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杂志】弋阳腔：高唱千年谁人识 | 徐勇

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布圣旨：移民。由此，“江西填湖广”的悲壮大戏拉开序幕。浩浩荡荡的移民大军被赶往同一个舞台——江西鄱阳瓦屑坝。他们从这里集结出发，源源不断走向荒无人烟、满目疮痍的苍凉之地。

2022年8月2日，我应邀参加江西鄱阳瓦屑坝移民文化研讨会，有幸第一次走进江南移民圣地——瓦屑坝。瓦屑坝位于上饶市鄱阳县莲湖乡，是鄱阳湖畔一个古老渡口。西汉时期，这里曾是烧窑制瓦繁华作坊区，也是陶瓦销往全国各地乃至皇宫的商埠码头。

我站在瓦屑坝遗址上，眼前浮现出一幕幕移民先祖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凄惨画面，耳边回荡着一曲曲高亢雄浑、激昂苍茫的弋阳高腔……这是一部写满沧桑和血泪的苦难历史，这是一段凝结愤懑与无奈的慷慨悲歌。

明朝统治者的一纸圣令，“四口留一，六口留二，八口留三”，一批又一批江西移民人家被拆得七零八散，被赶到鄱阳瓦屑坝集结，统一乘船驶入茫茫鄱阳湖，横渡滔滔长江水，忍受着心如刀割的牵挂与何去何从的迷惘，走向湘鄂皖，走向荒无人迹的远方。朝廷一纸“禁止回迁”令，更是无情地斩断他们心底仅存的乡念。

在异乡，在黑夜，在孤独如暮色翻滚而来时，给人以抚慰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吼一段积压在心头的呐喊。那一声呐喊，就是弋阳腔！

那种声嘶力竭的呼号，最能唱出对故乡魂牵梦绕的无限思念；那种撕心裂肺的呐喊，最能吼出自己生命中的卑微、绝望、辛酸、孤独、彷徨，还有——那一丝丝困顿挣扎中的渴望与憧憬！

弋阳腔，就这样随着江西移民的大量迁徙而辗转传播，进而传遍大江南北。

江西移民“填湖广”后，拓荒造田，搭建茅屋，在恶劣的环境下，总算勉强安顿下来。谁料，300年后，康熙年间，大清朝廷颁发诏令：“湖广填四川”。移民后裔万般无奈，他们又成了新的移民，踏上漫漫征程。那流离失所的悲壮大戏不得不重演一遍，其中万般酸楚岂是我们现代人所能体悟？

几乎与此同时，江西商业空前繁荣，一跃成为全国手工业中心。铅山河红茶、连四纸、景德镇陶瓷和樟树药材等“江西品牌”产品享誉日盛，国内外商人争相囤积居奇，江右商帮随即迅速崛起与扩张，江西会馆（万寿宫）遍布天下。而建有豪华的戏台几乎是每个江西会馆的头等大事，这为弋阳腔的发展普及提供了绝佳的演出场所。

“异乡易得离愁病，妙药难医肠断人。”商帮背井离乡，在异地闯荡谋生。风餐露宿，在所难免；夜深人静，寂寞难耐。幸好有弋阳腔一路伴随，那一泻千里、摄人魂魄的腔调正好排遣他们心中的乡愁。

瓦屑坝移民和江右商帮到达新环境，初来乍到，习俗不适应，人生地不熟，特别思念家乡的亲人。排遣心中愁绪最好的方式就是听戏看戏，有的干脆就自己亮开嗓门大声唱戏。

历史长河中，弋阳腔到底抚慰了多少心灵，不得而知。弋阳腔每到一处，很快落地生根，并与当地戏曲融为一体，形成了众多独具本地特色的新剧种，自然而然就成为许多地方戏曲的源头。

从洪武初年，时光倒流200年，回到了南宋。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时局动荡，风雨飘摇，而君臣偏安一隅，歌舞升平，甚至纸醉金迷。正是处于如此历史大背景，一个高亢苍劲、裂金碎玉的声腔在弋阳排空而起，响彻云霄。谁也没有料到，中国戏曲高腔的时代就这样不经意间拉开大幕！

一个偶然的机会，温州南戏传至江西上饶弋阳，很快与弋阳本地方言土语、宗教音乐以及地域民俗相互碰撞融合，“辗转改益”孕育形成一种响遏行云的全新高腔，因发源于弋阳县而得名“弋阳腔”。    

弋阳腔发源于弋阳，并非其他地方。究其原因固然方方面面，但关键在于弋阳涌出两位关键性先贤人物——陈康伯、周执羔。

宋神宗绍圣四年（1097），陈康伯出生于弋阳县南港口乡南山，累官参知政事、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封鲁国公，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气势汹汹，锐不可当，如入无人之境。宋高宗惊慌失措，意欲再度出海以避其锋。朝中众大臣惧敌退缩，纷纷主张议和，甚至建议迁都福建、四川。他们还从个人安危出发，千方百计偷偷将家眷送往安全地带。“哪怕此行必死，我亦狂笑以慷慨。”陈康伯则力排众议，誓死力主抗金。在这生死存亡危难之际，他将生死置之度外，迎眷属入临安，以示破釜沉舟之决心。

