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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叮访谈丨揭开国际调解、国际仲裁的神秘面纱 第38期

2024-04-20 08:13 阅读量:7k+

华人号:枫叶时报

编者按

在国际法律的大舞台上,调解与仲裁是两个重要的角色。对于国内的众多律师同行来说,这片领域如同“神秘地带”,充满了未知与好奇。有多少律师执业多年,却未曾涉足这一领域?又有多少人对其充满疑问。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全球合伙人付英律师。她不仅代理过众多国际仲裁案件,还拥有国际仲裁员、国际调解员的双重身份。她是中外法律的融合使者,也是我们今天解答疑惑的关键人物。

让我们一同跟随付律师的脚步,揭开国际调解与仲裁的神秘面纱,探索其背后的故事与智慧。这不仅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更是对法律精神的追求与尊重。在法律的广阔天地里,每一个领域都有其独特之处。而国际调解与仲裁,正是那片等待我们去发现与了解的神秘地带。让我们与付律师一同前行,感受法律的魅力与力量。

展望未来,希望更多的律师同仁能够涉足这一领域,共同推动国际法律交流与合作,为世界法治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嘉宾简介

【付  英】

国际仲裁员 国际调解员 律师 法律学者 中外法律融合使者

主持人丨王凤英

各位律师朋友,大家晚上好。又是一年清明节,也是大家怀古思远,踏青出游的好日子,法叮访谈也在每周四晚七点半与大家如约相见。法叮访谈是由法叮办案导航平台主办的一档律师自己的访谈栏目,访谈的目的是为大家邀请到律师界大咖级律师分享他们丰富的职业经验,深厚的专业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刚入行的青年律师少走弯路。

本期访谈的主题是国际仲裁和国际调解。针对“国际化”主题,可能绝大多数律师同行会陌生。因为陌生,所以神秘,而本期邀请到的嘉宾付英律师将给我们带来解密访谈。付律师执业近三十年,长期服务于中、美、加三国,是国际仲裁员,也是国际调解员,除了以上两个身份外,她认为自己更重要的身份和使命是中外法律的融合使者。除此之外,付律师还是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全球合伙人。本期访谈将从全球化的视野和角度,与大家一同分享国际调解,国际仲裁那些你不知道的事。

刚才提到国际调解和仲裁对大多数律师同行来说相对比较陌生,觉得它很神秘、很高大上。因此,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国际仲裁和国际调解为何显得神秘高大上的?

嘉  宾丨付  英

好的,我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读所谓披着神秘面纱的“国际化”现象。如果2018年前大家在中国进行调解,会有人像我一样疑惑,调解到底是什么东西?调解不就是居委会大妈坐在炕上聊家常“和稀泥”吗?在中国只有《人民调解法》,没有所谓的“商事调解”。在国内,现在法院开始安排律师参与调解,也有调解中心的调解。到现在,法院立案后都强调尽量使用调解来结案等等。但是这个和所谓的国际调解有什么不同?什么叫国际调解?简单来说,只要一方当事人有涉外因素的就是国际调解。而它们有什么共性或者区别?我们先来解释什么是国际调解?回溯到2018年8月签署了一个划时代的《新加坡国际调解公约》。对于这个划时代的公约我希望在这里普及一下,我认为这在未来会非常重要。2018年的《新加坡调解公约》有中国、美国等46个国家作为第一批签署国加入,它的重要性在我认为在将来,它可以作为法律人的一条出路,一条大道,那就是成为全职的仲裁员和调解员。所以,有必要知道国际调解的定义是什么?

我先讲条约在实施之后它划时代的意义体现在哪里?即对于国际争端的解决机制从此有了可以跨境执行的国际公约作为依据。回到《新加坡调解公约》对“调解”定义的表述,即:不论使用何种称谓或者进行过程以何为依据,指由一名或者几名第三人(“调解员”)协助,在其无权对争议当事人强加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当事人设法友好解决其争议的过程。我们理解一下,实质上这个《公约》它给予了缔约国一个公权力,就是和解协议达成后有了一个保险柜,有了一个更高水平的保障,可以对那些不承认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强制其执行,以保障另一方权益和协议的确定性。因此,被称作为国际商事争议领域的里程碑,从此掀开了在中国的国际调解热潮的序幕。现在中国相当一部分的仲裁机构都单独设立具备法人资格的调解中心;而全国各地正在蓬勃兴起的金融争议,金融调解中心,以及其他商事调解中心等等,实际上都是因《新加坡调解公约》而诞生。虽然我们国家已经签署了该《公约》,但全国人大还没有批准,而商事调解的立法还指日可待,但现在已经是时候开始涉猎这个领域了。

