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精华丨关税大战下的中国企业出海：东南亚的市场机会与挑战

中美关税战与中国企业出海趋势

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指出，即使一个国家所有产品的生产效率都低于另一个国家，只要两国在不同产品的生产效率上存在差异，就能通过国际分工、专业分工和自由贸易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优配置，推动世界经济的最优化发展。

二战后，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对这一理念深信不疑。至今，无论是WTO成员数量，还是像东盟这样的区域互惠区数量都在不断增加，同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税水平也在不断降低。这是因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是全球资源最优配置的基础，而关税是阻碍自由贸易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世界各国普遍通过降低关税水平来保障自由贸易的实现。

以中美贸易为例，从2000年开始，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这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税水平大幅降低。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为兑现承诺，中国对美国的关税水平更是显著下降。自此，中美之间经历了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贸易蜜月期，双方的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增长。

图1 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比较优势

然而，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意外战胜对手，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2018年，特朗普上台后推出了一系列关税措施，其中针对中国的四次关税增加，覆盖了当时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的产品。尽管这些关税措施看似幅度很大，但实际上综合有效税率仍保持在10%以内。拜登政府上台后，关税水平也未显著下降。而到了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关税更是从20%多一路飙升到200%多，甚至被特朗普称为“解放日关税”。

那么，美国是如何计算这些关税的呢？根据美国商务代表处给出的公式，他们试图通过关税变化来影响美国产品市场价格，进而改变消费者的需求量，以此来平衡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然而，这个模型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它是一个静态模型，而国际贸易中的贸易不平衡通常会通过货币贬值或升值来逐渐调整。其次，美国在计算时仅考虑了商品贸易，而忽略了服务贸易。实际上，中国对美国有550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逆差，若将其纳入计算，关税的必要性将大打折扣。此外，美国在计算中对传导率和价格弹性的估算也不准确。根据对2018年中美第一次贸易战的分析，传导率接近100%，意味着当时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几乎全部由美国消费者承担。而价格弹性在-3到-6之间，这表明即使关税增加25%，理论上的出口贸易额可能归零，这是中美双方都无法接受的结果。因此，超过25%的关税增幅在实际中并无太大意义。

 图2 特朗普两次任期内中美贸易战形势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预判中美之间一定会重新谈判，而中国则采取了相对强硬的立场。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出口结构已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逐渐向中高端转型，正处于摆脱比较优势陷阱的关键阶段；二是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已从35%降至20%左右，且东盟、欧盟等经济体的总贸易额已超过美国，这为中国在谈判中提供了足够的底气；三是特朗普作为商人出身的政客，其谈判策略通常是先抬高价格，再逐步让步。

最后，我们预判未来中美关税谈判的方向。根据对美国关税政策的分析，发现其主要服务于中间的“摇摆”选民，而各国的报复性关税则更多针对特朗普的支持者。未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国的关税政策仍将以服务中间选民为主，而中国也可以有针对性的设计报复性关税政策。

总结来看，尽管特朗普的政策看似混乱，但从数据和理论分析来看，其背后仍有经济理性的考量。我们相信中美之间一定会重新谈判，达成新的关税均衡，但这一过程将是漫长的。在此过程中，中国产业将经历区域和产业层面的结构性变化，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出海问题的原因。

中国企业抱团出海的策略与模式

华立集团自1991年设立国际贸易部，开启国际业务，1995年成立进出口公司，获得自营进出口权，2000年提出国际化战略，并在泰国投资建设电能表工厂，开启了“产品走出去”的1.0阶段。随后，我们在2003年进入阿根廷市场，2004年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市场，2005年进入印度市场等，逐步开启“制造走出去”的2.0阶段。2005年，我们设立了泰中罗勇工业园，标志着进入“企业走出去”的3.0阶段。2015年，华立集团投资建设北美华富山工业园，并正式提出“三大三小”的境外平台战略。2019年，我们建立了中越边境产业园，2024年又设立了华中亚华工业园，目前，华立集团在全球已有六大产业园区，即“三大三小”，全面迈向“全球制造综合服务平台”的4.0阶段。我们希望至少助力1000家企业参与国际产业分工。

