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假结婚！奥地利警察进卧室查？居然要问这种问题……

人们结婚不仅是因为爱情，还可能是出于其他利益，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但到底有多少婚姻是为了留在奥地利而缔结的，却并不清楚。

有些人称之为“假结婚”。

萨尔茨堡媒体一周前报道，一名35岁的波黑男子在2012年与一名奥地利女子在维也纳结婚，此前他已经与前妻离婚。根据萨尔茨堡警方的通报，这对夫妻共同生活了三年后提出离婚。在婚姻有效期间，该男子获得了奥地利的居留许可。

在离婚正式生效后不久，这名35岁的男子又在波黑与其前妻再婚，并向萨尔茨堡的区政府提出了家庭团聚的申请。申根调查小组（AGM）的警员对该案件展开调查，并将情况通报给维也纳负责的检察机关。然而，检察机关以案件已过追诉时效为由，终止了该法律程序。警方公告中如是说明。

由于案件被终止，警方继续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在此过程中，居住在维也纳的奥地利女子向警方供认，她承认与这名波黑男子结婚，是为了让他获得居留许可，并在之后将其原来的家庭接来奥地利。

目前，奥地利每年被查出的“假结婚”（Scheinehe）案件的确切数量并未公开公布，因为缺乏最新的全面统计数据。不过，一些较早的资料和线索可以让我们了解这种现象的大致情况：

根据警方的报道，以2008年为例，奥地利共查明180起假结婚案件。

此类案件的侦破率非常高，达到99.4%，因为涉案人员通常是已知的。

目前没有公开的最新数据。不过可以确认的是，在奥地利，假结婚是一种刑事犯罪，特别是在其目的是规避移民或居留规定的情况下。这类行为可能被作为诈骗或虚假陈述等罪名起诉。

奥地利当局会定期对涉及居留许可申请或家庭团聚的婚姻进行审查，以查明是否存在假结婚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包括外国人事务与庇护联邦办公室（BFA）及警方等多个机构都会参与调查。现有资料表明，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尽管其数量相对有限。

奥地利《标准报》报道，在维也纳，所有申请居留许可的跨国情侣中，有多达8%的案件会引发外事警察（Fremdenpolizei）的调查。即便这些情侣在法庭上成功证明了他们的感情关系，“假结婚”的普遍怀疑仍旧存在。

2020年，维也纳负责移民事务的政府机构 MA 35 致函外事警察，写道：“怀疑这是一桩目的性婚姻（Scheinehe），因为只有凭借居留卡，B女士才能合法留在孩子身边。我们因此请求进行调查。” 2021年，诺亚（Noah）和莉莎·B（Lisha B.）在维也纳奥塔克林（Ottakring）区登记结婚。当警方开始展开调查时，这对情侣还沉浸在“终于能安定下来”的安心之中，诺亚回忆说：“我们以为终于能过上平静的生活了。”

然而，他们错了。

两人于2017年通过朋友认识。莉莎是来自加纳、持有意大利居留许可的单亲妈妈；诺亚是常年居住在维也纳的德国人，已在当地工作多年。起初，诺亚并不清楚莉莎在法律上的困境。

问题根源在于奥地利对外国人与本国公民亲属的严格政策：莉莎与前伴侣育有一名拥有奥地利国籍的女儿。她希望留在维也纳陪伴女儿，因此申请了“家庭成员”类居留许可，但申请被拒。

莉莎后来与诺亚建立了关系，并获得了孩子的单独监护权。之后她返回意大利，只能以游客身份频繁短暂前往维也纳，比如带孩子去看儿科医生。“但这种状况长期来看并不令人满意。”诺亚说，莉莎对入境奥地利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我们希望能更多见面。” 对于像他们这样的跨国情侣来说，结婚几乎成了唯一的出路。

结婚后却长期未见回应。“我起初以为还缺少文件。”诺亚回忆说。MA 35在邮件中仅表示申请正在处理中。莉莎和女儿也搬进了诺亚的合租房。直到一年后，官员才开始行动。根据《标准报》掌握的文件内容，警方调查的基调是：她想留在奥地利陪孩子，现在却选择结婚，因此“很可能是假结婚”。

仅在2021年，维也纳就收到了2940份家庭团聚居留申请。MA 35表示，在其中5%到8%的案件中会通知地方警察局。触发怀疑的原因可能是匿名举报，或是婚前居留许可即将过期的情况。具体情况需要逐一审查。

内政部称，警方调查是在“严格遵守人权”的前提下进行的。他们会尽量避开敏感的私人时间和空间，执勤人员也接受过相关培训。2021年，总共立案了276起相关案件。

2020年春季疫情封锁期间，清晨五点，诺亚被敲门声惊醒。“两名警察进入我家并搜查了房间”，诺亚回忆。莉莎当时正在瑞士朋友家。警方要求提供恋爱证据。“我当时更换了手机SIM卡，之前的聊天记录都没了。”再加上他说不出莉莎朋友的详细地址，外事警察最终认定两人并无真正家庭生活。

然而，一年后负责案件的法官却有不同判断。检方曾以“假结婚”起诉两人。自2005年起，奥地利将“为获得居留许可而结婚”列为刑事犯罪。然而，根据司法部数据，2021和2020两年中，在84起类似案件中，仅有14起最终被判有罪。诺亚与莉莎最终被宣判无罪。

