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东坡文化中原传播路径初探

中原，是苏轼奠定北宋文坛盟主的地方，又是苏轼盖棺论定的地方。他成名于中原，遭贬源于中原，死后又葬在中原，在中原仕宦和居住了十二年零两个月，足迹涉今十四个地市的二十四个县（市），留有显赫宦绩和为数不少的诗文，探究其在明清时期的传播和弘扬，大致可勾画出四条基本路径。

一、苏轼中原仕宦入当地名宦祠

苏轼先后在开封府任推官、汝州任不得签书公事的团练副使职，入当地的名

宦祠，受到人们的祭祀和纪念。“名宦者”不是以官位高低传世，而是以政绩大小著称。“仕于其地而有政绩，惠泽及于民者谓之名宦。”⑴（俞汝楫：《礼部志稿》卷八十五下：《崇祀备考·严名宦、乡贤祀》）

熙宁二年（1069）十二月，苏轼以殿中丞、直使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至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止。推官的主要职掌是：审理刑狱案件、征收赋税，管理京畿各县政务。苏轼在任上，关心百姓疾苦，敢于替百姓说话。按照北宋习俗，每逢正月十五放灯，一般是命令内东门杂买务临时买些灯，以供节日之用。熙宁二年（1069）十二月，宋神宗特敕开封府，低价从江浙地区购买四千余盏浙灯。权知开封府推官苏轼看到敕令后，立即上疏说：陛下为民父母，只能添价贵买，怎么能减价贱酬？朝廷出低价买灯，再加上当地官员趁机勒索，会加重百姓的负担。宋神宗看到苏轼的奏章后，下令收回买灯敕令。使百姓免受了横敛之苦，京师黎民免遭了侵扰之祸。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六载：“有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余枝，权开封府推官、殿中丞、直史馆苏轼上《谏买浙灯状》，神宗纳其言，罢之。”⑵p276—277苏轼的《谏买浙灯状》成为谏文的上品，收入南宋赵汝愚淳熙三年（1176）编纂的《宋名臣奏议》卷十一。他的另一篇奏议《拟进士对御试策》入《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

苏轼从元丰七年（1084）正月到元丰八年（1085）六月，任汝州团练副使，时间长达十七个月。苏轼任汝州可分为“本州岛安置”和“常州居住”两个阶段。元丰七年（1084）正月皇帝下诏，苏轼由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今湖北黄岗）团练副使、本州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量移”汝州至苏轼《乞常州居住表》“朝入夕报可”止，为“本州岛安置”阶段，从元丰八年（1085）二月至元丰八年（1085）六月皇帝诰下“复朝奉郎，起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军州事”止，为“常州居住”阶段。

苏轼作为汝州团练副使共创作出138首诗、词，112篇文。家事（长子任职、幼子早夭、宜兴买田）、国事（神宗驾崩）、文坛事（苏王相会、兄弟相聚、金山施玉带）等，都融入他的创作之中，其中《题西林壁》和《游石钟山记》是其代表作。苏轼任汝州团练副使期间，署名为汝州团练副使的作品至少有五篇：《黄州安国寺记》：署名为“元丰七年四月六日，汝州团练副使苏轼记”⑶p391；《题子由（萧丞相楼）诗赠王文玉》：署名为“汝州团练副使书”，时间为元丰七年六月⑶p2552；《御书颂》：署名为“元丰七年九月十日，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骑都尉苏轼谨书”⑷p649；《乞常州居住表》：署名为“元丰七年十月十九日，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骑都尉苏轼状奏”⑶p2423；《书韩魏公黄州诗后》：署名为“元丰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团练副使苏轼谨记”⑶p2155。

元丰七年（1084）六月，苏轼授职汝州，苏迈任德兴县尉，苏轼谆谆教诲其长子：要勤政、政惠于民。“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⑶p370父子共游石钟山，轼作《石钟山记》，嘱其子：做决策办事情，事不目见耳闻，臆断其有无是不行的。苏轼还送长子迈一只砚台，并亲自书写了砚铭。“迈往德兴，赍以一砚，以此铭之：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⑶p553苏轼勉励长子铭记：学圣贤之道时要如饥似渴，求取上进时要如履薄冰。治理财产时要常想着给予他人，书写狱状时要常想着为人保留一线生机。苏迈在德兴任县尉期间，不负父望，勤政、廉洁、爱民，深受百姓称赞和爱戴。元佑元年（1086）六月，苏迈调任京畿酸枣县尉。据德兴县志载，苏迈离职后，德兴邑人在城西隅的县尉司前创建了景苏堂，以颂扬和怀念眉山苏氏父子在德兴的功绩。

苏轼在开封府推官、责授汝州团练副使任上，还发生了两起涉廉案件，使苏轼为官清廉得以彰显。

一是苏轼在权开封府推官任上，熙宁三年（1070）八月五日，侍御史知杂事谢景云举报：苏轼在十年前即治平三年（1066）四月二十五日，苏轼父亲苏洵卒时，苏轼扶柩乘船回蜀夹带走私运盐。八月六日，神宗命天章阁待制李师中组成八个调查组，八路案问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询问卖盐卒无其实，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因送轼至京。司马光朝见神宗，为苏轼辩诬；据《长编》卷二百十六载，范镇三上奏章，言“苏轼治平间父死京师，先帝赐之绢百匹、银百两，辞不受，而请赠父官。先帝嘉其意，赠其父光禄寺丞，又敕诸路应付人船。是时，韩琦亦与之银三百，欧阳修与之银二百两，皆辞不受。轼之风节，亦可概见矣。今言者以为多差人舟事贩私盐，是厚诬也。”，调查组还苏轼以清白，朝野“士论无不薄景温云”。苏轼在走私运盐举报案中，清者自清、无言自辩。

