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朋友圈》：政敌过招，亦敌亦友

亲爱的书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成。

今天我们继续共读《苏轼的朋友圈》。

在上一节我们说到，苏轼在文艺领域知己众多，他们惺惺相惜，情义深重。

那么，在本节中我们来看看，身为社交达人的苏轼，曾经的那些政敌和怨友。

化敌为友的王安石

王安石比苏轼年长十几岁，两人都受到欧阳修提携，算是师出同门。

欧阳修注意到王安石时，他还是东南沿海的一个小县令。

他常常不梳头、不洗脸，学问造诣却很高。

他在仕途上我行我素，别人都挤破脑袋往京城去，以便快速升官，他却主动到了地方任职。

欧阳修欣赏王安石，认为他不修边幅是真性情，不在京城做官是淡泊名利，有意重用他。

恃才傲物的王安石也被欧阳修折服，留在了京城。

苏洵带着苏轼和苏辙进京后，前去拜会欧阳修，成为了他的座上宾。

欧阳修有意将王安石介绍给苏洵，苏洵却断然拒绝，认为王安石将来会蛊惑君主，祸乱天下，还劝欧阳修不要与他往来。

几年后，苏轼和苏辙参加朝廷特别开设的制科考试，苏辙在殿试时抨击政治弊端，言辞尖锐，导致考官们不愿录用。

在司马光的坚持下，他才勉强进入末等，被授予了一个九品官。

然而，担任知制诰的王安石却拒绝为苏辙写敕书，也就是皇帝要发的人事任命书。

王安石主张学以致用，推崇实用文风，不喜欢苏门父子汪洋恣肆的风格，批评他们耍嘴皮子，空谈误国。

宋朝的知制诰有拒写圣旨的权力，宋仁宗无奈，只好换人写。

虽然王安石的行为没有真正影响苏辙的仕途，但对他造成的精神打击却很大。

后来苏辙以照顾年老父亲为由拒绝赴任，留在了京城。

两年后，王安石的母亲过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却没有露面，两家人的隔阂日渐加深。

苏洵去世后，苏轼和苏辙回乡守孝，再回到京城时，年轻的宋神宗已经重用王安石，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

当时北宋政府面临财政危机、冗官冗兵和外敌威胁，急需富国强兵。

因此，变法的许多举措非常激进，没有照顾到百姓的利益。

苏轼和苏辙预料到变法会影响民生，激起民怨，不断上书劝谏，宋神宗却置若罔闻。

在王安石的建议下，苏辙被下放到地方做官，苏轼虽然还留在京城，却与王安石水火不容，屡次受到打压。

苏轼主动请求调任地方，远离纷争。

变法持续几年后，恰逢天下大旱，庄稼绝收，百姓流离失所，铁腕手段的王安石被视为罪魁祸首，朝臣弹劾他的做法引起天怒，惹来灾祸。

王安石被迫辞去相位，改任江宁知府。

后来王安石短暂复位，但他与宋神宗之间已经不再相互信任，再加上儿子病逝，他心灰意冷，很快就辞去官职、隐居江宁了。

在之后的那些年，苏轼遭遇灾祸无数，一贬再贬，逐渐看淡世事，放下执着。

他途径江宁时，决定前去拜访曾经的政敌王安石。

不过，苏轼不知道王安石是否愿意相见，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并附上自己的数十篇诗文。

他打算，如果王安石做出正面回应就正式拜谒，反之则悄悄离开江宁。

其实，王安石和苏轼在政治上不对付，文学上却互相欣赏，只是迫于形势无法结交。

因此，收到苏轼的信，王安石大喜，第二天一早就骑着一头毛驴，到江边迎接苏轼。

由于苏轼事先没有得到消息，王安石到达时，他还衣冠不整。

王安石却毫不介意，将他带回了自己家。

苏轼在江宁待了半个月，整天与王安石探讨学问、游览山水，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王安石甚至邀请苏轼在江宁买房置地，在此定居。

然而，苏轼离开江宁不到一年，王安石就离开了人世。

他是北宋最有作为的宰相，却也在改革过程中有过不少失误，也给旧党人士带去了不少灾祸。

如何评价他的是非功过，成了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

当时苏轼担任中书舍人，奉命为王安石撰写悼词。

他没有趁机贬损讥讽，而是高度评价王安石的节操与风骨，对其政治功过则称略去不提，整篇悼词言辞温厚。

反目成仇的章惇

章惇是继王安石之后北宋最有建树的宰相之一。

他手段强硬，处事果断，对内推进变法、促进生产，对外平定叛乱、巩固国防，政治才能出色。

在人际关系上，他恩怨分明，对待仇人手段尤其狠辣。

苏轼在和他的交往中，深刻领会到了这一点。

章惇和苏轼年龄相仿，差不多同时入朝为官。

章惇意志坚定，无所畏惧，在二人交往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

南宋曾慥在《高斋漫录》中记载，苏轼和章惇同游秦岭时，传闻山中寺庙闹鬼，客人们不敢留宿，章惇却毫不在乎，坚持与苏轼住在寺庙，结果一夜风平浪静。

寺庙不远处有个仙游潭，据说喝了潭水就能飞黄腾达。

苏轼和章惇前去游览时，发现要到达潭边，需要走过一座独木桥。

那座桥狭窄而老旧，桥下则是万丈深渊，稍有不慎跌落悬崖，必定尸骨无存。

苏轼心生退意，不敢过桥，章惇却云淡风轻，独自走过木桥。

然后取出一根绳索，一段系在悬崖边的一棵小树上，另一段则系在自己腰间，坠到半空中，拿着蘸着黑漆的大笔，在崖壁上写下“章惇、苏轼来游”几个大字。

随后，他回到苏轼身边，依然神色自若，苏轼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说道：

“你将来能杀人。”