而我们为什么要选调解?特别是在国际商事领域,在国内法院的大量案件都要求先尝试调解,但是参与调解的律师们真的了解什么是真正的调解吗?再看看我们走在前面的仲裁机构,在他们要求把调解作为仲裁任何阶段都能进入的一个程序时,在过程中大家注意到他们的调解是怎么调的?你认为那是正确的吗?我可以告诉大家,从国际调解的视野看,那种调解都是不适合的。正是因为有那么多不适合的例子,我们在前行、在摸索,就更应该早早地对国际调解的魅力、实操技能和绩效提前做好准备,等到成为一个全职的、专业的调解员或是一个全职的专业仲裁员,那将是你法律职业生涯中最灿烂的一面。

刚才我介绍了国际调解当前的国际公约背景以及我个人对其的理解。调解到底有什么好处?人们为什么越来越推崇调解?尤其是在国际商事领域。2018年我跟加拿大最好的法学院——麦吉尔大学法学院合作启动了该校法学历史上第一个法学项目,也就是国际仲裁、国际调解和国际谈判。当时计划安排60位中国的法律人,60位来自英裔法裔和犹太社区的法律人聚合在蒙特利尔,一起探讨国际仲裁、国际调解及国际谈判。

事实上,当把国际事务分为公法领域和私法商事法律领域的时候,国际谈判、国际斡旋无处不在。这些活动中所运用到的技术实际上就是国际调解所需要运用到的技术和技巧。而我会对这方面产生极大的兴趣主要是源于我的好朋友路易斯.欧提斯大法官的影响;同时在北美也处理过很多中国到法院打官司,而我们中国当事人总会按照中国的习惯问类似的问题。“我这个案子要多长时间?”“我这个官司要花多少钱?”“这个法官会不会被对方收买?”“付律师,你能不能搞定这个法官?”……等等,面对这类问题我是很难回答的。比如花多少时间这个问题,我就举加拿大魁北克的例子,一个价值2万加币(相当于人民币10多万)的小案件要去小额法庭,而小额法庭的平均结案时间都要在15个月以上,基本上一个案子在法院两年、三年、四年都是很正常的。我现在手头上有个案子排期已排到2025年9月份可能才开第一次庭。至于官司打下来要花多少钱就更没法估计了。律师的费用是按工作时间来计算的,案子拖延这么久,期间如果碰到对方律师故意刁难,没事找一些根本没有实质作用的事,多去申请几个order,那就必须去应对。只要是让律师去应对就要花时间,就得去法院。从律师离开办公室开始,哪怕堵车的时间都要把费用算进去,当事人必须为此付钱,这些费用一旦算到中方当事人头上,不仅他们感到头痛,我看着脑袋都大。中国人无论在海外移民多少年,无论与外国人打交道多久,在计算律师费用方面始终还是用中国人的思维。有些当事人会问“那天我在法庭上看你们就待了1小时或者2小时,我看账单怎么是5小时?”他不想想我们从办公室到法院的时间,或者法官说,“你们先等着,我去查一下判例”,法官一走就是1-2小时,对不起,这些时间我们都得计算在内,都需花费律师费,而这一方面我们的当事人是接受不了的。还有就是正常的思维,当你在打官司时新仇旧恨都要一股脑的翻出来,你的心力、物力、财力,整个精神折磨的过程,这些加起来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再加上打官司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它和我们常说的标的并非成正比的,不是绝对挂钩的。