二是元祐八年（1093）八月监察御史董敦逸、黄庆基举报苏轼九年前即元丰七年任职汝州团练副使、未至汝州之时，强买宜兴曹姓民田。此时苏轼备位侍从，深感“有关臣子之大节者，于义不可不辨”，立即长札子还原事情原委：元丰七年（1084）九月，苏轼至常州。复自常至宜兴。买庄田于宜兴，赋《菩萨蛮》（“买田阳羡吾将老”）。田近张善卷西洞天。以蒋公裕〔同年蒋之奇的亲属〕经纪之。元祐八年（1093）八月十五日，朝廷查明真相，诬告者监察御史董敦逸罢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黄庆基罢为福建路转运判官，使诬告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弘治中有旨，令天下郡邑各建名宦、乡贤祠以为世劝。”（蒋冕《全州名宦乡贤祠碑》）名宦的评选标准依据《礼记·卷四十六：祭法》：“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另外还有个时间标准，“凡请入祀名宦、乡贤者，须俟其人身殁三十年后，方准具题敷办。若未及三十年，无论子孙有无现任九卿，不准遽行题请，以杜冒滥。”⑴（《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零二，《礼部•风教•名宦乡贤》）

《明一统志》卷二十六《开封府·名宦》：苏轼，神宗时以言事忤王安石，命权开封府推官以困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逺。《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五十一《开封府·名宦》：苏轼：眉山人。神宗时权开封推官，决断精敏，声闻益逺。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省价。轼疏言：百姓皆谓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即诏罢之。康熙《开封府志》：苏轼字子瞻，眉山人。神宗时以言事忤安石，命权开封府推官以困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⑸p439正德《汝州志·卷四·学校·名宦祠》：文忠公苏轼：汝州团练副使。⑹《直隶汝州全志·卷之三·名宦》：苏轼，字子瞻，汝州团练副使。（《直隶汝州全志》，汝州市史志办藏本）

“凡崇祀名宦、乡贤之礼，直省司牧之官有功斯民遗爱难泯者，荐绅处士积学力行、垂范乡里者，由学校师生公举，以达州县。州县以达督抚、学政。岁于八月具疏，部加复核。岁终汇疏以闻，列祀名宦、乡贤二祠”⑴（《钦定大清会典》卷三十二，礼部，风教）屈军卫认为，包括开封、汝州两地在内的河南推举名宦，从呈请到正式入祀，前后历经半年的时间，最终完成了这一严格的审查程序。有明一代此项体制虽然没有清代完备，大体上也应是依这样的步骤进行的⑺p28。

官员进入仕途——政绩卓著——死去——民思之——乡绅推荐，生员举荐，乡民联名一生员甘结，教谕、知县审查一布政使，巡抚检阅一学政批准一礼部复核—牌位到县一撰写祭文一入祀名宦。首先乡绅必须查证将要入祀之人的政绩属实，详加审核，杜绝滥入。再经过县，州，府三级层层审核，最后由主管一省教育的提学御史报请礼部批准完成。

苏轼在开封、汝州入选名宦的过程，是人们对先贤功德事迹的认知、传播的过程。通过每年两次的祭祀仪式，苏轼的在两地的宦绩在人们心中不断得到普及和强化，并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开封、汝州两地祭祀苏轼，属于国家祭祀体系中的祭祀先师系列，每年二月和八月上丁日，祭孔后由教谕公服到祠主祭，读祝，望燎，承祭官行三叩礼，完成祭祀仪式，以激励后学追踵前贤，化导官风、扶风辅政。

二、苏轼中原行踪节点转化为地域文化景观

地域文化景观是一个地方自然景观与历史文脉的总和，“八景”则是地域文化景观的“数字集合称谓”⑻p1。元丰元年（1078）二月，苏轼为《南康八境图》题诗《虔州八境图八首并序》，开启了地域文化景观确立和定名的先河，苏轼和“虔州八景”被誉为“八景之祖”。⑼p189元丰三年（1080），米芾发现宋迪所画《潇湘八景图》，欣然为之诗序。米芾和“潇湘八景”被誉为“八景之父”。⑽p56明万历年间，朝廷下诏各地定出“八景”上报朝廷，至康乾时期“八景”的命名和确立出现“井喷现象”。地域文化景观镶嵌着东坡文化特有的“符号”，成为东坡文化中原传承的又一路径。

（一）苏轼中原成名行踪节点转化的地域文化景观

嘉祐二年（1057年）四月八日，苏轼母亲程氏卒，父子三人赴丧返川。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十月，服除离川回京，舟行至荆州。次年正月初五从荆州出发，渡汉水至襄阳，沿襄汴古道，经叶县、襄城、许州、尉氏，二月十五日到达京师开封，时仁宗下诏制举，经欧阳修推荐，苏轼和苏辙参加了秘阁考试。八月二十五日，仁宗在御政殿试，所举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策问，苏轼作《御试制科策》一篇，入三等。宋朝开国一百多年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两人（《宋史·苏轼传》）。仁宗在读苏轼兄弟的制策后，高兴地说：“朕为子孙得两宰相矣”。从此，苏轼文章遂擅天下，学者多从讲问，以其文为师法（王文诰《苏诗总案》）