罗勇工业园于2005年由华立集团与阿米特集团在泰国开发，专门面向中国投资者，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园区。截至目前，园区已有270家企业，完成了15平方公里的开发建设。产业定位围绕汽摩配、新能源、新材料、智慧家居、机械电子等行业，致力于打造产业链式的智慧园区，助力中国企业安全落地、健康成长。

泰国为何能吸引众多中国企业投资呢？我认为原因包括其市场容量、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完善的公共和工业基础设施配套、优惠政策、优良的职业素质、社会稳定安全以及良好的中泰双边关系等。中泰关系素来亲密，中泰一家亲并非空话，这为投资和生活提供了极大的安全保障。

在多年的实践经历中，我们总结出在泰国投资经营需要注意的几点经验：首先要加强合规经营意识，提前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其次是做好本地化经营发展长期规划（包括文化融合、人才本地化、供应链本地化），投资前结合自身产品详细了解原产地化要求；再次是要注重与本地和谐共处、共同发展（如环保、就业、技术培养等）；最后是要通过正规渠道获取信息和咨询——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出海”数量增多，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部分企业因不正规操作导致了负面影响。因此，建议企业尽量通过正规渠道，如使馆或中国企业总商会等，获取准确信息，避免陷入诈骗等陷阱。

我们希望企业能够真正实现抱团出海、抱团取暖、抱团竞争，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打造更多成功的中国品牌。

泰国营商环境与中泰投资机会

泰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重要合作伙伴，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不断深化。2024年，中泰双边贸易总额达到1339.8亿美元，同比增长6.1%，中国企业在泰投资的项目多达810个，投资金额达51亿美元。泰国的地理位置优越，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重要枢纽。2024年，东盟十国的GDP总量达到3.98万亿美元，其中泰国的GDP为5268亿美元，人均GDP为7500美元，在东盟地区处于中上水平。

后疫情时代，内需增长、出口回暖以及旅游业的复苏共同推动了泰国经济的快速增长。2023年至2024年，泰国的住宿和餐饮服务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等行业均实现了显著增长。制造业中，服装制造、计算机与外围设备制造、通用机械制造、食品加工制造和化妆品及个人护理产品制造等细分领域也表现出色。

泰国政府推出的“泰国4.0”战略，旨在将经济从资源型低端制造转向高附加值创新驱动型经济，汽车制造、智能电子、高端旅游、农业和工业机器人等领域被列为重点发展产业，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方向高度契合。

 图3 近两年泰国主要增长支柱行业

对于有意向投资泰国的企业，了解ODI备案和泰国外资准入限制至关重要。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需在商务部和发改委进行投资备案，投资类型分为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在泰国，不同行业对外资的准入限制各异，部分制造业可直接外资投资并允许购买土地，而人力资源行业则需泰方占股51%。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为特定行业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如最高13年的企业所得税减免。工业园区内的企业可享受额外的优惠政策，如所得税减免、运输成本优惠、设施成本减免、机械进口免税和原材料进口免税等。

泰国的企业所得税率为20%，中小型企业实行阶梯式征税。增值税率为7%，每月需申报，次月15日前完成。预扣税则由付款方预先扣除，年终进行汇算清缴，不同行业的税率不同。

因此综合来看，在泰国投资和经营，企业需注意以下几点：确保中国干部持有合法工作证，雇佣劳工需符合劳动法规，选择具有合法资质的中介公司协助申请外劳，申请外劳需满足法人代表持有工作证和工厂取得生产许可证等条件。

出海泰国的商业路径与文化融合

出海的定义包含多个层面内涵：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国际化、投资/业务行为中的海外扩张与对外投资，以及政策/战略层面的全球化。出海泰国不仅是被动防守，更是主动作为。从产业发展梯度理论来看，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中的必然现象。从供应链调整角度看，经济大国进行全球供应链布局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例如，家电行业的海尔、格力等企业较早进入泰国市场，成为典型的出海案例。