所以,我们几乎不接所谓的风险代理,尤其是在诉讼案件方面。因此当面对焦虑不安的当事人来和我争论的时候,面对那些对当地、对涉外法律系统不熟悉的同胞们,当他们把案子交给外国法院时,他们关心的是适用何种法律、法官的公正性以及判决是否能在国内执行等问题。尽管他们早已激动万分,但我会理性地告诉他们,让他们仔细想想,要么寻找机会与对方进行和解谈判,尽管对方已经对我们恨之入骨,我们已经势不两立,我会建议他们至少可以尝试就争议解决方式达成一个补充协议,例如不去法庭而是选择仲裁,邀请第三方来进行调解,这是许多中国同胞难以理解的做法,关于事后仲裁的话题将来有机会我再和大家分享。在国内,我采用了许多方法帮助争议双方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无论是有钱还是没钱,现金流都断裂了,大家都陷入了困境。但是,彼此还要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相处。我会告诉他们尽管怀有仇恨,一旦进入法庭,过程和结果都会公之于众,你们还要不要脸面?成为原告意味着你实力不足,财力有问题;成为被告则可能被视为拖欠债务的人,是个老赖,无论输赢,面子都不好过。那么是否可以坐下来商讨一下,在进入仲裁之前我们先尝试调解?毕竟,“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其实,不论是国内的纠纷还是涉外的纠纷,究其原因有相当一部分的违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政府的政策导致的被动违约。只是他自己没有明白这一点,你违约了,对方就理直气壮地问你要钱。在经济不景气的恶劣环境下,大家的火气都很大,因为都没有钱了。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向大家阐述这个道理,作为法律人我们需要释明这一点,给彼此留点尊严和面子。有问题我们自己解决,就像夫妇间的争吵,关起门来吵,只要打不残就行,但家丑不可外扬,以后还要继续在社会上为人处世,所以达成一个事后争议解决协议。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的争议解决中,都是我在2018年8月份回国后一直尝试使用的方法。还有就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为什么调解总是放在第一位?我之前提到过我们有很多跨境争议,这些争议很多时候是被迫的、被动的违约,比如说政策性的改变,比如在疫情期间,我们不能生产就不能生产。再比如当我们电力短缺,人力不足时,我们要限电,即使你手上有订单,也不能生产。这些都是政府的行为,政策的行为导致我们被动违约。在这些问题上,如果双方有机会坐在一起谈判,如果只有两方在场,那肯定是你死我活,说话会越来越难听;但如果有一位中立的第三方介入,而不像在法院接受法官调解或在中国的仲裁机构,仲裁员关着门做调解时所运用的“威胁”伎俩,说你吃点儿亏,他吃点儿亏,逼着大家接受和解、调解,而实际上调解并不是这种方式的。真正能够发挥国际调解的应有之义,其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把对方压至地狱,而在于我们真正将矛盾解决,而我倾向于称之为化解。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仅能化解掉问题,还能达到更高的境界。正如先前所言,实际上,作为商业伙伴能够聚在一起,无论是国内的大江南北,还是跨国界的不同国家,能够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找到合作伙伴,一起成交一笔生意,这是何等的缘分?那么我想问一句,如果你作为一个中立的调解人,你问问他们,你准备好了吗?你今天与对方决裂后,你在中国,或者之后在美国,你还能找到另一个可以替代他而更适格的合作者吗?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还没有,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因为再寻找将花费巨大的精力,比如说参加各种各样的国际性交流会议,进行多次访问,最后的结果也许并不如意。现在想来,正如我经常说的,原配伴侣是最好的。因为你了解,既然你了解过去,当发现问题时,如果我们作为一个适格的调解员,使双方能够在不让情绪爆发的情况下揭示出事件背后的苦衷,其实适当的发火是有益的,因为在他们发泄情绪时作为调停人我们在倾听,或许就能发现他的痛点所在。而在发现他痛点所在的时候,作为一个出色的倾听者,帮他做了一个准确的总结摘要之后再进行复述,这样也有助于另一方了解,他们可能会意识到“原来他遇到了这么多困难,这些我从未知晓”。实际上,在整个调解过程中,通过我们的调停者,我称调解员为peacemaker--和平的缔造者,我也将其称为Angel,上帝的合伙人,由其来复述时或许双方都会有所理解,哪怕最后我们之间的分歧非常大,无法达成和解协议,不得不转向仲裁或诉讼时,其实大家会放下许多愤怒和仇恨,而最终不论是仲裁还是调解都将有一个定分止争的实质性效果,而大家都会放下仇怨,这就是我对调解的魅力所下的定义,即让冲突人性化,这也是我热衷与大家沟通调解重要性的缘由。

从2018年开始不断谈论国际仲裁、国际调解,当时很多人看我像“怪物”,我心里明白别人觉得这是对牛弹琴,实际并非牛有问题,挨骂的是弹琴的人,因为别人听不懂,认为这些话题离我们太远。 但是事实证明,到了今天有多少律师积极参与各个仲裁机构,以作为一名仲裁员而感到骄傲? 我可以告诉你,过段时间你会以自己成为一名适格的优秀的调解员感到自豪,你会真正感到自己是一个令家族为之骄傲的人。

主持人丨 王凤英

感谢付律师对调解员前世今生的解读分享,我听得特别出神,不愿意打断付律师。

我对国际调解员存在的价值、使命、职责与责任有了更深的理解,付律师给大家讲解得非常清楚,还普及了关于国际争端调解公约的重要内容。除了讨论的国际仲裁和调解之外,付律师早期在国内创办的葵花司法考试培训网,为那些想要从事律师行业或者法律职业的人们提供了指导和帮助。

