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腐败手段翻新，大厂反腐如何破局？

5月20日起实施的民营经济促进法指出“国家推动构建民营经济组织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以法律形式强调了反商业腐败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作用。恰逢其时，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5月9日发布《反商业腐败检察工作白皮书（2020—2024）》，为社会提供了检察机关反商业腐败的基层经验。一年一度“618”即将来袭，在互联网企业的盛宴、消费者的狂欢开启之际，检察官也提醒互联网企业关注预防相关商业腐败新场景。

“商业腐败犯罪案件多发领域，正从传统行业逐渐转向互联网、人工智能、电商平台等高新科创行业。”

“在业务扁平化、流程化的管理模式下，小岗位人员利用职权犯罪现象多发。”

“一单一结、比例回扣这种‘老掉牙’的方式逐渐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精心策划的犯罪‘剧本’，突出特点是利益输送时机非固定化、方式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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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发布《反商业腐败检察工作白皮书（2020—2024）》（以下简称白皮书），用过去五年来办理的1253件1956人的反商业腐败犯罪案件，以司法视角揭开了商业腐败的内幕，引发在场互联网大厂代表们的强烈共鸣。

大厂，这个略带自嘲意味的词语如今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产业二十年来强势崛起的文化符号，覆盖了我们手机里那些每天都“离不开的App”。大厂工作则寓意着高薪、福利、光环、高压等等。然而，近些年来腾讯、抖音等头部互联网公司连年主动发布内部反舞弊情况通报，让“大厂反腐风暴”成为网络热词。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发布的《反商业腐败检察工作白皮书（2020—2024）》。

员工谋骗公司1.4亿元

境外虚拟货币洗钱再分赃

大厂里的商业腐败是如何发生的？真实案件可以揭开隐秘的角落。

冯某是某短视频平台公司的服务商与区域运营部门负责人，负责服务商的入驻审批、奖励政策制定及执行等工作。这个职位不算特别高，但面临的诱惑却不小。原来，为了拓展业务、吸引流量，该公司经常出台各类鼓励服务商入驻和运营商开展活动的补贴政策，冯某既是这些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

独掌大权让冯某的欲望膨胀起来。他与外部供应商唐某、杨某等共谋，冯某在制定奖励金政策的时候留下程序漏洞，并且将内部数据泄露给外部。这样，外部商户在没有真实运营的情况下通过提交内部数据，就可以将他人的奖励金划归己有。为了方便骗取奖励金，杨某还指使其下属王某、赵某甲、赵某乙、翟某以本人或他人名义注册多家“空壳公司”，协助将某短视频平台公司支付的奖励金转至杨某实际控制的账户，共计1.4亿余元。

钱到手了，如何按照事先的约定分钱？熟悉互联网的冯某想到了比特币。他指使唐某、杨某分别利用8个境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将涉案钱款从人民币转化为虚拟货币，再通过境外“混币”平台混淆虚拟货币来源、种类，以虚拟货币形式经多个层级转移，部分涉案钱款以人民币形式流入冯某等人控制的账户。

该案令办案人员感到震惊的是“大厂商业腐败进化了”，从早年间的无意识犯罪进化到如今事先有预谋、事中有配合、事后有攻守同盟，再到利用虚拟货币洗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对抗侦查策略。

检察官就承办的案件开展讨论。

“小官大贪”“虚拟货币洗钱”“企业风险管理意识薄弱”是该案办案检察官李涛在办理这个案件中感受最深刻的三点。在这位有着近十年办理此类案件经验的检察官看来，在互联网公司倡导的扁平化管理模式下，公司高层大都专注于发展战略层面，一些负责具体业务的中层管理者甚至普通管理人员手中权力高度集中，审批链条过短，使得风险急剧扩大。例如他正在办理的另外一起涉及某头部电商企业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是非主管的基层员工，利用手中权力修改结算数据，给其亲友所在公司多结算了上千万元的资金。

上述冯某等7人职务侵占案是海淀区检察院发布的反商业腐败的10个典型案例之一。综观这些案例，其犯罪手段之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

有公司前台秘书利用支付结算漏洞“蚂蚁搬家”式侵占公司钱款300余万元；

有集团公司高管伙同关联公司高管挪用资金3800余万元；

有电商平台主播运营人员以借款、购房、购车等名义向其管理的带货主播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

有业务部门携带商业秘密集体离职，“鸠占鹊巢”非法占有老东家知识产权成果……

大厂反腐开启攻坚战

尽管大厂反腐风暴近年来才被社会高度关注，但事实上，互联网企业反商业腐败之路已经走过了十年长路。

早在2015年前后，百度、腾讯等企业就在内部成立了专门团队处理相关问题，此后“反舞弊团队”“职业道德委员会”“廉正合规部”等专门组织陆续出现在互联网头部企业架构之中，目的均剑指内部商业腐败。