近年来，尤其是疫情后的2023年，我接触到许多前往泰国出海的中国人，发现了一个共同问题：许多人对泰国及其文化缺乏深入了解，甚至包括在泰国生活多年的人，对当地文化仍存在一些误解。

出海的核心痛点在于规避风险和获得信任。泰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历史悠久。早在汉代，中泰就有了友好交往。大成王朝时期，华人享受着诸多特权。然而，到了20世纪40-50年代，泰国曾实施过排华政策。直到1975年，中泰正式建交，两国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1999年之后，泰国逐渐向中国倾斜，特别是在他信上台后，中泰合作不断深化，这种趋势愈发明显。泰国在中美之间巧妙平衡，既不会完全倒向中国，也不会完全倒向美国，保持着自身独特的外交空间。

泰国文明由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共同构成。印度文明对泰国的影响深远，如泰国的国徽“金翅鸟”就源自印度文化。此外，泰语中许多词汇如“萨瓦迪卡”都源自梵文。中华文明的影响则体现在语言和生活习惯等方面，比如泰国的“豆腐”一词就与汉语发音相似。而西方文明在泰国也占据了主导地位，泰国的政治制度效仿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实行三权分立。泰国的经济结构以市场经济为主，服务业和制造业是其主要支柱产业。旅游业是泰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吸引了全球各地的游客，也带动了酒店、餐饮、交通等关联产业的繁荣。

泰国的社会结构具有鲜明的等级特征，受佛教和王权影响，等级体系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家庭和社区在泰国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形成了浓厚的社区氛围，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泰国社会对外来文化持开放态度，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发展。

泰国国民性中存在许多矛盾的表现：被称为“微笑之国”，但泰拳又展现出其彪悍的一面。泰国人似乎随性快乐，但在工作时又表现出极高的勤劳度。他们保留着佛教传统，同时又积极拥抱西方现代生活方式。在生活节奏上，要钱和开车时表现得很快，但在工作流程上却相对较慢。泰国男性大多有出家经历，这种僧俗融合的现象也十分普遍。

在泰国投资和生活，理解文化融合是关键。泰国属于“高语境文化”，在交流中，言外之意和非语言信息往往更为重要。建议采用本地化管理团队，积极融入当地社区，适应泰国的商业文化，学习和理解泰国礼仪。另外，泰国人的耻感文化显著，应避免让泰国合作伙伴“难堪”，在商务纠纷中给予对方“下台阶”的空间。间接表达和尊重氛围比直接批评更有效，建立长期关系比短期利益更重要，信任基于“关系”而非“合同”。

中泰文化融合的成功案例众多，如华为泰国的本地化战略——其90%员工为泰国人，并参与泰国数字人才培养；蜜雪冰城泰国与本地企业合作，尊重当地商业文化和消费习惯，参与公益事业；MG汽车泰国与正大合作，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关于出海泰国的商业路径，中国企业需要在战略思维框架上进行三方面的关键转变：战略架构、跨周期韧性和全球视野。竞争范式需要从存量博弈和短期变现升级为规则定义权的争夺。企业出海运营模式需要实现三重跃迁：从孤立式市场进入转向系统性全球布局，从标准化模式移植转向本土化生态共建，从粗放式规模扩张转向可持续合规经营。比亚迪汽车在泰国的降价策略就引发了诸多问题，反映出合规的重要性。

此外，成功开拓泰国市场需要构建四大核心能力支柱，包括战略洞察力、文化融通力、人才蓄水池和数字基座力。例如，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集体出海泰国，紧跟泰国4.0战略，展现了高明的战略洞察力。文化融通力在文化融合和遵循普世价值方面至关重要，如丰田泰国的CSR活动协助中小企业。人才蓄水池方面，华为与朱拉隆功大学合作培养了10万多名数字化专业人才。数字基座力在泰国的lazada和shopee等跨境电商的运维和供应链管理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内企业出海策略和风险规避指南