叶县地域文化景观·王乔飞凫：

后汉叶县令王乔飞凫处，在汉代叶县城（今叶县旧县），在汉语言宝库中“凫飞”一词专指县令上任和离职。汉代叶县城（今叶县旧县）王乔飞凫处是“凫飞”一词的发源地⑾p388，典出《后汉书·方术传》。名列叶县“八景”。

嘉祐五年（1060）初，苏轼在叶县过望仙桥、游双凫观、瞻王乔墓，作诗《双凫观》一首⑿p82，王文诰有“用示变化之迹语，解说得好”之评。明嘉靖《叶县志》卷首有八景“王乔飞凫”诗配图。诗曰：飘飖凫鸟入青云，太史遥观知异氛。不见郎官朝圣主，只将双舄达明君。昭昭汉简传今古，渺渺荒冢对夕昕。汉代诸凌非故土，玉棺何在语空闻。⒀p55

《后汉书·方术传》载，王乔，河东（今山西）人，汉明帝时尚书郎，出任叶县令，每月初一、十五进京朝帝，从不见其车骑。帝命太史秘察，知其每次来朝，有双凫飞落，遂命人张网捕之，乃明帝所赐之鞋。后天降一玉棺，后沐浴入棺，葬于此地。邑人在王乔飞凫处建观祀之，名曰“双凫”。旧县南门外有一桥，王乔入玉棺经此桥而葬，百姓望而思之，故桥名曰“望仙”。

襄城县地域文化景观·颍谷孝隧：

“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嘉祐五年初，苏轼经叶县过襄城颍桥，拜谒颖考叔墓，踏勘了郑庄公“黄泉见母”的“古随”、“残坎”，作《颍考叔庙在汝州颍桥》诗。嘉靖年间，名列“襄城八景”。

“黄泉见母”典出《左传·隐公元年》。郑庄公因母亲支持弟弟共叔段叛乱，“遂寘（通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遂有“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的评价。

“城颍”，今在襄城县东北20公里，是春秋初期郑庄公囚禁自己的母亲姜氏的地方，其北面是望娘台遗址。郑庄公采纳颍考叔的建议，命人在城颍东挖一条深沟，深长十多米，直到泉水涌出，在泉上搭架木室，用长梯与地面相通，取名阴司沟，意作“黄泉”处，姜氏与郑庄公在此相见，使他们母子二人摒弃前嫌，互念骨肉亲情，恢复了正常的母子关系。颍考叔英年早逝后，郑庄公把他厚葬于颍谷封地。秦在城颍设颍阳县，三国魏黄初年并入襄城县。嘉靖《襄城县志·卷之八》：颖考叔墓：在襄北四十里，颍桥南。明·张思敬《颖考叔祠堂记》：“颍水之梁曰颍桥，据桥南三百步有奇巨冢巍然，寔公葬所也，傍有祠⒁卷七。该卷还收入和苏轼的唱和诗。其中，王十朋诗云：衣冠肉食谩纷纷，谁解怀羹感悟君。颍谷封人虽贱士，却能诚孝至今闻⒁卷七。林鸾诗云：郑庄誓不见慈亲，一念民彝巳汨真。羹赐封人坚不实，养遗母氏欲全仁。君心顿感忠应露，隧道应穿孝自伸。名显春秋光宇宙，仰高祠立颍桥滨。⒁卷七姚如稷诗云：封人天性笃，一语发良心。臣念君羹重，君心天理森。君臣亦既泰，母子随想临。千古高风在，此情古隧深。⒁卷七

许昌地域文化景观·西湖莲舫:

嘉祐五年（1060）初，苏轼离襄城至许州，赏许昌西湖，发出|“池台信宏丽，贵与民同赏”的感叹，作《许昌西湖》⑿p81、⒂卷四、⒃p963。居官后，还在西湖内建一“听水亭”，（聴水亭：在许州西湖上，宋苏轼卜宅其南，辙尝有诗《明一统志》卷二十六）。其弟苏辙在湖滨也建有“读书亭”。两亭虽茅檐草顶、泥墙木窗，苏轼却时常临亭观湖，酌酒赋诗，乐也无穷。⒄p64-65苏轼之子苏过后也定居湖旁，种竹数亩，引湖水灌溉，名其宅院为“小斜川”⒅卷六：p402，自号斜川居士，读书著述，有《斜川集》20卷问世。

民国二十二年《许昌县志》：西湖在城西北。《石林诗话》云：许州西湖与子城密相缘附，而城下可策杖往来，不涉城市。”云是曲环作镇时，取土筑城，因以其地导潩水潴之，略广百余亩，中为横堤。初，但有东之半耳；其西广于东，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为守时，因起黄河民夫浚治之，始与西相通。故其诗所谓：“凿开鱼鸟忘情地，展尽江湖极目天”者也。苏轼为官杭州时，致书赵德邻，建议许州西湖更名为小西湖。乾隆十年，知州甄汝舟赋《西湖莲舫》云：一片波光散晓烟，红衣馥馥翠田田。州城宛在美芙蓉，何用兰桡拨画船。许昌西湖为历代诗人墨客咸集圣地，入选中国名胜⒆p686。