嘉  宾丨付  英

我当时编写了一套教材。从2003年到2011年的圣诞节,我完全离开了中国,在国外定居,期间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就是我们同学们称之为“葵花宝典”的葵花高阶教程系列。尽管我已离开这么多年,2011年至2020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北美,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和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但我对过去的“葵花籽”“葵花园”充满感激,他的根枝还在,现在中国有近 70万的律师至少有25万是“葵花同学”,对此我非常感恩。葵花法律大讲堂是为所有热爱法律和需要法律帮助的人们所设立的。我们没有收一分钱,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课程不是最优质的;恰恰相反,这些都是用心去讲授的,所以我非常感恩。今天又见到了咱们的葵花同学,我知道他们当年能去学习,就像今天我讲授国际仲裁,讲国际调解一样,去讲刑法,讲民法,这些同学肯定和其他的同学不一样,他们是有担当的,是真正想要掌握这些技能和技术、技巧的,理解到那些真正的法律知识和立法背后真实的意图。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当我要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国际仲裁和国际调解时,我希望未来能与你们一起去深入探讨国际仲裁的代理艺术和国际调解的魅力到底在哪里?我也希望未来有机会牵着同学们的手,像当年在葵花大讲堂那样,那时是我站在讲台上,同时由我们中国司法界顶级的老师们和我一起讲授,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来自国际社会、来自北美、来自欧洲的世界顶级国际仲裁员、国际调解员,这些权威人士,友好人士们,他们会走进中国,也会来和我们一起切磋探讨。那么,你准备好了吗?我说“准备好”是指拥有一个好的态度,没有捷径可行。你想成为一个全职的国际仲裁员或全职的国际调解员吗?你准备好了去扎扎实实地学习吗?你准备好了去真正理解“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需要我们中国的法律人来护航吗?还有那么多的外国投资者来中国投资的时候,他们也同样需要你们去保护,当他们需要你们为他们开路的时候,难道只是简单地理解一下手上的中国法律就够了吗?制度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宗教的差异,我们骨子里基因的差异等等。包括你们走上国际仲裁庭时作为代理人,虽然离成为仲裁员还有一段距离。但你们作为代理人能理解仲裁庭里来自不同法律体系的三位成员吗?他们甚至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教育背景的人;你是否能理解他们的肢体语言,明白他们是否认同你的观点?我常说优秀的律师,仅仅懂法律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成为顶级大师,你需要懂得法官,懂得仲裁员,懂得裁判官。你准备好了去学习这些知识了吗?这是我希望将来能和大家一起探讨的内容。

主持人丨 王凤英

才听到付老师说非常感恩葵花的学员,实际上应该是所有的葵花学员非常感恩您和您所带领的组织在司法考试领域给予了他们的帮助。希望付老师能够继续更深入地分享国际调解的魅力,代理国际仲裁以及处理国际仲裁案件的技能,一些行内技巧。我想请问付老师:国际仲裁案件和国内仲裁案件在类型标的、案件难度方面都有哪些不同?

嘉  宾丨付  英

我来先为大家补一些调解的基本常识,然后我再讲解国际商事与国内商事仲裁之间的区别,大部分人包括现在挂着各种调解机构头衔的调解员们可能都不了解什么是调解。我前两天开会,会议内容十分专业,讨论的是专利产品,谈的是专利包括5个G、4个G这些标准,但实际我们的核心是在谈论知识产权调解。我特别开心的是在我回国之后重庆贸促会专门成立了一个涉外知识产权调解中心,我的好朋友担任领导。那天有很多企业的参加,包括华为、中科院等从事芯片技术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研发的企业法务人员也在场。但是他们居然对于调解却一无所知,这让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专业的内容就由技术工人去干,现在各领域已经非常细分了,这些细分领域不缺技术工人。但是有一些看似概括性的东西恰恰是致命的,你的一次决断,你的一句话可能会改变他人的人生。就像我的葵花法律系列丛书后面有一句话:拿回去,它将改变你的一生。你不仅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还改变了一个企业,甚至无数家庭的命运。基础知识的普及往往才是最重要的。比如我要说的第一点:调解员是为双方当事人服务的,不是来对抗你的。我以前在北仲的培训课程中看录像时,最后面有一段关于仲裁员作调解员的培训让我很不舒服。我觉得虽然不做裁决让彼此和解,但心中都不甘心,以后甭提再合作了,实际上心中的怨愤会积压难消,这种恨意还可能引发疾病。

许多调解员和当事人都错误的认为调解员和律师是合盟一起来对付当事人,说服当事人妥协的,实际上在国内的调解过程中经常是这样操作的,这不是错觉而是极其错误的理解,需要纠正过来。我们要知道处理案件是一个机会,它能够引导我们去帮助当事人去追求看起来很重要的事情。而调解员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帮助你了解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然后协助你做出最好的决策以促成你想要的结果。我是为你服务,我不是来和你作对的。