章惇不解，苏轼解释说：

“连自己性命都不爱惜的人，还能在乎别人的性命吗？”

章惇开怀大笑，没有否认苏轼的话。

章惇在仕途上升迁比苏轼更快，他受到王安石的赏识，参与变法事务，政治上隶属于新党。

不过他经常被派往外地处理棘手问题，所以与苏轼仍然保持着相对密切的私人友谊。

苏轼遭遇“乌台诗案”时，章惇是翰林学士，他在宋神宗面前为苏轼求情，甚至想和给苏轼定重罪的宰相当场展开辩论，其情感毫不作伪。

然而，共患难的朋友，在面对立场差异时也难免走向反目。

宋神宗去世后，旧党的司马光、苏轼等人都被重用，许多新党官员被罢免。

章惇作为新党的代表人物，难免遭到攻击。

身为谏官的苏辙，是攻击新党火力最猛的人之一，他和旧党众人一心弹劾章惇，甚至于罔顾事实。

章惇被围困时，与他关系最好、知晓内情的苏轼却一言不发，这让章惇对他十分怨恨。

宣仁太后病逝后，宋哲宗亲政，意图恢复王安石变法，新党重新得势，章惇也得以返回朝廷，出任宰相。

在他的运作下，苏轼先后被贬到了岭南和海南。

可以说，苏轼晚年所受的苦难，与章惇脱不了关系。

宋徽宗即位后，章惇由于在拥立新皇时站错队，被贬到了广东雷州。

苏轼得知消息，给章惇的外甥写信，让他转告章惇，在雷州生活并没有太大的风险，不必担心。

苏轼回到京城，担任当年的科举考官，见到了章惇的儿子章援。

他是那年的进士第一名，算是苏轼的门生。

他知道苏轼与父亲的恩怨，担心他报复，于是写了一封信，请求苏轼放过章惇。

苏轼看过章援的信，连连夸赞他的文采，并回信说，我与你父亲有四十余年的交情，中间虽然有些矛盾，但情义并没有减少。

这对怨友至此冰释前嫌。

不死不休的仇敌

然而，在北宋朝堂，苏轼还有不少政敌，终生未能化解干戈。

著有《梦溪笔谈》的沈括，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也属于新党阵营。

苏轼在杭州做官期间，沈括受命巡查，到杭州见到苏轼，并讨要了他的近作。

沈括回京之后，将苏轼的手抄诗集呈给神宗，打算以此陷害苏轼，这就是“乌台诗案”的起源。

也就是说，沈括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不过这个时候，苏轼的“罪证”尚且不多，对付他的时机还不成熟。

几年后，苏轼在徐州任满，到湖州任职，按惯例向朝廷上书谢恩。

朝廷中看不惯苏轼的官员抓住这个机会，从苏轼的奏章中挑错，攻击他讽刺朝政、批评新法。

监察御史何正臣还去市场上买来苏轼的诗集，逐字逐句寻找他不满朝廷的证据。

御史台的官员舒亶、李定也很快上书，列举苏轼罪状。

宋神宗早就对苏轼不满，立刻让御史台立案调查。

于是，苏轼在湖州被捕，随后关进京城大牢。

经过漫长的关押和审讯，苏轼被贬黄州，“乌台诗案”尘埃落定。

这次的事件，对苏轼的打击很大。

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时，旧党虽然受到重用，朝廷中的党争却从未断绝。

其中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和以程颐为代表的“洛党”长期纷争不休。

两党争端的起源，其实是苏轼和程颐之间的个人恩怨。

程颐是北宋著名的儒学大师，他因学问高深、品行端正而受到士人尊崇，“程门立雪”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他的门前。

司马光做宰相后，将程颐请进朝廷，教年幼的宋哲宗礼仪道德。

不久后，苏轼也被任命为侍读，成为哲宗的另一位老师。

程颐为人刻板，做事遵循教条，不愿变通。

苏轼则潇洒灵活，不拘一格。

两人在共事时经常起争执。

苏轼能言善辩，常常讽刺程颐，因此得罪了他。

程颐的弟子对苏轼意见很大，一有机会就群起而攻之。苏轼的朋友和门人也不甘示弱，奋起反击。

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大，最终苏轼选择离开朝廷，以平息纷争。

好，关于苏轼的政敌和怨友，我们就先介绍到这。

下一节我们将会说到，苏轼提携了哪些弟子，又结交了哪些世外高人。

让我们下节不见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