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区域国别学视角的周边多重内涵认知

从2013年10月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到今年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周边工作的战略定位与理论视野实现了从局部到全局、从就周边论周边到统筹周边与全球的演进，这一进程反映了党和国家对周边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作为新兴的应用型基础和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在推进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智库服务和国际合作时必须对国家在周边工作上的最新战略需求予以及时、高效回应。

在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系统理解并践行“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等重要论断，必须首先充分体认周边的特殊内涵：

一、周边具有“复杂性”

一是地理形态上的复杂性。我国拥有14个陆上邻国和6个海上邻国：地形涵盖陆海山川，气候横跨寒温热带，空间结构呈现多层次的微观/中观/宏观区域划分，同时存在被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定义的“佐米亚”跨国界的“区域”以及飞地等特殊地理形态。二是主权属性上的复杂性。我国和俄罗斯及中亚三个陆地邻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顺利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但不少邻国与我国存在涉及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的现实矛盾，比如中印在边界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南海问题至今仍是我与部分东南亚国家相互关系的障碍因素。另外，周边国家除与我国外，可能与其他邻国也有争议，如日韩的独岛/竹岛之争等；三是制度类型上的复杂性。我国周边既有朝鲜、老挝、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日本、韩国等高度西方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形式涵盖总统制、议会制及半总统制等类型，部分国家还保留皇室。即便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朝、越、老在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上也因国情不同存在差异。四是发展程度上的复杂性。大类上可以分为发达、欠发达或者发达、发展中国家。细类上又有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的发达国家等不同类别。从人口、经济规模等视角看，周边的多样性也十分鲜明；五是文化文明上的复杂性。萨缪尔·亨廷顿以宗教为标准把世界文明划分为八大文明体系，除拉美文明、“可能的非洲文明”外，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佛教文明在我国和我国周边存续和发展，其中在一国内部不乏多样文明并存形成复杂的竞合关系。不同国家同属一个文明体系，但内部可能因教义等又产生非常复杂的结构，比如伊斯兰教不同教派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六是历史记忆上的复杂性。从传统帝国到被殖民或被半殖民再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加上长、中、短时段内发生的各种摩擦、冲突乃至局部或整体战，使得历史的恩怨情仇被深深嵌入到周边各国的民族与国家建构之中，因而使得记忆之争、话语之争、叙事之争常以特别激烈的样貌呈现出来。

周边的复杂性本质上在于，周边是被建构的、开放的、流动的空间。周边的“边”并不必然和民族国家边界相吻合、相重叠。周边更像一个多维棋盘，政治意义上的周边、经济意义上的周边、民族意义上的周边等等，各自拥有不同的边界，并且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盛行的各种合作倡议的推进而不断调整。周边的地理、主权、制度、发展、文明、历史上的复杂性都塑造了周边的动态性，进而造就了周边的复杂性。

二、周边具有“中心性”

在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的过程中，由于大国战略博弈程度和中国自身发展客观需求的不断上升，周边地区各国作为中西必争之地已经实现了从“大国政治的悲剧”到“小国政治的喜剧”的华丽转身，曾经的国际关系边缘和客体摇身变为中心和主体，或至少具有一定的中心性和主体性，形成了地理上的边缘和政治、经济、外交上的中心的“错位”复合体。在国际失序加速演进的关键节点，区域国别学必须赋能我国外交战略布局中处于首要位置的周边研究，使其成为区域国别学综合和专题研究中的“中心”。因此，中亚研究、东南亚研究、亚太研究等周边地区研究，包括在其中的大量小国和中等强国研究理应得到区域国别学界更多的重视，成为我们知识生产的重点和优先方向，而不仅仅是大国研究的附属品。换言之，周边在国家战略上的“中心性”，必须体现到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学理自觉上来。

此外，周边的“中心性”还应成为区域国别研究从业者的方法论自觉。费孝通先生发表了论文《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提出了“将心比心”这一带有强烈中国色彩、可以被称之为“多重普遍性”的以文明互鉴为中心的的方法论原则。这对周边研究同样具有不可小觑的指导意义。在“多重普遍性”或“多重主体性”的视野中，如果说周边不是自然转化为一个中心的话，也至少是我们必须认定的中国和周边双中心或双主体之一。从战略上的重视，到方法上将“大小国一律平等”的外交准则转换为研究原则，才有可能使我们真正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知识生产范式缺陷，获得对有关周边国家和地区更客观、更科学、更系统、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有效应对相应的外交挑战。

三、周边具有“周边性”