实际上,我认为律师真的不适合参与调解过程。因为律师的攻击性太强。再者,如果我是代理律师,你们都达成和解了,我还怎么吃饭?我的收入在哪?律师巴不得你们越打越凶,越狠越好,标的额追诉得越高越好,搞得你死我活,复杂难解,这样子我就可以更多地收费用,这个是正常的,这是我们律师的职业使然,毕竟律师是靠自己养活自己的。但是从大环境来看,从世界的定分止争,从和谐社会而言,调解的魅力是什么?就是真正的让大家舒缓情绪,让当事人明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追求的是什么?然后心悦诚服的来做出一个好的决定。

我们要注意到调解永远是在强调的调解员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而我们现代的法院安排的调解和仲裁过程中,仲裁员去扮演调解员就存在很大问题。如果法官让我来做调解员,我调不成可能法官心里有成见,到后面判决的时候可能就会带有隐形或者是明显的歧视或者偏见。因此我们要记住:第一点,我们是专业的调解员,专业的调解机构提供的只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的调解服务。第二点,我只对你们双方提供一个协作,你没有任何权利把你所想的调解方法强加给对方。但实际上,在我们国家的仲裁和法院诉讼过程中,当法官和仲裁员扮演调解员的角色时,往往是强行施加。第三点,调解成本低,现在我们都知道到法院进行调解,成功还需要缴纳一半的诉讼费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中国现在的一个大趋势,也是我现在正在大力推动的,就是把调解广泛运用到我们现在的经济环境中,尤其是运用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蓬勃兴起的金融争议纠纷中,功德无量。另外,我说过选择调解让我们的当事人真正得到了实惠。一是调解费用本身较低;二是在进入正式法律程序之前,律师费、仲裁费用可能会省下大笔。因为现在权威的仲裁机构都是按标的额来收费的,一些小的还可以议价,但仲裁费用并不低,还有就是请律师的费用成本,一审、二审甚至可能还有再审,而调解如果大家在此阶段达成共识,达成调解协议并进行司法确认,那就节约了大量成本。尤其是现在经济形势不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保密,这些都是普通常识。

还有一点就是调解永远不会失败,即使没有最终达成和解,但是经过专业人士的调解,对争议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实际上这时你已经缩小了你的权益维护范围,已经将你之前争论的问题缩窄到了一个小范围内,这非常有助于我们的当事人进行深层次的问题和利益考量,而且在品德高尚的调解员的帮助下,有可能把我们濒临死亡破裂的合伙关系挽救回来。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对调解的误解,有人说调解完以后我请调解员去做证人,记住调解员是不能做证人的,一切都是保密的,即使你拿着这个调解协议去法院申请执行等等,你要想公开必须经过大家的同意、这是它的一大优势。

另外我想补充的是调解的程序是很灵活的,不受法院程序限制,也不受仲裁机构规则的限制,不会涉及到损害任何机构独立性产生的风险,也不会涉及到适用的法律以及仲裁地的程序法等等问题。以后我给大家讲仲裁的时候会详细的讲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人不了解这个在上面栽了跟斗,但是调解不受这些限制。还有一点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控制这个过程,如果觉得没有必要再谈的时候,程序变得昂贵的时候,或者对方没有诚意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终止。这就是我想带给大家分享的国际调解的魅力,以后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实例,我们在调解时应该准备什么?

嘉  宾丨付  英

关于国际商事仲裁与国内商事仲裁的差异相当多。就像我之前提到的,中国的法律人要成为国际仲裁庭的仲裁员概率比较小难度非常大。但如果仅从中国的法律人作为代理人参与国际仲裁的角度来进行比较,假设其中一位仲裁员来自南亚,他们可能以摇头表示同意、点头表示不同意,这和我们的习惯恰恰相反。如果你不了解这些基本的文化场景,你可能就会误解他们的意图。再比如,对方律师或三位仲裁员之一,即使只是独立仲裁员,他们的训练和文化背景也可能与我们截然不同。我们是大陆法系国家,是受中国法系的培训教育出来的,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将中国律师送到国际仲裁庭上,包括现在国内仲裁庭的表现,我可以告诉你基本上都是有误的,他们按照法院的那一套去做是完全错误的。

