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智利诗人德罗卡孙女帕特里夏的几次遇见

还没等到周三，我便收到了帕特里夏的消息。她发来了她家的地址，我们约好周三下午三点见面，她补充到，那个爬满三角梅和葡萄藤的就是她家。

走在路上，我感到奇妙极了，我们才见了一面，她就已经邀请我去她家了！走到她家附近，我正抬头确认着门牌号，便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上方传来：“这里。”帕特里夏十分准时，三点钟她准点推开窗户，发现在楼下逡巡的我，又下楼来开门。今天的她身穿黑色马甲，里面是白衬衫，裤腰很高，显得十分干练。贴面礼时又发现她蓝色的耳坠精心搭配着的蓝色项链，优雅知性。

原来她是个画家。二层楼的小楼，一楼是帕特里夏的画廊，挂着一幅幅充满灵性的画作，里面是一个别致的院子，来自世界各地的木雕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每个角落都透露着主人的心思。往里走，一个木质台子在树木盆栽中掩映着，是个办诵诗会的好地方，还有一只灰色兔子在院子中跳来跳去，安然接受着人们的抚摸。到了二楼客厅，这是一个非常有艺术感的地方，四处都是帕特里夏的画作，挂在墙上的，放在地上的，摆在画架上未完成的，走在这里，便从一个梦境穿梭到另一个梦境。沙发前的茶几上，一张立起来的照片引人注目，那是她在中国参观时，智利代表团与中方人员的合照。

帕特里夏已经洗好了车厘子放在客厅的桌上。我把关于她爷爷的论文送给她，没想到，她坐在桌子上大声地念了出来，逐字逐句，从头念到尾，时不时给予评论。当我提到诗歌中所描绘的中国女性形象，她提到：“从前就听爷爷讲过，去中国的时候他被邀请去看成百上千的女民兵背着背囊竞渡长江，场面十分震撼。”聊天的间隙，她去准备了小蛋糕，又泡了中国之行带回来的龙井茶。帕特里夏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又很随和的人。在她面前，我很放松，我们什么都聊，她的故事，她爷爷的故事，我的故事。我们才第二次见面，便聊了足足五个小时的天。

她带我去参观书房，多是德罗卡家族的诗集，墙上还挂着阿连德总统（Salvador Allende）及其夫人的照片。2020年出版的《红色中国》摆在显眼的位置。她问我有没有这本书？说他们也送了博里奇总统这本诗集。我说我只在网上买了电子版，还没看过实体书呢。她其实也只有两本，果断把其中一本赠予了我。还告诉我，《红色中国》的中西对照版也即将出版。她又给了我一本德罗卡的自传，说这本书很重要，一定要看。之后又在书房里左找一本，右找一本，有德罗卡的，还有他妻子和儿子的诗集，这三本书是一个系列，其中一本她也只有一本了，她又在柜子里找，好在又找到了一本，于是把那本也给了我。每一本她都题字纪念。

上次见面以后，帕特里夏又邀请我参加由出版社组织的在国立中学的图书签售活动。这个中学很不一般，培养出了十八位智利总统，号称是全国中学生运动的中心。在四楼的图书馆，座无虚席，落座的都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本次要签售的三本是巴勃罗·德·罗卡和他的夫人温内特·德·罗卡（Winétt de Rokha）以及儿子卡洛斯·德·罗卡（Carlos de Rokha）的诗集。

帕特里夏又邀请我去她家了。这天，一位青年在这到处测量着什么，他是德罗卡基金会的秘书，一月份，他就要在帕特里夏的院子里，举行他的婚礼。帕特里夏当然是满心欢喜地配合着做些准备活动。

我们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下午，帕特里夏准备了煎金枪鱼和蘑菇意面，又准备了皮斯科沙瓦（Piscosour）和皮斯可乐（Piscola），说：“来智利，可不能不喝这两味酒。”我带了烧卖和烧排骨来，帕特里夏把她的那份全部吃完了，赞不绝口：中国的食物真好吃啊。

这次我得以在她的画廊多待一段时间，多欣赏她的画作。她的画色彩非常丰富，人类以多种姿态出现在画中。尽管我不懂画，她也耐心地一幅一幅地讲解画作，其中一幅汇集了各种来自智利南部的动物，那是人与自然的连接；一只白色的猫咪是她的朋友寄养在这的，现在也出现在画上。 

1939年，德·罗卡及其夫人温内特·德·罗卡共同创办了《群众》杂志，运行至1963年，办刊宗旨是“人民与高雅文化的杂志”。60年后的2023年，他的孙女帕特里夏决定重启《群众》杂志，与帕特里夏认识才一个月的我竟然有幸被邀请去发布会。同出席发布会的还有远在在西班牙加利西亚的研究德罗卡的专家安东尼奥·曼努埃尔·查韦斯·奎尼亚斯（Antonio Manuel Chaves Cuiñas），还有来自委内瑞拉的编辑、诗人格拉蒂斯·门迪亚（Gladys Mendía）。

2004年，帕特里夏决定创建德罗卡基金会。自那以后，她就致力于恢复传播德罗卡家族的诗歌及其它作品。她说她很久以前就想重启《群众》杂志，今年这个愿望终于以电子版的形式得以实现。新《群众》里，帕特里夏的第一篇文章就盛赞了中国之行给她的美好印象，并表达了对《易经》和《道德经》的兴趣，特别是《易经》这本书在她生命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介绍：汪可可，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博士研究生，目前在智利圣地亚哥大学访学交流，研究国家是智利，主要研究方向是智利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