尉氏地域文化景观·啸台清风：

嘉祐五年（1060）初，苏轼离许州至尉氏，天下大雪，苏轼“纷纷笠上已盈寸”，他冒雪谒晋代文学家“竹林七贤”阮籍舒啸处，作《阮籍啸台》⑿p83。阮籍舒啸处以苏轼诗题“阮籍啸台”为名，嘉靖年间入选“尉氏八景”，列今河南名胜⒇p302。

阮籍（210—263），字嗣宗，晋代陈留尉氏人，“竹林七贤”之一。《尉氏县志》载，啸台在今尉氏县城小东门城楼上，籍常在此吟诗放歌，长啸为快。台上有一厅，瓦屋三间，厅前花墙围绕。院内古柏数株，台下有筒瓦砌的七角水井一眼(21)p580。阮籍墓在尉氏县城东南12公里小陈乡阮庄村东，墓碑由清体仁阁大学士阮元敬书。嘉靖邑人王昈《尉氏八景·阮籍啸台》云：荒城落日锁千门，兰若钟声解断魂。未向客船来夜坐，先于旅馆伴黄昏。禅僧神汤难安定，学子心焦费讨论。想待鸡声鸣复振，跖徒闻得起惊犇。⒇卷五p80

（二）苏轼中原贬谪行踪节点转化的地域文化景观

苏轼“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绍圣元年贬谪岭表时的中原贬谪行踪，有两处重要节点转化为当地的地域文化景观。

光山地域文化景观·淮渎清澜：

淮河新息（今息县）、光山县段是北宋京西北路、淮河南路的界河，是苏轼中原情感的凸显地。淮河距光山县北八十里，其源出于桐柏山，盖四渎之一，百折而东，万顷一碧。继苏轼作《过淮》诗后，这里成为历代文人吟咏淮名诗佳句的爆发地，嘉靖年间入“光山八景”定名为“淮渎清澜”。乾隆年间遂修订为“淮河千帆”。

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爆发，苏轼于是年七月十八日在湖州（今江苏吴县）被捕，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狱。神宗手谕：“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轼离开汴京，经陈州（今河南淮阳）、蔡州（今河南汝南），在距蔡州的新息县城五里多处渡过淮河，到达光州的光山境内，在光山淮南村留宿，并作《过淮》⑿p1022诗一首。苏轼从息县渡过淮河，即意味着告别中原。他在《渡淮》诗中写下了“朝离新息县，初乱一水碧。暮宿淮南村，已渡千山赤。”“回头梁楚郊，永与中原隔。”以表达对中原的深厚情感。

睢县地域文化景观·乾明落照：

睢州乾明寺是苏轼贬谪岭表的信宿处，又是苏轼行楷代表作《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的诞生地。光绪年间跻入睢县地域文化景观。

绍圣元年（1094年），朝中党祸再起，苏轼因“凡作文字，饥斥先朝”，四月十一日，落端明殿学士，翰林学士兼侍读，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今广东英德）；十三日，复降充左承议郎，仍知英州。闰四月三日，告命下，遂罢定州任（今河北定县）。怀着“吾南迁其速返乎？”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赴任之途。绍圣元年闰四月二十一日，苏轼至襄邑（今睢县，明、清时为睢州），又遇大雨，遂信宿干明寺。在寺中遂书旧作《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这幅一丈长的书法巨制，共77行，684个字，从头到尾不急不缓，悠然有余的行楷。窗外大雨滂沱，窗内书者旅途劳顿而又年逾花甲，其毅力和定力尽穿纸被，被誉为苏轼书法的珍品。光绪《睢州志·卷之一·古迹》载，“宝墨亭在城西北濠外干明寺。绍圣元年苏东坡适岭表，信宿于此。书《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后人刻赋于石，建亭以覆之。”

苏轼在二赋后记中云：“始安定郡土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后犹子德麟得之以饷予，戏为作赋。后予为中山守，松节酿得，复为赋之以其事，同而文类，故录为一卷。绍圣元年闰四月二十一日，将适岭表遇大雨，留襄邑书此，东坡居士记。”⑶p2547

“睢州八景”原无乾明寺。光绪年间复订“睢州八景”，苏轼信宿处——乾明寺“止存茅亭一所”仍跻入睢州八景之列，定名为“乾明落照”。据光绪《睢州志·卷之二·寺观》载：干明寺：在旧西门外，唐贞观年间建。元至正年重建，明正统十三年修，有元碑见存。乾明寺今止存茅亭一所。光绪《睢州志·卷十一·艺文志》载有胡范《睢州八景·乾明落照》定名诗一首。诗序曰：“苏子瞻信宿(住两夜，一宿为“舍”，两宿为“信”）处，向有宝墨亭，刻其手书二赋。今亭费，碑不可考。”诗云：“寺近城隅古道周，公余曾记寻此游。鸦归茅舍村村暮，晖落垂杨处处秋。剩有儿童驱犊返，几曾朋从共樽浮。可怜坡老风流尽，宝墨亭荒何处搜？”胡范诗中末句“可怜坡老风流尽，宝墨亭荒何处搜？”既表达的对苏轼人格的崇敬，又表达出以入选“睢州八景”为契机重建宝墨亭的愿景。苏轼“二赋”真迹在吉林再现后（喜见大苏轼，珠还宝墨春/金易奄，吉林师院学报，1984年第二期），1985年宝墨亭在睢县得以重建，并入选河南名胜⒇p563。