北京市海淀区无疑是观察商业腐败犯罪的最佳样本地。这里聚集了高新技术企业90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00余家，千亿级企业8家，百亿级企业50余家，独角兽企业50余家，上市公司264家。庞大的经济体量在活跃经济的同时，也让商业腐败犯罪的风险增大。

从办案数据看，近五年海淀区检察院办理的商业腐败案件呈上升趋势，从年均200件上升到年均300件以上。在多位办案检察官看来，一方面，案件数量的上升与大厂逐渐意识到反商业腐败重要性、加大内部反腐力度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说明反商业腐败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尽管发生在互联网大厂的腐败行为与传统商业腐败相比，所涉罪名以及犯罪构成等在刑法学层面并无本质差别，但在行业特点、案件情节、风险环节等方面却呈现出“商业腐败手段升级”的趋势。

在风险环节方面，运营环节因涉及引流推广、用户增长、数据分析、市场调研等多方面，成为互联网行业商业腐败犯罪的多发高发环节。如杨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中，杨某作为某科技公司市场品牌部社会化营销组负责人，主要负责对公司品牌进行社会化推广运营。杨某在任职期间，引入刘某经营的公司为其提供流量推广服务，双方约定按照付款金额的10%给回扣，仅一年时间，杨某便从刘某处拿到270余万元回扣。

在犯罪场景方面，电商领域“流量变现”“数据权益”逐渐成为商业腐败新场景。与传统商业模式不同，电商领域的互联网属性更加明显。电商运营服务涉及对平台资源的分配和管理，例如直播平台的推荐位设置、电商平台的店铺排名等，在商铺引入、资源投放、违规控评等方面存在权力寻租空间。例如郭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中，郭某为某短视频平台公司运营人员，负责平台账户的直播管理、账号维护等，利用职权违规为其管理的多名主播提供快速解封、快速加“白名单”等帮助，多次收受他人钱款共计300万元。

“这些腐败行为就像隐藏在暗处的‘吸血虫’，吸食新经济的‘元气’，不仅扭曲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侵蚀企业创新活力，更可能让来之不易的科创成果蒙尘。”海淀区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部主任孙鹏如是形容。

2025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举办“法治护航营商环境 共建清朗商业生态”主题活动。

“大厂反腐陷入越反越多的怪圈”“商业腐败行为手段翻新，内部打击却乏力”“报案时内部调查的电子证据难以有效呈现”“企业选择性报案与趋利性执法难题”……白皮书发布后，在海淀区检察院组织的“法治护航营商环境”征求代表意见座谈会暨企业问需座谈会上，来自腾讯、小米、快手、滴滴、百度等10家头部企业的代表，纷纷畅谈自家企业在反商业腐败中遇到的难点痛点，迫切希望检察机关帮助破局。

打造服务区域特色的

反商业腐败检察工作模式

5月20日起实施的民营经济促进法第39条强调：“国家推动构建民营经济组织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支持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加强廉洁风险防控，推动民营经济组织提升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及时预防、发现、治理经营中违法违规等问题。”

“期待这份凝结司法智慧的成果，能成为企业防范风险的警示灯、行业治理的参照系、社会共治的透明窗。”海淀区检察院检察长姜淑珍认为白皮书是检察机关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的一个很好尝试。

检察官利用数据审查室对案件电子数据进行审查。

司法智慧来自司法实践，来自海淀区检察院五年来真刀真枪办理的1253件商业腐败犯罪案件，来自他们充分运用高科技手段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刀光剑影。例如前文提及的冯某等7人职务侵占案是一起典型的智能化犯罪，犯罪人员将虚拟货币作为媒介，故意增加交易复杂程度以逃避资金追溯。检察机关启动技术辅助审查机制，使用区块链大数据流向分析工具及虚拟货币、人民币流向的“双向审查”，证明涉案钱款、虚拟货币的转移路径，为进一步查明事实和追赃挽损奠定基础。

在高质效办好个案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走向机制化建设、反哺更多个案的办理？

海淀区检察院不断探索反商业腐败检察专业化建设道路，一方面建立起高质量、高效率、高标准的检察办案模式，依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提升经济犯罪案件质效工作指引》及两个配套附件，对严重侵害企业利益的商业腐败犯罪依法严厉惩处，对办案中发现的漏罪漏犯及时追诉，对多渠道获取的法律监督线索精准研判；另一方面优化司法办案社会效果，建立重协同、重机制、重创新的检察供给模式，打好检察服务保障组合拳，创新推出服务企业专属平台——“检启智远”微信小程序，做实检察建议与跟踪回访，积极与其他行政、司法机关携手推动多元主体治理体系。

检察官在接待室就企业所咨询的法律问题进行解答。

大厂该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防范商业腐败风险体制？检察官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纷纷给出建议，例如遵守不相容职务分离原则，对高风险岗位实现监督制约；又如在“618”这种易发高发商业腐败新场景来临时，企业要高度警惕、做好预防措施。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肩负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重要职责，在助力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营商环境方面，检察机关依然任重道远。

来源：检察日报·明镜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