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刊丨瓦窑堡会议与党的战略转变：风雷动 起宏图

——瓦窑堡会议与党的战略转变

■张晓辉

瓦窑堡会议（油画，中国美术馆“长征之路”主题展作品）沈尧伊 作

塞下秋来风景异。

范仲淹笔下的苍凉意境，在1935年10月，因一支漫卷红旗、转战万里的队伍抵达陕北吴起镇，而显得多了一分豪迈与雄壮。

1个月后，名不见经传的另一个小镇——直罗镇，战云骤起。会合了陕北红军后，重新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的中央红军，以一场痛快淋漓的歼灭战，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落脚西北，大局稍定，新的问题即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下一步该迈向何方？

一

直罗镇的硝烟尚未散尽，一位衣衫褴褛的商人来到中共中央机关驻地——瓦窑堡。他就是化名“张浩”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

他此行目的，是向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核心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应对法西斯进攻和新的世界大战威胁。为安全起见，他片纸未带，而是把文件精神以及与共产国际联络用的密电码牢牢背记在心里，化装后随商旅驼队穿越大漠戈壁，辗转千里，九死一生，终于抵达瓦窑堡。

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蒋介石近乎偏执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一方面对野心日益膨胀的日本处处妥协、节节退让，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人穷追猛打、步步紧逼。然而，侵略者的野心从不会因为劫掠对象“不抵抗”和卑躬屈膝而满足。虽然在“反共”这一点上，日本人与国民党反动派不谋而合，但他们没有给蒋介石留面子，更没有给中国的抗争留下时间和空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强占东三省，到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寇蹄狼烟南及沪上，北迄平津。《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一纸纸协定丧权辱国，把国破家亡的惨景一次次置于国人面前。北平青年学子们大声疾呼：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哲人说，历史的进步往往以巨大的灾难为代价。日寇的贪婪与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国共产党人一再宣示的抗日意志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激发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爱国热情，促进了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增长。空前的民族危机，空前的民心凝聚，以中共领导发起的一二·九运动为标志，抗日救亡的热潮席卷大江南北。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紧要时刻总有关键力量砥柱中流。

历史航船破浪向前，冲波逆折处更需要舵手把舵领航。

历史在那一刻，聚焦在龙虎山下、清涧河畔的这座小镇。

二

瓦窑堡，如若没有90年前的那场风云际会，它也许会像许许多多长城沿线的古老军堡一样，湮没在黄土高原厚厚的历史尘埃中。1935年岁末在这里召开的那次重要会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

1935年12月17日，瓦窑堡二道街前河滩田家院热闹起来。院内一排五孔砖窑的中间那孔，被摆上了两张八仙桌和六条长凳，原本不大的空间因此显得有些局促，连一旁的土炕也被当成了座位。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这里举行，讨论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军事战略问题。

议题重大，会议连开9天。听取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之后，23日，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他直入主题，指出当前形势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为此，要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他强调“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极大战略上的作用”。会议当天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主攻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

会议最后阶段，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变成了争论。对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家没有异议，但跟谁联合，成了争论的焦点。

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他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惮于承认且勇于改正自己错误的。经过讨论，大家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想通了的博古等人成了统一战线政策坚定的支持者。

25日，会议在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后结束。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思想统一，阴霾尽扫，走出会场的人们一脸轻松。

趁热打铁，才能做好下篇文章。只隔一天，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针对一些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进一步阐明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来自中央机关、陕甘省委、各县县委的干部和红军大学、中央党校的学员400多人，把龙虎山下的西北办事处礼堂坐得满满当当。

这篇约1.2万字的报告，从“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民族统一战线”，到“人民共和国”，再到“国际援助”，对党面临的政治策略问题，作了系统完整的分析。短短两天时间，挥就一篇主题重大、逻辑缜密、观点鲜明、内容翔实的长文，毛泽东显然经过深思熟虑、早已成竹在胸。

对比、比喻、例证，毛泽东的话语一如既往地平实生动，分析鞭辟入里。他以蔡廷锴、冯玉祥、马占山的抗日言行和第26路军宁都起义为例，说明“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同时，他还提醒党内注意吸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要求共产党员须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他预言，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毛泽东的信心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让大家在天寒地冻中看到了抗日救亡的胜利曙光。

道路决定命运。

上承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道路，在瓦窑堡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它表明我们党克服了“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思想，在中日民族矛盾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之际，不失时机地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成功和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来贯彻共产国际决议，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党和红军由此开始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

三

瓦窑堡会议结束的那一天，是西方的圣诞节。

对于身为基督徒的蒋介石来说，心情可能是喜忧参半。即将过去的一年，尽管日本人在华北一再滋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空前挑战，但在他看来，局面似乎并非不可收拾。他念念不忘的还是老对手：毛泽东和红军。既已将红军驱赶至西北一隅荒瘠之地，何不一鼓作气“以竟全功”？此时被蒋介石调集到西北围攻红军的，既有胡宗南等黄埔系中央军，也有阎锡山晋绥军、杨虎城第17路军、宁夏“二马”等地方实力派，还有有防难驻、有家难归的张学良东北军。消灭红军，削弱地方势力，以奏“一统之效”，一石三鸟，坐收渔利，蒋介石深谙其中之道。只是算来算去，他还是没有算清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民心民意这笔“大账”。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消极以待、坐观其变，而是马不停蹄行动起来——东征山西，扩大政治影响；西征宁夏，巩固战略后方；办学建校，培养抗战人才；从东北军、西北军入手，展开统战工作……多管齐下，力求尽快打开局面。

还在瓦窑堡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就致电红一方面军及各军团领导人，下达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翌年1月19日，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要求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1个月后的雨水时节，毛泽东亲率红军主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强渡黄河，挺进山西。

战役发起前，一场大雪不期而至，覆盖了陕北的沟沟峁峁。毛泽东伫立黄河岸边，东望华北陆沉，万丈豪情喷薄而出，挥笔写就震古烁今的经典词章《沁园春·雪》。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历史有时就是这般巧合。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瓦窑堡会议是14年，从会议到新中国成立又是14年。从这座小镇出发，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风流人物一路向前，以巨大勇气和百倍信心，去迎接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光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