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办案，收获的不仅仅是两面锦旗……

2021年12月，福建一家企业从巴西购买了7万余吨的大豆，委托一家外资航运公司船运至中国。

大豆在经历一个月的航运后，抵达福州港口。在卸货时，货主方却发现大豆中存有的玉米、小麦、土灰等杂质超过了标准。杂质超标，将影响整船大豆的用途，据货主方估算，造成的损失将达到数百万美元，他们认为，杂质超标是航运公司在运输过程中因管理疏漏造成，为此，货主方将航运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航运公司赔偿货物损失。

而航运公司认为，自身运输流程完全合规，海上航行期间尽到了充分且合理的管货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并出示了第三方检测报告和相应证据，表明货物杂质问题应是装船地装货时造成。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告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航运公司构成违约，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不成立，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我们妥善、谨慎地履行了运输合同项下承运人的管货义务。这批大豆在我们运输的责任期间并未受到外在不良影响的，公估公司、海关等的检测报告也能够支持我们。所以这个结果对我们而言是公平合理的。”航运公司在一审后表示。

“一审后我们感到相当委屈。”货主方回忆到，“这批进口的大豆用于多方面加工，涉及食品、畜牧等多个产业，过多的杂质会直接影响到下游产业链，造成的损失多达百万。所以即便一审不支持我们，我们也坚持要讨个说法。”抱着这样的心态，货主方选择上诉，案件来到福建高院，进入二审程序。 

受理该国际海运合同纠纷后，林锦与书记员对案件开展了两次深入的调查，从提单签收细节到国际海运惯例再到海关抽检情况……他们对证据进行“地毯式”梳理，并逐一厘清争议焦点。

案件审理过程中，林锦发现，双方矛盾出现了从法律个案层面蔓延至商业层面的迹象，已不能从简单的合同纠纷去考虑，而是涉及到了企业形象、行业责任甚至国际商誉等方面。

为此，在二审庭审中，林锦有意地将庭审焦点从“是否赔偿”转向“如何修复关系”，并提出让双方进行调解。面对法官的提议，庭审中的双方也理解了法官对案件的用心，坦然接受调解建议。

在与航运公司当事人沟通时，林锦开门见山：“一审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你们并不构成违约，但是法律上无责不等于无需审视服务瑕疵。特别是作为国际航运企业，中国市场对贵公司而言是有相当分量的，企业社会责任应体现在对客户关切的积极回应中，所以此案最终的处理方式将直接影响客户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主动承担责任虽然对贵公司而言可能并非法定义务，但一定是赢得长期合作的战略选择。”一番设身处地的掏心话，让原本占理而态度坚决的航运公司代表陷入了沉思。

面对货主方，林锦也摆事实讲道理：“在无法提供相应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并不能把货物出现杂质认为是运输方作为。而且，纠纷本质并非是大豆出现货损，而是杂质含量多少，实质上属于货物品质的纠纷，跟运输过程并没有实际联系。”

随后，他又算起“时间成本账”：“诉讼程序每延长一日，贵司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就增加一分。选择调解方案，表面上看好像是放弃了诉讼程序和权利，但实际上却能最大限度避免损失增加，又可维系后续商业合作基础。这种将“法言法语”转化为商业语言的沟通方式，让货主方代表连连感叹：“法官的释法说理，精准触达商事主体核心关切。”

最终，在经过深入的交流后，双方达成和解。货主方撤回上诉，而航运企业主动提出给予货主方一定的经济补偿，并表示将优化跨境运输品控流程。“这笔钱不是单纯的补偿，而是我们对行业进步的投入。我们和当事人汇报后，他们也非常认可我们中国法官的司法理念和国际视野，这是当事人执意要向中国法院赠送锦旗的原因。”航运公司代理人李律师说。

“耐心调解，化解纷争；国际视野，胸怀天下。”锦旗上红底金字的赞语，不只是当事人对法官的褒奖，更是人民群众对福建法院从“定分止争”到“治未病”司法理念的赞同以及从“就案判案”到“国际视野”的认可。

“法官既精准把握《海商法》与国际贸易惯例及最高院指导案例的衔接，又能从企业战略角度预判纠纷的长远影响，这种跨界思维，在我们看来，代表着中国司法与国际商事治理接轨的方向。”李律师表示，“法官没有停留在‘输赢’层面，而是引导我们思考，作为一家航运行业头部的企业，如何通过个案树立行业标杆，如何展现超越合同范围的担当。”

而货主企业代理人安律师也对调解过程高度认可：“起初我们坚持上诉，是担心司法程序‘一锤定音’后问题被简单化处理。但法官没有局限于法律条文的‘对错切割’，而是真正倾听企业的核心诉求，为双方架起了信任的桥梁。”他特别提到，“法院提出的和解方式，更着眼于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行业矛盾，这种‘向前看’的司法智慧，我们很钦佩。”

“简单按照法律依据一判了之，虽然能做到‘案结’，但未必能够‘事了’‘人和’。面对涉外案件，能够从更广阔的国际视角来全面处理案件，最后取得双赢多赢共赢的效果，才是我们涉外审判的应有之义。”作为案件审理法官，林锦如此“自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