陈康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一腔热血，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风骨和灵魂。

同时，陈康伯眼光独到，慧眼识英雄，用全家性命担保，力荐虞允文参谋军事。虞允文以一介书生不负众望，出奇制胜，取得采石大捷，一举粉碎完颜亮企图渡江南侵、灭亡宋廷的阴谋。南宋朝廷转危为安，不久收复两淮之地，从而保住南宋半壁江山。

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赵昚继位，对陈康伯这位先朝老臣格外敬重。孝宗不仅请他继续任宰相，还加兼枢密使、封信国公，礼遇有加。不过，陈康伯知进退、懂取舍，他旋即就以年迈多病为由，连连上章，称病请辞，终于获批返回家乡弋阳养老。

 隆兴二年（1164）五月，南宋爱国名臣王十朋任知饶州府，他一生力主报国雪耻，收复中原，且品行高洁，不畏权势，直言不讳，勇于批评朝政，故以名节闻名天下。

正是因为王十朋与陈康伯志同道合、惺惺相惜，当他听闻陈康伯荣归故里，立即马不停蹄奔赴弋阳拜访老宰相，给他带来温州南戏戏班，并送上一批南戏曲目剧本。从此把南戏引进弋阳，为弋阳腔的孕育创造了先决条件。

王十朋在弋阳期间，陈康伯与他相谈甚欢，观赏戏曲，诗词唱和，岂不快哉。陈康伯抓住这个时机，安排弋阳民谣小调、宗教音乐与温州南戏同台上演，切磋技艺。

不久，又一位爱国名臣、弋阳乡贤周执羔（南宋天文学家）告老还乡。周执羔于宣和六年（1124）高中榜眼，累官至礼部尚书。他担任过太常丞，曾经掌管国家礼仪典乐，业务熟悉，经验丰富。还乡之后的周执羔全身心投入戏曲研究与传播。

陈康伯、周执羔两位朝廷重臣荣归弋阳，极一时人文之盛，不仅接纳了南戏、目连戏，而且富于创造性，将南戏、目连戏融入本地方言土语、俚曲俗令、村坊歌调、宗教音乐以及地域民俗进行交流和碰撞，加之融入弋阳人特有的血性、野性和豪爽奔放的性格特征，辗转改益形成了独具高亢雄浑特色、深受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全新高腔——弋阳腔。

弋阳腔是中国戏曲高腔的重要源头，开创了中国高亢激越的戏曲声腔体系，为中国戏曲文化繁荣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弋阳腔的诞生，开创了中国戏曲新纪元。

从中国戏曲演变发展来看，弋阳腔问世以前，中国戏曲要么是祭祀祈福重大活动所需，要么供帝王将相娱乐观赏，要么为王公贵族解闷消遣。而弋阳腔的横空出世，宣告中国戏曲已经真正意义上走到民间底层，走进劳苦大众。老百姓自编自演演自己，开创了中国戏曲平民化先河。

弋阳腔来自民间，从诞生那一刻开始，就将目光聚焦现实社会，关注底层民众，用怒吼的方式，表达底层民众的悲欢离合；用高亢的曲调，表达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

临川才子遍天下，弋阳弟子遍天下，景德镇瓷器遍天下。这是江西历史文化引以为豪的三大亮点。

前面述及，弋阳腔伴随瓦屑坝移民迁徙和江右商帮崛起流向全国各地。当然，这不是弋阳腔广为流传的全部途径。

在明代，有“朝士半江西”之称，满朝文武大半为江西士子。明代戏曲异军突起，朝廷士大夫阶层皆喜听戏看戏，在家乡籍朝廷重臣的荐引和推动下，弋阳腔传播得心应手，风生水起，也在情理之中。

还有一种说法，元末明初，江西深陷战乱，百姓饱受战火之苦。明嘉靖、隆庆年间，弋阳地区又闹灾荒，百姓饥寒交迫，甚至活活饿死。弋阳及周边地区许多人被迫流离失所，四处逃难，靠乞讨和卖艺为生，从而把弋阳腔带向大江南北。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徐渭在其戏曲名著《南词叙录》中提到：“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惟昆山腔止于吴中。”

不管是“移民说”“商帮说”，还是“朝士说”“逃荒说”，总之，明嘉靖年间，海盐、余姚两腔还在江浙一带徘徊不前，昆山腔仅“止于吴中”，弋阳腔已经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长驱直入横扫江湖。所到之处，无不引领当地地方戏曲的变革。