“无国界婚姻”（Ehe ohne Grenzen）组织的Erika Eisenhut对这种案件早已熟悉。她说：“我们的每一位当事人都面临相同怀疑。”他们几乎无法拒绝警察的入室调查，“因为如果不配合，就会被威胁说将对他们不利。” 她批评道。

Helping Hands组织的Peter Marhold表示，确实存在一些以金钱为媒介的“买婚姻”行为，但那是极少数，且容易识别。然而现在所有跨国婚姻都面临普遍怀疑，导致“很多荒谬情况”。他说，外事警察往往较有判断力，“但MA 35仿佛成了抓‘假结婚’的猎人”。

即便已被法院宣判无罪，MA 35仍未放手。直到2022年1月（即无罪判决半年后），他们才终于安排诺亚与莉莎接受分开询问，再次要求提供恋爱证据。工作人员提问了两人的爱好、日常安排、喜欢的食物、住房状况等内容，还要求提供合照。这些材料至今仍静静躺在政府办公室中，自那以后，他们又一次陷入沉寂。

面对这个案件，MA 35 引用行政法院的判例称，官员有义务“自行审查”婚姻真伪，并根据所有线索判断是否为假结婚——即使法院已经判决无罪。对这对情侣而言，这是一次“羞辱性的经历”。

没有合法身份，莉莎无法工作；两人的感情也因此遭受严重影响。“她说她快撑不下去了。”诺亚说，她感到自己在奥地利完全不受欢迎。他相信，很多MA 35的员工也因工作压力大而难以在灰色地带灵活处理问题。“但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奥地利《新闻报》也曾报道，对于“假结婚”，玛丽亚（Maria，化名）则有不同的看法：她不是因为爱情，而是为了帮助对方而结婚的。玛丽亚是奥地利公民，她的丈夫来自印度。在结婚前，他们只是室友。

玛丽亚知道，这样的婚姻可能构成犯罪。她也明白，作为一对并非真正夫妻的“婚姻同居者”是很有风险的。尽管如此，她还是同意了这桩婚事。

通过这段婚姻，她的丈夫获得了居留许可，并能立即进入奥地利劳动力市场。至少在他们结婚那时，这还是合法的。但自2006年起，随着奥地利新《外国人法》的实施，法律变得更加严格——与第三国国民的假结婚应该因此变得不再具有吸引力。

据奥地利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奥地利公民之间登记的婚姻为27075对。而其中6353对婚姻的一方为非奥地利公民。统计还单独列出了奥地利人与来自前南斯拉夫的2238人以及来自土耳其的856人之间的婚姻。这些全是假结婚吗？当然不是，但警方最常怀疑的正是这两个国籍的婚姻。

那么到底是谁在与谁结婚？塔茨根解释说：“通常是社会地位较低的奥地利女性，与外国人结婚。”而这些女性当时通常会获得数千欧元的报酬。如果对方未支付承诺的费用，或者共同生活变得难以忍受，这些女性常常会感到被欺骗，甚至自己去报警自首。因为只有在自首的情况下才不受处罚。

此类案件的侦破率非常高——达到99.4%。这是因为“肇事者”很明确。然而，这些案件中，最终真正提交检察机关的只是少数。至于其中有多少进入司法程序并开庭审理，目前并无公开数据。

来自“无国界婚姻”组织的安格拉·马根海默（Angela Magenheimer）对警方的做法提出批评。该组织致力于维护跨国情侣的权利。她说：“没有关于假结婚的法庭统计数据。如果有的话，人们会看到，这么多行政资源其实毫无意义。”她并不否认假结婚的存在，但认为数量远低于政府的估计。

政治学者伊雷娜·梅辛格（Irene Messinger）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她曾分析维也纳外事警察的数据：以2005年为例，警方调查了1999起疑似假结婚案件，其中只有168起最终确认属实。梅辛格说：“成功率约为8%，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是警方调查效率低，还是说这个假结婚问题其实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

塔茨根否认警方会一概怀疑跨国情侣。他说：“怀疑必须是有依据的。”比如：一对情侣在登记结婚时需要翻译协助，或者给人感觉他们是第一次见面。

然而，许多跨国情侣并不这样认为。事实上，一旦登记结婚，警方就会对其关系进行严密调查。他们甚至会去询问工作同事、邻居。

警方还会向夫妻提出私密问题，比如：“第一次进行夫妻生活时床单是什么颜色的？”、“谁先上床睡觉？”、“你们第一次见面时聊了什么？”如果夫妻回答不出这些问题，就容易被怀疑是假结婚。

塔茨根承认，这涉及“非常敏感的领域”，因为调查必须深入到情侣的最私密生活，包括性生活方面的问题。他也承认，许多案件只能依靠一系列间接证据，真正的实证非常少。

他也知道，在婚姻、目的婚姻与假结婚之间，界限有时是模糊的。例如，奥地利人也会与欧盟公民结婚，以获取遗产或税收上的优惠。而这些情况通常并不会受到审查。

玛丽亚清楚地知道她的婚姻是一种冒险。为什么她愿意这么做？“因为我丈夫否则就几乎不可能留下来了。”她表示，由于他们本来就住在一起，有共同的财务，并且相处得不错，这些因素促成了她的决定。

玛丽亚不愿将这段婚姻称为“假结婚”，在她眼中，这是一次“目的性婚姻”，目的是让她的室友能获得居留许可。这段婚姻从未涉及亲密关系。

她回忆说，他们相处得很好，但两人已经离婚。“这是我们事先就约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