（三）苏轼魂归中原行踪节点转化的地域文化景观

郏县地域文化景观·苏坟夜雨苏坟—苏轼长眠处、苏轼灵魂的家园，位于嵩山南麓的萁型山坳里，即今郏县小峨眉山。宋史载，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轼亡，廌哭之恸……即走许、汝间，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六）乾道六年九月诏敕苏轼坟寺为旌贤广惠寺，原有寺田46公顷。坟寺住持僧享有受赐紫赐师号、敕度僧尼的优待，拥有优免科差敷配的特权。明入选“郏县八景”，时任吏部右侍郎的邑人张用翰作定名诗。

崇宁年间，苏文被禁，刻板被毁，苏坟所在地人们纷纷传说，苏坟后边有一座号称道教三顶之一的中顶莲花山，山上的神仙“六丁”把苏东坡的作品收拾起来送到瑶宫，由玉皇大帝保护起来了！“平日万篇谁爱惜，六丁收拾在瑶宫。”此时由一位民间诗人叫木广漠的，在苏坟拜谒，听到这一传说后写入他的诗作《哭东坡》之中。靖康之变，金代宋入主中原,但东坡文化深植于郏县一带民间。据金代著名文学家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庚集第七载：与郏县相邻的襄城县有一老人卫承庆，“年七十余卒，临终沐浴、易衣冠，与家人诀，怡然安坐，颂东坡《赤壁》乐府，又歌‘人间如梦’以下两句，歌阙而逝” 。康熙年间，苏轼的老乡张鹏翮在“苏坟夜雨次韵”诗中有“神鬼天上为霖雨，碧化长空作汝河”的感慨。苏轼的精、气、神，已与郏县的山川河流，四时气象融为一体。“苏坟夜雨”成为了解郏县地域文化、风土民情的“窗口”和名片。

三、苏轼诗文入中原地方文献

方志是地方文献的总记录(25)p83。从仅见的明、清时期的20部中原方志视苏轼诗文42首（篇）为地方文献收入。这20部中原方志其中有明代方志7部、清代方志13部；20部中原方志除《河南通志》外，有4部府志、州志，12部县志、3部专志。录入文篇目列表如下：

方志·卷别

诗文题目

诗文集卷别、页码

创作时间、地点

备查

雍正《河南通志》卷七十三

送吕行甫倅河阳

《苏轼诗集》卷二十八p1499

熙宁三年；地点：开封

河阳：孟州治所

登啸台

《苏轼诗集》卷一

嘉祐五年；地点：尉氏

诗集原题：阮籍啸台

雍正《河南通志》卷七十四

过新息留示乡人任师中

虞美人·淮浦离情

《苏轼诗集》卷二十p1021

元丰二年；息县

元丰七年十一月：地点：泗州

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二四：“元丰七年甲子十一月，公至高邮与秦观会，秦观追送渡淮，与秦观饮别，作《虞美人》词。”

雍正《河南通志》卷七十四

过淮寄子由

《苏轼诗集》卷十八p940

元丰二年三月；地点：泗州

罢徐州赴湖州任途中，渡淮。原题：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

和欧阳文忠会老堂会赵公

《苏轼诗集》卷八p364

熙宁五年6月，地点：杭州

登啸台

《苏轼诗集》未见

辉县苏门山孙登啸台。佚诗?待考。

雍正《河南通志》卷七十七

上虢州太守疏

《苏轼文集》卷四十七p1356

元祐四年5月；地点：商丘

元佑四年5月赴杭州太守任，途经南都作。原题：上虢州太守启

雍正《河南通志卷》七十九

醉白堂记

《苏轼文集》卷十一p344

熙宁八年11月；地点：密州

韩琦故宅：在彰德府城东南隅。宅有清风楼、御书亭、休逸台，有画锦堂，欧阳修为记。醉白堂，苏轼为记。

上清储祥宫碑记

《苏轼文集》卷十七p502

上清储祥宫在开封

庄子庙碑记

《苏轼文集》卷十一p347

德威堂铭

《苏轼文集》卷十九p573

元祐六年；地点：开封

徳威堂：在孟县旧州治。宋文彦博尝以司空判河阳，后其子及甫亦知河阳，遂建此堂。

隆庆《嵩岳文志》卷之二

颍大夫庙

《苏轼诗集》卷一p82

嘉祐五年；地点：襄城颍桥

达摩大师面壁赞

《苏轼文集》卷二十一p622

元祐三年；地点：开封

原题：兴国寺浴室院六祖画赞

康熙《少林寺志》卷六

达摩大师面壁赞

《苏轼文集》卷二十一p622

元祐三年；地点：开封

原题：兴国寺浴室院六祖画赞

乾隆《唐县志》卷五

新渠

《苏轼诗集》卷一79

嘉祐五年；地点：唐河

唐河县志·大事记；

同治《叶县志》卷九

双凫观

《苏轼诗集》卷二p82

嘉祐五年；地点：叶县

嘉靖《叶县志》卷之二p136；同治《叶县志》卷九p557；《叶县志·诗文选辑》p705

嘉靖《襄城县志》卷七

颍大夫庙

《苏轼诗集》卷一p82

嘉祐五年；地点：襄城颍桥

嘉靖《许州志》卷四

许昌西湖

《苏轼诗集》卷二p81

嘉祐五年；地点：许昌

《许昌县志·诗文选录》p963

嘉靖《尉氏县志》卷之五

阮籍啸台

《苏轼诗集》卷二p83

《尉氏县志·诗文选辑》p963

阮籍论

《苏轼文集》卷六十五《阮籍》p2021

元符元年；地点：昌化

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之二十一

朱亥墓

《苏轼诗集》卷一p83

嘉祐五年；地点：朱仙镇

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之二十三

游玉津园

《苏轼诗集》卷三十六p1936

元祐七年末至元祐八年春：地点：开封

诗集原题：次韵奉和钱穆父、蒋颍叔、王仲至诗四首，之三：玉津园

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之十六

上清储祥宫碑

《苏轼文集》卷十七

元祐六年六月；地点：开封

康熙《开封府志》卷之十六

三槐堂铭

《苏轼文集》卷十九p570

元丰二年；地点：徐州

三槐堂：在开封府城东门外，宋兵部侍郎王佑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其后子旦果为相。子孙因建三槐堂。

