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史漫笔】闲聊陈建功先生对日本文学的“忧虑”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2024年5月“黄金周”长假，我和往年的“黄金周”长假一样，都是回到位于千叶的别墅——“丰乐斋”，读书、写作、悄悄地多吃上几顿饺子。

今年的“黄金周”假期里，读了陈喜儒主编的立松和平文集之一的《性的启示录·穷困潦倒》（作家出版社，1998年4月北京第一版）。书的开篇，是中国作家陈建功在1998年2月16日写的序言，其中讲到“在许多中国人眼里，日本文学的魂魄，好像永远被日元升值或贬值引起的喧嚣所掩埋。”“和坚挺的日元一起掩盖着这个民族的文学品格、审美能力和情趣情感的光辉的，是极为肤浅、极为商品化的快餐文化和排泄文化。”

就是这段话，让我产生了“共振”，因为眼下又是一轮日元贬值时期，贬幅之大为日本34年以来所未有。可是，谁能想到陈建功先生当年所批评的日本“快餐文化”以及隐性“排泄文化”，如今也在中国悄然流行开了呢？过去，对“日本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句话，总有不同的解读。但今天看来，这句话在相当程度上是应验着，你说它好也罢，说它坏也罢。

陈建功先生在序言中还发出了自己的忧虑：“一个容忍自己的文化浸泡在如此粗俗的民族，还能将他们那美好的生活情致和审美情趣保持多久？”为什么会有这样“忧虑”呢？是因为陈建功先生第一次访问日本的第一个夜晚，“打开了电视机，发现电视台的某个频道整整花了一个晚上，播放几个奇形怪状的半裸男人拿着塑料口袋，在一个大浴池里爬上爬下，放屁、采屁、品屁、评屁的全过程。”而陈建功先生第二次访问日本的一个晚上，“打开电视机，某个频道播放了一晚上的，是某位‘专家’面对一片女人赤裸的臀部，观臀、量臀、议臀、奖臀的全过程。”

我觉得陈建功先生算是“有幸”的，“有幸”在两次访问日本期间都从电视机上看到有关臀的“低俗节目”。我至今旅日36年，回想起来，看到有关臀的“低俗节目”应该不超过两次的。我觉得陈建功先生也算是“有时间”的，居然两次都能够用整个的“晚上”把这样“低俗节目”看下来。

应该说，还好，陈建功先生“忧虑”的事情没有发生。在那以后的日本，或者说在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的日本，至少还有一位名叫村上春树的作家每年都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至少日本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作品已经充斥了中国各大书店日本文学的书架。

其实，我感觉是一种“代沟”，我和陈建功先生一样，喜欢川端康成《雪国》里展现的细腻的文字、美妙的意境，喜欢如泣如诉、剥茧抽丝般细语呢喃的“水上调”。我也硬着头皮试着阅读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每部的阅读都超不过5页便放弃了。真想读日本的推理小说，还是看松本清张的比较过瘾。

在这些日元贬值的日子里，我倒是可以带着恬淡的心境阅读日本作家永井荷风的《地狱之花》（中国出版集团，2021年8月第一版）、《雪日》（陕西出版传媒集团，2015年3月第一版）等。然后，将它与日语原版对照一下，倒是可以学到不少东西。我始终相信，日本文学的经典，是不会因为日元的贬值和升值而有大幅变化的。更多地，可能与阅读者的心态和见识有关。至于日本平成年代涌现出来的女流作家的作品，我还真的没有时间细细阅读呢。（2024年5月5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