但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位来自中东的仲裁员,或者是在美国受教育的法律人,他们来自不同的法系,还有你需要面对的律师,他们的陈词论述以及在准备材料、进行质证交叉询问和专家盘问时的处理手段与国内完全不同。我刚才讲的只是一些表面的基本技巧,如果深入探讨的话,可以花十天半个月慢慢讲。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是做仲裁还是调解,最大的魅力在于做好倾听者的角色。你要有一颗高尚的心,实时地将自己置于对方的位置思考: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他来自那样的国家背景在处理事务上会如何行动?比如日本人经常说“对不起”,他们真的是说“对不起”吗?西方人常说的“Excuse me, I’m sorry”,他们真的在道歉吗?又比如一个人总是拖拉、老违约协议怎么办?我们可能会非常礼貌、客气地提醒对方,但当我们无法忍受,决定起诉对方时,他们却反驳说我们从未告知过违约情况,想解除合同。而这些文化差异中国法律人是否理解?其实最朴素,看似最高深的法律知识往往源自最朴素,最普通,高度浓缩的,最基本的常识。这些细微的差异或许就是在国际与国内业务中我们需关注的问题,今后我们可以一起探索、分享。

简单来说,哪怕是一段文绉绉的开场白,哪怕你单独去与他人沟通,在共同探讨中的一个眼神,一个身体语言,一个提问技巧,当出现僵局时哪怕你淡淡的用两三个字把僵局打破,淡淡到最后发生核心聚集的分歧时,往往可能是生活中最朴实的一句话就把这道墙打通,这些才是真正的精华。在国内,我们的法院疲于处理大量案件,律师们手上同时处理多个案件,变成了事务性工作,很难触及到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我称之为对灵魂的拷问,而这往往是我们在决胜国际仲裁和调解中最宝贵的“葵花宝典。”

主持人丨 王凤英

付老师虽然没有深入探讨具体的处理技巧,但其实透露了更多关于国际仲裁和国际调解过程中所需的智慧。希望将来有机会向付老师请教更多的问题。正如付老师提到的一个眼神,一句话语都可能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需要我们对人的洞察力和感知力,了解所有参与者的文化背景和法律规则是非常基础的,要处理好国际仲裁和国际调解我们需要具备全球视野。付老师刚才提到了国际商事仲裁和国内商事仲裁的不同。接下来请问付老师,要做好国际仲裁业务还需知道有哪些注意事项,应该满足哪些基本条件,比如在语言方面有什么具体要求等。

嘉  宾丨付  英

我举一个实务当中的例子,中国和美国双方通过多次沟通和交流,中方去美国考察了多次,美方也多次来到中国考察,最后签署了协议,美方决定将其中几个城市交给中方来代理。而且协议中还规定如果未来在中国开发其他地方,在同等条件下美方有优先权,约定了一个告知一个优先。结果没想到一年多之后,他们找到了一家更好的合作伙伴,位于四川重庆的一家公司,于是他们就与那家公司签约了。这让中方的老总非常生气,在开董事会时他说:“你们想干嘛就干嘛吧,我不管了。”这句话也被秘书记录在备忘录里。后来因为这件事打起了官司,我代表外方参与这场国际仲裁。最终,我援引“禁止承诺性反悔”这一条款,我们赢了。

按理来说,如果我们不援引这个条款是输定了,首先我们先违约而且还没有告知对方,直接与第三方签约。但是,我援引了“禁止承诺性反悔”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常说中国人不讲信赖利益,但我反对这种说法,我认为中国人其实是非常讲究信赖利益的。从几千年前的古代就可以看出我们是一诺千金,信守诺言的,只是改革开放后很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合作,我们信赖他们,与这些外商合作最后导致损失严重,血本无归。那么所谓的信赖利益的承诺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你放弃了之前的权利,那就构成了承诺,就应该按照这个承诺执行。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位老总,他的言辞“我不管了”表明他同意了,这句话也记在了备忘录上,那意思就是同意了呀。结果当时这个宣判裁决的时候,这个老总亲自到场,他骂我汉奸,骂我卖国贼。我当时眼泪一下就下来了,但是后面我们成了特别好的朋友,他还送了好多大礼包给我。现在我为他服务已经8年多了,不管我在哪,不管我回不回国,整个企业的法务都交给我,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我想这就是把国际调解的魅力展现出来了。这案子我结束后我请仲裁庭帮助安排,我要和他们单独谈一下,我知道他恨我,我当时就给他解释了这个国际规则,第一,他这句话已经被记录在案了,那我们就得按照游戏规则来。第二,我和他谈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也把对方的情况进行了一个沟通,最后我来做这个斡旋。我告诉美方这边,你这种行为在中国有一个词叫做“不仁不义”,你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在和外方打交道时我经常说,特别是和犹太社区打交道的时候,切忌叫做脸上要笑,但是缺德但不犯法。

