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史漫笔385】日莲的异端火焰与他的《立正安国论》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镰仓时代的天空下，一位僧人正用他锐利的目光审视着这个灾难频仍的世界。日莲，这位后世称为日本佛教法华宗(日莲宗)始祖的僧人，面对来来往往的民众，高声宣讲着他那惊世骇俗的教义。他的声音如同利剑，刺破了当时日本佛教界的沉寂：“念佛者无间地狱，禅宗是天魔，真言宗导致亡国，律宗是国贼！”这番言论在当时的宗教环境中，无异于向平静的湖面投下一块巨石。

日莲生于1222年安房国(今千叶县)的一个渔村，幼名善日麿。他的出生地小凑，至今仍保留着与他诞生相关的传说——“产汤之井”。据《日莲圣人注画赞》记载，其父贯名重忠，母为梅菊，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日莲十二岁出家，法名莲长，后改称“日莲”。这位出身贫寒的僧人，在比叡山延历寺苦修期间，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见解。据《如来灭后五五百岁始观心本尊抄》记载，日莲遍览佛经，最终得出一个惊世结论：“诸经之中以《法华经》为第一。”

1253年4月28日清晨，三十一岁的日莲在清澄山山顶上面向大海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十遍，宣告了日莲宗的创立。这个场景被后世信徒反复描绘，成为日本宗教史上最具象征意义的时刻之一。但是，这个新宗教派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日莲的排他性教义很快引来其他宗派的敌视和地方领主的压制。他被迫离开清澄寺，开始了一段漫长而艰辛的传教生涯。

日莲的宗教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批判性。他认为当时频发的地震、饥荒和疫病并非自然灾害，而是因为国人信奉“邪法”所招致的天罚。在《立正安国论》中，他大胆预言：“若不废邪法归正法，必有内乱外寇。”这个预言，在文永之役(1274年)蒙古进袭日本的时候似乎得到了验证，从而使日莲在部分民众中的声望大增。时至今日，在日本福冈县博多市的东公园内，还耸立着手持《立正安国论》的“日莲圣人”的铜像。在日本九州大学大学院读书期间，我曾多次去看过。

日莲的传教方式极具攻击性。他不仅批判其他佛教宗派，更是把矛头直指当时的政治权力。在《守护国家论》中，他直言不讳地写道：“当今的执政者如同盲人引导盲人。”这种毫不妥协的态度使他多次面临生命危险。1260年，他因《立正安国论》激怒幕府要人，住所被念佛信徒袭击；次年，他被流放伊豆；1271年又因预言“蒙古来袭”而被判处斩首。《日莲大圣人御年谱》说，临刑前天现异象，执刑官惊恐万分，最终改为流放佐渡。

佐渡流放成为日莲思想深化的重要时期。在荒凉的流放地，他写下了《开目钞》、《观心本尊抄》等重要著作，系统阐述了他的宗教思想。他认为末法时代众生唯有依靠《法华经》和“南无妙法莲华经”的题目才能得救，这个简易的修行方法对普通民众具有极大吸引力。日莲还发展出了独特的“三大秘法”理论——本门的本尊、本门的题目、本门的戒坛，从而构成了日莲宗的核心教义。

1274年获赦以后，日莲没有再积极参与公开传教，而是隐居在身延山，专注于指导弟子和著述。1282年，他在武藏国池上(今东京都大田区)的弟子家中圆寂，享年六十岁。临终前，他将后事托付给六位年长弟子(后人称为“六老僧”)。尽管如此，日莲宗日后仍是分裂为多个派系。

在日本，日莲的形象在后世被不断重塑。对他而言，宗教不是安抚心灵的温柔乡，而是改造社会的利器。他在《如说修行抄》中写道：“我日莲作为法华经行者出生，正是为了拯救这个国家”。这种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思想，使日莲宗在近代日本民族主义兴起时获得了新的诠释空间。

漫步今日东京池上本门寺，日莲的墓所静静地伫立在高处。这位一生充满争议的僧人，用他不妥协的姿态在日本佛教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虽然他的排他性教义至今仍然被人讨论不已，但他那种为信仰不惜对抗全世界的勇气，却已经成为日本精神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页。正如他在《撰时抄》中所言：“月光虽照千万里，月体唯是一点”。我想说，日莲的思想或许有些偏激，但那一点炽热的光芒，确实照亮了日本宗教史的某个重要角落。（2025年5月6日写于千叶丰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