周边的“周边性”也可以称之为周边的“地方性”。以中国为中心，自然产生了中国的周边。这一周边地区中的每一个民族国家以及作为两个以上国家的不同组合乃至一个整体，除了作为中国周边外，还各自有着它们的周边，这就形成了“周边的周边”，或者更流行的相对于“小周边”而言的“大周边”范畴。相较于我们传统上更关注的“小周边”，即与中国领土、领海直接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大周边”的战略价值可能尚未得到区域国别研究学界足够的重视，尽管这方面的讨论也不少。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来的一个战略趋势是，主要大国向最近三十余年的全球化、地区化等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借势借力，不断推进各种增进互联互通的“大周边”战略，以拓展自身的国际声望和地区影响。以美国为例，美国先后推出了将中亚五国、阿富汗和南亚联合起来的“大中亚”和将中亚、中东/西亚、南亚整合起来的“大中东”两个范畴，甚至为此调整美国国务院的组织架构，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著名专家弗里德里克·斯塔尔依托拉姆斯菲尔德基金会支持近年来一直在推进将南高加索、蒙古国和中亚融为一体的CAMCA方案。除了苏联首任和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当年曾主张的“欧洲共同家园”外，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也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大周边”战略设想，比如从新世纪初热衷于加强与欧盟建设四个“统一空间”的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里斯本的“大欧洲”设想，到因俄-西方关系受挫而提出的从圣彼得堡到上海的“大亚洲”概念，再到最终更强调聚合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的“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俄罗斯对其“大周边”的谋划一直因时而变。而土耳其作为中等强国，也借助“同文”“同种”的文化共性一步步加强与阿塞拜疆及中亚五国的合作，最终促成了突厥语国家联盟的建设。

此外，周边的周边性还体现为新世纪以来日益受到关注的“共同周边”或“共同邻国”现象。比如，中亚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共同周边，蒙古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共同周边，南高加索是俄罗斯和欧盟以及俄罗斯和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共同周边，从而构成了多组三边或三边以上的小多边格局。由此可见，将狭义的周边研究“小周边”延伸至“周边的周边”，包括“共同周边”后，不仅需要在空间维度上拓展研究范围，更重要的是必须引入三边关系等更复杂的分析工具，生产新的区域国别知识。

四、周边具有“全球性”

周边的“全球性”和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以及第四次技术革命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当横亘于东西方之间的冷战“铁幕”被打开后，曾经阻隔各国互相往来的边界得以恢复常态化的联结功能，被经济学家阿克塞德罗定义为促进人类合作的“长互动链”由此生成。国际社会开始见证时间与空间的同步压缩，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上升，冷战期间两大阵营激烈角逐的“半球化”迅速被更重视互利共赢的“全球化”所替代。强调零和博弈的地缘政治一度淡出，重视良性竞争的地缘经济渐成主流。这让周边不再是国际社会的“孤岛”，而成为嵌入到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行为体。主要大国都拥有了全球介入的能力和空间，每一个地区都成为了地区国家之间、地区国家和域外国家之间密切互动的新场域，每一个国际关系行为体都可以在其中追求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周边这种被赋予的全球性在日益失序的当下并未完全消解。一方面，全球化的历史惯性仍在持续发挥作用，此前三十余年各方签署的各类地区主义合作方案塑造的合作动能面临着慢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的严峻挑战但并未彻底失能；另一方面，在以“东升西降”“南升北降”和新一轮全球转型为主要特征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战略竞争的持久化、常态化、普遍化，不可避免地将包括中国周边在内的世界多国多地区不同程度地卷入。中国和外部世界，尤其是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复杂关系，已成为当下的“风高浪急”和未来可能的“惊涛骇浪”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意义上，周边不再是纯粹的周边，周边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周边问题；中国和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不仅不是中国和它们的双边问题，而是被赋予了中美、中国与西方、中国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强国的复杂博弈维度，呈现为不同的历史观、世界观、角色观、价值观的全息博弈。周边的全球性自然而然地成为新常态。

总之，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的最新精神为区域国别学视阈下的周边研究提供了战略指导和实践方向。我们必须深入会议关于周边工作的决策部署，充分认识到周边的多重内涵，据此重构周边研究的核心议程，推进周边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在区域国别学视阈下基于和面向周边逐步建构起周边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等国家战略部署。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为2023年上海市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文文/文理交叉育人体系研究”、2022年度上海高校市级重点课程“国别区域研究经典案例分析”、2023年度上海外国语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重大委托项目“区域国别学本硕博贯通核心课程体系建设”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