中国人讲究的是可以不讲法但要讲德,要是干了缺德的事怕下地狱,但可以去违法。而在西方那边讲我可以不讲德,只要我形式意义上的不违法那你就得认,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朴素的常识。当我去告诉他你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未来在中国,哪怕就是和你再签合同,今后你也会遭遇同样的回应,去跟他解释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中国的商业习俗,解释了这个老总为什么会输。我运用这一策略虽然他输了,但实质上你是在为自己埋下隐患。同时,我又向中方做了解释,我可以向你介绍几个比他更优秀的商家合作伙伴,这是其一。其二,我会去找你现有的合作伙伴谈谈,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将整个中国的代理权都交给了他,这难道不是一个大礼包吗?也就是说我把一个争议,一个已经把对手逼至绝境、可能引发永久仇恨的争议成功化解了,我们应该且行且珍惜。我也对美国人说你还能找到第二个比他还珍惜你的合作伙伴吗?你们已经合作一年多了,其实你很满意。只不过你现在找的新合作伙伴提出的条件看起来更好,但他现在给你的承诺能保证最终能兑现吗?那时你的信誉在中国就会受到损害,还有那么多好的产品,你还想在中国做生意吗?你还想占领中国巨大的市场吗?当然,我还提供了另一份大礼包,让他看看海南自由贸易港,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你可以去那里享受更优惠的政策。建议他去海南设立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我们会提供帮助,这又何尝不是一份大礼呢?对我们中方而言也放下了恨意,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未来我有机会将与大家分享,中国当事人在进行跨境合作,面对海外争议时要规避哪些常常犯的、屡教不改的错误,这样才能在与西方人合作时顺利开心。这也是一种应有的自信,放下了恨意,化解了矛盾,一起走向双赢的美好结局。

主持人丨王凤英

付老师刚才分享的这一段太精彩了。我觉得这也是你在做仲裁代理过程中非常灵活地运用调解技能,展示你在调解工作上的能力与魅力。不仅实现了双赢,更达到了多赢的状态。

嘉  宾丨付  英

我稍微修正一下,你之前提到的作为律师,作为一个调停人,我得到的“大礼包”是两家企业都同意把他们所有的法律事务委托给我。但我认为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映证了我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助人者,天助”。当你帮助了别人,你会感到自己是一个灵魂高尚的人。你知道作为一个高尚的人这种感觉有多好吗?这种感觉带来的精神满足和名誉上的满足是金钱无法衡量的。在他们之后,在那些与其相关的跨境商会里,我在生活中是很低调的人,但工作上很高调。当你偶尔或者经常听到有人提到“那不就是付律师吗?”我们要找他,因为谁谁说他的案子是怎么处理的,这种愉悦感不是金钱能带来的,而是让你觉得自己是个高尚的人,这其实就是调解员和仲裁员的应有之义,做一个道德情操高尚的人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主持人丨王凤英

这也是给我们传递了一种正确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做事情不仅仅是为了做好工作,也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物质上的、金钱上的回报,更多的是在追求精神层面的愉悦,帮助别人的人在精神上获得的愉悦感远比接受帮助的人更多。

嘉  宾丨付  英

我赞同这一点。以前我是这样定义律师工作的:没有人给律师发工资,我们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以前很有攻击性,第一,“名医不治要死的人”,只要看着案子办不了,即使给再多的钱我也不会接,接了办不了坏自己的名声;但是案子一旦决定接手,在合法的前提下无论用什么手段,我都会想方设法设法赢得案件,从不给对手留下任何机会。第二,就是拿人钱财为人消灾。可能是受到我开始涉猎这个领域的影响,尤其是在国际层面和那些优秀的斡旋专家接触后,看到他们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土地争议,甚至战争纠纷以及大型商事争议时,那些称得上大师级的优秀调解员或者仲裁员,当你见到这些人的时候,你就能知道那是佛陀的故事,你就会知道他们追寻的是什么?当我们作为律师每天在逐案的时候,是我们在追金钱,因为需要钱,没有人给我们发工资。而当你站在那个位置,成为一名优秀的、顶级的调解员、仲裁员,或者在这些仲裁庭、调解庭维护你跨境当事人的权益时,这时你会发现是钱在追你。

主持人丨王凤英

非常感谢付老师。刚才您所说的像佛陀一样真的很贴切。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已经达到了一种境界——那便是见众生、见自己。通过接触形形色色的人群,你可能也会洞察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可能曾经的自我。

嘉  宾丨付  英

其实,今天提出的主题我没有做什么准备,只是在思索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意图。我说自己是一个中外法律融合的使者,我们就像是站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彩虹桥上的天使。现在世界在隔离中国,中国在隔离自己,但是不外乎世界就是一个村,一个地球村。只不过中国它占的人口基数最大,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纠纷案件制造国和输出国而已。我们走出去“一带一路”,而世界也在努力地想走进中国。虽然说过去几年国外到中国的飞机没有几个老外的面孔,但这只是阶段性的,哪怕会持续几年,但未来它一定是互通的,而在这个“融冰行动”中法律人是当之无愧,而且是必须当仁不让的,必须要承载起这个彩虹桥的搭建和天使的工作的。

