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主国大乱，朝鲜人眼中的太平天国是什么样的？

19世纪中期，位于中国西南的广西突然爆发了大规模起义，由于此时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只要一个火星便会引起大爆炸，于是太平天国运动很快横扫半个中国，成为全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旧式农民战争，太平天国其能量是足以巅峰整个清王朝的统治的，所以整个东亚地区都对此极为关注。

此时的清王朝还不是任人宰割的状态，世界各国仍将其视为传统的东亚霸主，此时清朝受此重创，这足以震动整个东亚的秩序，作为明清两朝最亲密藩属的朝鲜，此时又是如何看待太平天国运动的呢？

对于朝鲜王朝而言，对华外交历来是重中之重，所以朝鲜向来很注意情报搜寻，赴清使臣自然是刺探情报的主力，他们努力通过清王朝官方文告，交好官员的告知以及清朝民间的舆论，刺探一切关于清朝的情报送回国内。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爆发，这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正式爆发，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暴乱还仅限于西南一隅，未对全国造成什么影响。此时对于清王朝来说，太平天国运动还不算什么特别大的事情，毕竟民变嘛，哪年没有个十次八次的，朝鲜人自然更不可能对此有什么认知。

朝鲜使臣

所以，这段时期朝鲜使臣通过信息，是知道中国西南爆发了民变的，但对此颇不以为意，虽然觉察到此次起义规模较大，对部分地方的秩序造成了威胁，但是基本都不认为这是特别重大的事情，完全相信清帝国能轻易平叛，甚至，这些人还以为太平天国就是“天地会”等传统反清势力。

然而，咸丰二年十二月初九（1853年1月17日），石达开率领太平军攻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举家自尽后，事情发生了变化！

武昌是湖北省府，太平军竟然攻破了一个省城，这令清廷大震，即使是在暂时太平的北京，政治氛围也变得相当沉重，而这之后过来的朝鲜使臣，对此气氛自然有所觉察。于是，朝鲜开始密切关注太平天国事变的有关事态，这之后朝鲜国王在召见辞行的使臣时，往往要特意向使臣下达打探“贼情”的任务。

太平天国北伐使得北方一片大乱，朝鲜使臣对此保持了密切关注。

于是，朝鲜使臣留下的史料中，对于太平天国有关内容的记载明显增加，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江宁（今江苏南京），这更是使得天下大震，整个清朝的秩序受到极大冲击，由于交通梗阻，连进京赶考的人都少了很多，而南方的商品，几乎也无法运动北方。

在北京的朝鲜使臣观察到这些现象，已经明白清王朝碰到了极大的麻烦，不过毕竟未到前线而是身在太平的北京，所以朝鲜使臣仍然不认为太平天国会造成太大的冲击，而且，朝鲜人还有一个担心：清王朝不会因为财政危机而求援朝鲜吧。毕竟，清王朝发家的时候，对朝鲜的压榨可是让朝鲜人刻骨铭心。

咸丰三年（1853年）七月，朝鲜使臣姜时永与清朝户部尚书孙符卿之孙孙楫聊天，孙楫“心忧国事”，直接说道：贵国被皇朝厚恩，当此警急，何无饷银之优助。姜时永立刻以“东土不产银”而委婉拒绝，其十分担忧清王朝会将战争债务转移到朝鲜头上。

朝鲜国内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关注持续增加，但困于情报有限，始终无法得到准确的全局性信息，朝鲜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关注主要目的有二：一怕清王朝秩序崩溃以至于影响自身，二怕太平天国打到东北影响其西部边境的安全。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考量，朝鲜内部也做了一些措施，但是，这实际是没有必要的，太平天国运动显然没有影响到朝鲜。

朝鲜人秉承事大主义和儒学传统，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当然是跟随清王朝一起以负面评价居多，不过，以“朝鲜人”这个外人身份来看，他们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原因倒是看得很清楚，咸丰八年出使清朝的冬至兼谢恩使团的书状官金直渊在《燕槎日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原因——“苟究其原，则朝行掊克之，政吏多贪虐之风”。

朝鲜使团对于中国政治的观察还是比较敏锐的。

此外，由于朝鲜对于清王朝一直以来有一股复杂的情绪：朝鲜对故主明朝感情深厚，对清朝蛮夷身份历来鄙视，对清朝问鼎中原前次对朝鲜的两次侵略（丁卯虏乱，丙子胡乱）愤恨。即使是17世纪后期“北学派”兴起后，朝鲜人这种情绪仍未完全消退。所以朝鲜人得知清朝遭遇此祸，甚至有些幸灾乐祸的情绪，甚至有一丝“太平天国光复河山”的期盼，比如金直渊还表示过“粤自世降气乖，夷虏入主中土，然未有如此时之久，气之胜理亦足矣。”

当然，这只是泄愤，对于朝鲜这个儒教国而言，显然不希望太平天国这种怪异政权真正得势，更不希望清王朝真的崩溃使得自身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