出海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深思熟虑，明确动机与目标，了解目标市场的基本情况，并评估自身业务是否适合国际市场。在出海之前，我们必须考虑自身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来支撑海外扩张，包括人力资源、财务状况以及精力投入等方面。实地考察至关重要，只有亲身体验目标市场的文化、宗教和环境，才能真正了解当地的消费者需求和偏好，验证产品或服务的适用性。

在出海过程中，我们需要全面尽职调查，关注法律法规、政策导向、知识产权及文化差异，避免过度依赖个人经验和直觉判断。选择正确的投资模式同样关键，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成立子公司还是办事处，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策略。出海后，我们还要定期复盘，总结经验教训，形成有效的反馈机制，防止重复犯错，鼓励创新思维，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22.1万亿元，民营企业在进出口总额中占比持续上升，出海已成为众多企业拓展市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在出海目的地的选择上，企业应根据自身行业特点，准确匹配目标市场，并选择合适的方式切入。当前，中国企业已形成多行业全面出海的发展形势，覆盖北美、欧洲、南美、东南亚和中东等区域。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为国内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出海机遇。

 图4 2024年进出口总额达43.85万亿，外贸基本盘持续巩固，其中民营企业主力作用增强

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方面展现出平稳发展的态势。中国贸促会《2024年度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中，超八成受访企业表示将扩大或维持对外投资意向，超九成受访企业对中国对外投资前景持较为乐观态度。其中，“抱团出海”成为新风潮，近50%的企业有“抱团出海”意向，近70%的企业“抱团出海”对象是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企业。从地域看，企业对外投资优先选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出海的过程中，企业必须强化合规意识，避免国际制裁，获得当地尊重和认可。同时，也建议积极践行ESG理念，为当地做贡献，发挥民间外交作用，推动民心相通，这不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地缘政治剧变与海外投资风险态势

我们考察一个市场，并非只看其稳定性和安全性，更直接的指标是能否掌控，可控才是关键。因此，我们认为在评估风险时，地缘政治或政治因素更为重要。面对新的政治变化，我们需要调整应对策略。然而我们对风险的认知存在问题——这不仅仅是法务、劳务、财务、税务的问题。企业必须调整自身的认知，将地缘政治因素真正纳入考量。

现在各种社交媒体充斥着信息——更确切地说，是信息污染。我们平时看到的很多信息都是垃圾信息，它们提供了很多情绪价值，但却对企业决策和认知帮助不大。

在风险识别时，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政策，例如关税、法律等。但这些政策并非凭空出现，它们源于政治变化。正是因为政治变化，才需要调整关税、法律以及其他环境和用工政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认知模式必须包含政治因素——因为等到了风险应对环节，前面的一切都已经发生。所以在评估风险时，必须将这三个环节（政治、政策、风险）联系起来看，而不能只关注后面的风险应对环节。当企业走出去投资或经营时，我们评估风险的方式也应该有所调整。

之前我们提到“一带一路”，最初对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评估相对较低，因为很多情况变化莫测。这体现了我们对风险认知的一个维度。国内政治因素，例如政党变化、领导人变化等都会直接影响国内政策，这一点在东南亚国家尤为突出。另一个维度是各种诱因，例如美国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变化。泰国的政策比较灵活，虽然有风险，但从政治角度来看，可控性是较高的。

 图5 出海政治风险识别：诱因维度

另一个问题是避免错误的定位，即模糊的政治和糊涂的经济定位。当我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讨论时，他们往往关注的是中国的投资规模，例如基建项目。我们需要解释，我们不仅做基建，还有商业规则等其他方面。

还有一个认知风险，即在观察特朗普或其他国家政策时，要将行动和言论结合起来考虑，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一个国家的政策对我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