据《南词叙录》所载，由于弋阳腔来自民间，流传于民间，因而极具生命力，所到之处，都能很快融入当地文化元素，形成新的地方唱腔。向东，进入浙西，繁衍出义乌腔，影响产生婺剧；进入江苏，孕育太湖曲子戏。向北，传至乐平、浮梁，而产生乐平腔；再进入安徽皖南徽州，演变为“徽池雅调”，进而形成徽剧；在池州青阳演变青阳腔”；进入江苏，催生四平腔；来到中原河南，衍生豫剧；进入河北，形成廊坊高腔；到达北京，成为高腔、京腔（京剧雏形）；后远传东北三省。向南，跨越大庾岭入粤，形成广东高腔、粤剧、潮剧、正字戏、白字戏；蔓延入广西，影响形成桂剧。向西，经南昌、萍乡，入湖南形成长沙高腔、湘剧高腔；进四川形成清戏、川剧；到陕西，形成秦腔；抵贵州、云南，形成纳西乐、滇剧等等。

直到18世纪下半叶开始，经弋阳腔、昆曲、徽戏、秦腔、汉调等交融碰撞，程长庚和谭鑫培等一大批戏曲艺术家以及无数艺人近半个世纪的经营和发展，最终诞生了一个属于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戏曲骄子——京剧。京剧形成后在清朝宫廷内外开始慢慢衍变与发展，直至民国得到空前繁荣。

弋阳腔南征北战，攻城拔寨，既登大雅之堂，也进寻常百姓家，让观众直呼过瘾，凭的是什么独门绝技？

弋阳腔有个显著特点，即“杜撰百端”，擅演连台大戏。杜撰，即虚构，也可以理解为自由编撰；百端，即各种各样，也可以理解为变化无穷。弋阳腔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农工商贾皆可入戏，将目光从王侯将相、才子佳人投向了民间生活和世间百态，大大拓展了中国戏曲题材领域，提升了中国戏曲的艺术境界，这是弋阳腔对中国戏曲创新发展的一大贡献。

加之，弋阳腔四海为家，博采众长，“改调歌之，错用乡语”，无破不立。弋阳腔“向无曲谱，只沿土俗”，随入乡俗，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所以弋阳腔具备“逢山开道，遇水搭桥”的奋斗精神，戏路十分广阔，在民间广为流传，随后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横穿大半个中国，最后进京发展成为京腔。

“一唱众和”是弋阳腔显著特色之一。一句帮腔，多至三十余拍，每拍一锣，其帮腔之繁，几乎每句皆和，加之高台表演艺术技巧以及干唱、帮腔、锣鼓伴奏等喧闹场面，特别适合广大山乡百姓野外观赏，便于在民间扎根，犹如九死还魂草，生命力极其顽强。

弋阳腔“刚柔相济”，虽然也具南方温柔敦厚之雅韵，但更具北方慷慨激昂之气质。因为弋阳腔独具“其节以鼓”的伴奏方式和“其闹喧”的演唱风格，字多腔少，一泻千里，粗狂雄阔，激越豪迈，充满血性与野性，酷似雄鹰，傲视群雄，一飞冲天，搏击苍穹，让人热血沸腾，慷慨激昂。所以，戏曲界直接称呼“弋阳腔”为“高腔”。

弋阳腔不但聚焦普通民众，而且擅长演绎神话传说。

比如刊刻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红楼梦》第十九回写贾珍摆酒请族人观戏庆祝元宵节，上演了《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等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甚至于扬幡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巷外”。贾珍所请戏班演出的这四出戏，都是弋阳腔传统剧目。场面热闹、花哨，伴奏多用锣鼓，声腔高亢，加上喝彩声此起彼伏，这正是弋阳腔的演唱风格。

弋阳腔吸取了南戏、目连戏和道教佛教音乐等营养成分，兼容并蓄，并加以创新，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对弋阳腔来说，帝王将相也罢，三教九流也好，妖魔鬼怪也可，皆能轻松入戏。

弋阳腔，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行的戏剧风格。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戏曲是民众大苦中的大乐。有了戏曲，他们枯燥的生活便有了乐趣，绝望的时候便有了盼头。高兴时，哼几句小调；悲伤时，吼几声高腔。弋阳腔及其演变的诸腔，来源于民间，流传于民间，正好契合这种客观需求，其秉承特有的磅礴气势，融入全新的唱腔设计，连唱带说，通俗易懂，贴近普通老百姓而广受欢迎。

当那高腔在一瞬间爆发的时候，提袍甩袖，吹胡瞪眼，像火山熔浆喷发一样，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才是真正的酣畅淋漓——仿佛整个身心交给了天空。

弋阳腔，始终保持着乘风破浪的奋斗姿态，又蕴含着向阳而生的精神气度。每个平凡的普通人，都能在弋阳腔中找到情感宣泄点，也能在弋阳腔中找到命运共情点，所以，普通大众对弋阳腔充满了热望，百看不厌。台上一声啼，台下千人泪；台上一声笑，台下万人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