康熙《开封府志》卷三十六

跋义士李冠全城却贼记

《苏轼文集》未见

待查、待考

康熙《开封府志》卷之十六

洧川县大隧山颍考叔祠

《苏轼诗集》卷一p82

嘉祐五年；地点：襄城颍桥

康熙·开封府志卷之十六

范镇墓铭

《苏轼文集》十四卷p433

元祐四年5月；地点：商丘

文集原题：范景仁墓志铭。范镇，字景仁，墓在襄城县北四十里房村。

康熙《开封府志》卷三十三

和子由初到陈州见寄

《苏轼诗集》卷六255

熙宁四年；地点：开封

诗集原题：次韵子由初到陈州二首

光绪《归德府志》卷二十

庄子庙碑记

《苏轼文集》十一347

元丰元年；地点：徐州

文集原题：庄子祠堂记

《商丘县志》卷十四

庄子祠堂记

《苏轼文集》十一347

应宋城（今商丘）县令王兢，求文以为记

嘉靖《辉县志》卷十

登啸台

《苏轼诗集》未见

啸台在辉县苏门山，为孙登啸台。佚诗?待考

顺治《光州志》卷十二

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

《苏轼诗集》卷十八p940

元丰二年三月；地点：泗州

罢徐州赴湖州任途中，渡淮诗作

嘉靖《固始县志》卷十

淮上早发

苏轼诗集》卷三十五p1870

元祐七年

顺治《固始县志》卷十

正月初一，雪中过淮谒客回作

《苏轼诗集》卷二十五p1317

元丰八年；地点：泗州

光州州治在固始，辖光山等县

淮上晚发

苏轼诗集》卷三十五p1870

元祐七年

诗文与《淮上早发》同

过淮

《苏轼诗集》卷二十p1022

元丰三年；地点：光山

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

《苏轼诗集》卷十八p940

元丰二年三月；地点：泗州

罢徐州赴湖州任途中，渡淮诗作

嘉靖《光山县志》卷一

游净居寺并序

《苏轼诗集》卷二十p1021

元丰三年；地点：光山

乾隆《光山县志》卷十七

过淮

《苏轼诗集》卷十九p1022

元丰三年；地点：光山

书麛公诗后引

元丰三年；地点：光山

游静居寺并引

《苏轼诗集》卷十九p1024

元丰三年；地点：光山

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清远可爱次韵

《苏轼诗集》卷八p380

熙宁五年八月；地点：杭州

正月雪中过淮谒客回作

《苏轼诗集》卷二十五p1317

元丰八年；地点：泗州

诗集原题：正月初一，雪中过淮谒客回作

渡淮

《苏轼诗集》未见

误收。诗见宋·刘子翚《屏山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本

乾隆《光山县志》卷十八

梅花二首（光山度岭作）

《苏轼诗集》卷十九p1024

元丰八年；

道光《宝丰县志》卷之三

子由新修龙兴寺吴画壁

《苏轼诗集》卷三十七p202

绍圣元年；地点：汝州

乾隆《济源县志》卷十六

题傅钦之草堂

《苏轼诗集》卷六p271

诗集原题：傅尧俞济源草堂；与志书对照，诗集缺下阕。

重阳登灵山

《苏轼诗集》未见

在济源灵山宝峰寺，现保存一通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济源名匠李士纯雕刻的宋代大学士苏东坡《重阳登灵山》七言律诗碣石。

嘉靖《鄢陵县志》卷八

彭祖庙

《苏轼诗集》卷六p284

熙宁四年；地点：濠州（今安徽凤阳，州治在临淮镇）

《嘉靖鄢陵县志·卷四·古迹》p79：彭祖冢：在北西保，正统年间知县吴颇建祠。《嘉靖鄢陵县志·卷七·杂志·鄢陵八景》p83：彭祖崇岗·张琳：

正德《汝州志》卷八

孤松赋

《苏轼文集》未见

同治《郏县志》卷十

郊行诗

《苏轼诗集》未见

题下原文：“苏轼撰，正书，无年月。

说明：表中所列《苏轼诗集》系中华书局1982年2月本、《苏轼文集》系系中华书局1986年3月本；诗、文创作时间和地点据孔凡礼《苏轼年谱》和《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本确定；词创作时间和地点据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9月本确定。

