个有争议或复杂的案件对争议问题的评判说理需要占到整个裁判文书篇幅的20%-40%才较为合理。因为“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等朴素正义观已深入人心并形成基因编码，而被权利意识浸润几十年的人民群众对是非的判断已具有较强的思辨能力，法官对争议问题逐一论证，对控辩双方意见的采纳与否给出充足理由，这才是真正的审判沟通和回应。有时当事人争的不是胜败，而在于一个“理”字，“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裁判文书充分说理展现出法官的自信、真诚和尊重，也会促使当事人双方对裁判文书具有较高的接受度，即使一时不满，时间一久也会弱化对法院的不满。说到底，裁判说理是裁判文书的核心内容，是联系案件事实与裁判结果的桥梁，是展现法官内心思考和衡平技艺的外在表现，是法官与当事人乃至人民群众法律普及、沟通并努力达成共识的有力纽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真相、公平正义的孜孜追求，不外乎是对自己美好生活权益的具象化维护。法官需要在案件审理中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转化为厉行法治的实践，充分利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努力从源头上化解群众矛盾纠纷，在审判各个环节充分体现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尤其要做到风险告知、判前释法、判后答疑，通过认真落实定分是本、重在止争的审判理念，以实现公正办案、以案传法、政通人和的司法追求。人民法官要把审判工作自觉融入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中，从我做起、紧盯小案、深耕细节，在一事一案中不断积累司法公信和权威，努力提升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认可度和满意度。同时法官在行动自觉中亦需保持清醒，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应以审判职能延伸为通道，不能偏离审判主责主业，更不能取代社会多元化手段在化解矛盾纠纷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