从表中可知，方志是地方文献总记录。明清中原方志共收录苏轼诗、文42篇，含诗、词、启、跋、记、论、铭、赞、墓志铭等九种文体。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1.所诗文大都具有浓厚、形象的地域色彩。地域性是地方文献的显着特征，如汉叶令“王乔飞凫”的故事发生在叶县，郑庄公“掘地见母”发生在襄城县颍桥，邑人建庙、观以纪念。方志收入苏轼的《双凫观在叶县》、《颖考叔庙在汝州颍桥》即具有浓厚、形象的地域色彩。《庄子祠堂记》应宋城（今商丘）县令王兢求文；以为记，范镇墓就在襄城县北四十里房村，《范镇墓铭》，它显然中原地域有关。上清储祥宫在开封，韩琦故宅在彰德府（河南今安阳），苏轼的《上清储祥宫碑记》《醉白堂记》当然与中原地域有关。淮渎在河南桐柏，苏轼的过淮诗作为中原地方文献收入方志，更是如此。

2.诗文叠入多部方志。传递性是地方文献的显着标志，多部方志同收一首诗文即是此一特征的彰显，如《庄子祠堂记》由《河南通志》《归德府志》《商丘县志》收入；《上清储祥宫碑记》被《河南通志》《开封府志》收入；《颍大夫庙》由《开封府志》《襄城县志》收入；《达摩面壁》先后《嵩岳文志》《少林寺志》收入；《正月雪中过淮》《过淮寄子由》《过淮》由《光州志》《固始县志》《光山县志》收入。

3.六篇署名苏轼的诗文未见苏轼诗文集。资料的弥足珍贵性是地方文献四大特征之一。《河南通志》、嘉靖《辉县志》收录苏轼的抒写孙登啸台诗、正德《汝州志》收录的《孤松赋》、乾隆《济源县志》收录的《重阳登灵山》和《重阳登灵山》碑碣、康熙《开封府志》收录的《跋义士李冠全城却贼记》、同治《郏县志》收录的《郊行诗》题，今《苏轼诗集》《苏轼文集》和四库全书本《东坡全集》未载，乾隆《济源县志》卷十六收录的《题傅钦之草堂》，若志书与《苏轼诗集》对照，诗集少了八行，即“诛茅卜筑十年心，碧草幽堂曲径深。平地明珠流晓色，一林寒玉锁秋阴。稔知好景无时有，尽把新诗对此吟。却忆杜陵江上叹，浣花憔悴不如今。”此六篇署名苏轼的诗文作为地方文献散见于方志之中，又未入苏轼诗文集，其资料的弥足珍贵性在于至少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课题，为人们全面了解、认识苏轼开辟了新通道。

四、苏轼赞誉的中原仕宦先贤入祀名宦、乡贤祠

苏轼赞誉的中原仕宦和中原先贤，诸如“作诗以美之”的唐州知州赵尚宽、“终身敬事之”的宋城（今商丘）张方平，苏轼“恨我不识元鲁山“的唐代鲁山县令元徳秀、无不列入名宦祠和先贤祠。

苏轼“作诗以美之”的唐州知州赵尚宽：

嘉祐五年正月，母丧服除返京的苏轼过唐州（宋属京西南路，治在今唐河县），时以比部员外郎知唐州的赵尚宽，按视图记，发动人们兴复汉代南阳太守召信臣修建的召渠和马仁、湖阳、唐子三大陂（池塘）。苏轼作《新渠诗并叙》。诗叙曰：“庚子正月，予过唐州。太守赵侯，始复三陂，疏召渠，招怀远人，散耕于唐。予方为旅人，不得亲执壶浆箪食，以与侯劝逆四方之来者，独为《新渠诗》五章，以告于道路。”⑿p78

苏轼“独为《新渠诗》五章，以告于道路。”后的第六个月，即嘉祐五年七月，“仁宗闻而嘉之，进秩赐金，诏留再任。”(22)p4637赵尚宽“留于唐凡五年，民画像以祀。”其传入乾隆《唐县志》卷五《宦绩志》和《宋史·卷四百二十六·循吏》，二者都把“苏轼作新渠诗以美之”载入赵尚宽的传略之中。

苏轼“终身敬事之”的张方平：

张方平(1007—1091)，字安道，号“乐全居士”，谥“文定”，宋城（今河南商丘）人。为仁宗、英宗、神宗三朝重臣，曾三入承明，出典十州，官至参知政事。入归德府、商丘县乡贤祠祭祀。康熙《商丘县志》卷之八在乡贤张方平小传中，节选《宋史》的一段话，以彰显他发现、扶持苏轼的史实：

“守蜀时，得苏洵与其子轼、辙，深器异之，尝荐轼为谏官，轼下制狱，又抗章为请，故轼终身敬事之。”(23)p10353（《宋史》卷三一八）

张邦基《墨庄漫录》：“乐全先生薨，东坡时在颖州，于僧寺举挂，参酌古今，用唐人服座主缌麻三月。又别为文往祭其柩，盖感其知遇也。”(24)p144缌麻，丧服的一种。用较细熟麻布制成，做功也较“小功”为细。凡男子为本宗之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服丧，均着缌麻。

苏轼“恨我不识元鲁山”的唐代鲁山县令元徳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孝。举进士，不忍去左右。母亡，庐墓，天宝中为鲁山令，天下高其行，不名，称元鲁山。房管每见德秀叹曰：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尽。及卒，惟杖屦箪瓢而已。谥曰：文行先生。⑹卷五元德秀治鲁期间，暇斯在鲁山县治所北郭筑琴台，与民借乐。鲁山德秀琴台与武汉汉阳伯牙琴台、成都浣花溪司马相如琴台、苏州灵岩山西施琴台并称中国四大琴台。元丰五年前曾两次过汝，一次是嘉佑二年离川赴京应试；一次嘉佑四年母丧服除离蜀返京，皆未有机会登鲁山琴台。

元丰五年（1802）三月上旬，苏轼欲访四十六岁致仕归隐蕲州的名士吴德仁而未果。苏东坡与吴德仁并不相识，但彼此钦慕非止一日。不久，苏东坡给吴德仁去了一封信，并以《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为题作诗相赠。在诗中苏轼发出了“恨我不识元鲁山”的感叹！欲访吴德仁而未果，使其勾起恩师推崇的“元鲁山”的形象在自己心中再生。欧阳修视元德秀为唐代吏臣“卓行第一人”。（《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一十九《卓行》⑴）。

苏轼和志趣相投。元德秀以“才行第一”进士及第，唐代“古文运动”的最早推动者，在鲁山任职，“清介如伯夷”，“清似匣中镜，直如弦上丝。”苏轼自幼立下“奋历有当世志”，文章第二、对义居第一进士及第，宋代古文运动的践行者，名列“唐宋八大家”；首次任职就拒收“化金方”。⒁苏轼知密州，正遇大旱“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苏轼贬谪官是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享半俸。据宋罗大京《鹤林玉露》载，“东坡谪齐安，日用不过百五十。每月朔，取钱四千五百，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又以竹筒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生活困匮，次年，四川道士杨世昌前来探望。七月十六日，“壬戎之秋，七月既望”，苏轼与道士杨世昌泛舟赤壁，并作《赤壁赋》。在《赤壁赋》中他以回答客人的形式提出“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两人志趣如同一人。据正德《汝州志》载，元德秀入汝州鲁山县名宦。

余论

1.东坡文化在中原传承的的传播的路径。苏轼中原仕宦入当地名宦祠纪念、苏轼中原行踪节点转化为地域文化景观、苏轼诗文成为中原地方文献和苏轼赞誉的中原仕宦先贤入祀名宦、乡贤祠，构成了明清几百年年间东坡文化在中原传承的的传播的路径，从中似可窥测和勾勒出明清时期华夏文明传承的标准“样本”，对于今天华夏文明传承、创新战略的实施，具有借鉴和启迪的意义。

2.东坡文化在中原传承路径承载的人文价值。苏轼中原仕宦和诗文所赞誉人物入祀名宦、乡贤，朝廷和地方每年在固定的时间祭祀和纪念，成为追踵前贤、化导官风民俗的重要载体和手段；苏轼中原行踪节点转化为地域文化景观后能成为地方士绅的“命题作文”,同一题目、同一题材、同一内涵，他们不懈的讴歌，对东坡文化的普及和传承，功不可没。

3.东坡文化在中原文化中的定位。东坡文化在中原传承的的传播的路径揭橥的苏轼与中原文化的关系的传承脉络，厘清了东坡文化在中原文化中的合理定位：中原文化是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中原人和进驻中原的外来人共同创造的；东坡文化是中原文化的组成部分。（刘继增）

参考文献

⑴文渊阁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11月

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黄一周等「M」，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月第一版

⑶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一版

⑷苏轼年谱/孔凡礼点校「M」，北京：中华书局 1998年2月第一版

⑸康熙《开封府志》「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⑹正德《汝州志》/天一阁藏本「M」，上海：上海书店1963·7影印

⑺明清时期名宦与名宦词研究—以河南名宦词为中心/屈军卫「D」，河南大学2009年5月

⑻汉语集成文化通解大典/李本达等「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年6月

⑼地域文化景观起源、传播、演变研究/吴水田「J」，热带地理2009年第二期：关于八景文化景观起源，有3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宋迪的“潇湘八景”说，《辞源》、《中文大词典》记载此观点；二是李营丘画八景图说；三是苏轼“虔州八境图”说。从史学记载考究，宋迪说、李营丘说大约为南宋年间，是八个地方风景的组合，主要是面上风景点的筛选；苏轼说记载于北宋元丰元年，即公元1078年，苏东坡依当时赣州知军孔宗翰送来的《南康八境图》题诗《虔州八境图八首并序》，“八境”指的是从八个角度观察到的意境、风景，是从一个点（赣州八景台）看八景，赣州八景台建于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其名意即站在台上可见八景。因此，可以认为苏轼说的年代不会晚于仁宗年间，时代最早。李海根等也认为“虔州八景”为八景之祖，并在《也是“八景”闲话》中有详细论述。

⑽论中国地方八景的起源、发展和旅游文化开发/何林福「J」，地理学和国土开发，1994年第五期

⑾辞海版·古代汉语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⑿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一版

⒀同治叶县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

⒁嘉靖襄城县志/天一阁藏「M」，上海：上海书店1963·2影印本

⒂嘉靖许州志/天一阁藏「M」，上海：上海书店1961·12影印本

⒃许昌县志/许昌县志编纂委员会「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

⒄民国许昌县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

⒅斜川集校注/舒大刚等「M」,成都：巴蜀书社1996.12第一版

⒆中国名胜大词典/国家文物局「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二版

⒇河南古迹名胜辞典/吴少珉、苏健、赵金昭「M」，洛阳：解放军外语音像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

(21)尉氏县志/尉氏县志编纂委员会「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1月第一版

(22)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M」，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2月第一版

(23)宋史/脱脱「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一版

(24)墨庄漫录/张邦基「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8月第一版

(25)地方文献学概论/骆伟「M」，澳门：澳门文献信息学会2008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