因为一切都要依法进行,无论你选择了调解,还是选择仲裁,还是说走诉讼,一切都要依法进行。那么我们现在的中国缺失的是什么?我们的法院,仲裁机构,包括这些纷纷建立起来的调解机构,我们缺的是公信力。所以这也是我回国之后一直在呼吁主张的“大国战略,调解仲裁先行”,用法律的智慧去重塑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担当,去建立起我们理想中的法律帝国。虽然律师处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最低的层级,我们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在中国见到检察官、法官还得点头哈腰,但我们又是最有担当的,最具有野心和雄心的。我们要当仁不让的承载起建设法律帝国,建设安全港的责任,而调解、仲裁才是构建安全港的应有之义。让中国律师在走向国际舞台的路上都有好的机构能够基于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的原则做出公正的结果,签署的协议才能真正做到符合国际共生、定分止争的作用。

同样在中国也是一个道理,外国人来到中国,当然大家都是利益至上,我来中国是淘金的,比如像海南好的税收政策和资金出转的优势等等可以兼顾两样,比如你到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其他那些群岛,你能享受税收上的政策。你去到海南投资,又同时在中国内地城市北上广深和其他地方投资,不仅可以享受到当地除了税收之外的其他优厚政策。在海南你也可以再享受到税收政策,双向齐聚达到逐利的要求。但是达到逐利要求的同时,外国人到中国合作最怕的是什么?因为他们脑海里面固守的还是电影《红高粱》,莫言笔下小说《丰乳肥臀》那些蛮荒时代的印象。他们认为中国没有民主,没有法治,也不信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法律人要承载起的功用不是你把律所开得有多大,而是去建立起除了法院之外的“准司法”体系,虽然他跟司法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仲裁平台、调节平台,这才是从根本意义上去解决营商环境的问题,没有这些谈什么营商环境。这些事业的发展就是靠法律人,更多的是靠我们这些优秀的律师们来实现的,只有这样才有了公信力,才有了营商环境。有了公信力就像你有了一个金窝窝,有的是洋凤凰过来,而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也用这样的方式去传播公信力,传播民族,传播国家的公信力,所以法律人当之无愧。这是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使命,我希望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同行一起践行的这个使命。生命短暂,我们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前提是我们赚到了足够的钱,解决了基本生活需求,并有了自由之身的时候,我们再去追求更高的境界。

主持人丨王凤英

付老师给我们分享的是一个更高维度的知识。但刚才也提到今天访谈的会更灵活今晚直播间的聊天内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彩蛋,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很有启发性。无论谈到用准司法的调解和仲裁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还是所谓“大国战略,调解仲裁先行”,我觉得这些对律师同行来说会是一个方向性的指引,对未来想要涉及这块业务的律师们提供了发展思路和方向。

另外,我也特别羡慕付老师拥有国际化的视野,当我们在处理国际业务时,除了您用一个生动的案例来阐述与法律语言、仲裁规则相关联的部分以外,我还想了解一下关于商事文化和法律方面,你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锻炼或培养“国际化视野”的能力?

嘉  宾丨付  英

这个话题对我来说有点难以回答,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在海外生活了很多年。很幸运的是当我去国外后直接融入了那个法律圈子里。更幸运的是,在那个圈子里有很多资深的法律前辈,他们都比我年长,我把他们视为一群国际主义战士,在国内这些人叫红二代、红三代,都是来自有法律背景的世家,这些人从我的角度理解就是那种干革命忧患意识特别重,不愁吃,不愁喝后开始忧患世界的人。而我当时正好走进这个圈子,在这个圈子里与他们共事,因此这样的环境影响了我。同时,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家国天下的观念,无论走到哪都带着一份心。“人越是出国,越爱国”,但无论如何,对于视野的选择,就我个人而言并不是贬义词。在国内的各种研讨会上,或者各种观点碰撞时,我常常带出一句话就是一群村民坐在炕上畅想国际化,其实世界不是那样的。需要你自己亲身体验和实际地接受考验。而且仅仅是出过国,或者在国外读过书,并不意味着你就了解外国。看我们中国的移民史,中国人的移民历史已经有两、三百年了。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欧洲,真正能够在主流社会起到引领作用的华人,来自大陆的华人其实还是非常少,更多的人我们称之为“香蕉人”的边缘,而我们现在太多的法律人通过各种方法,比如深造、考取国外证照等等,但仍然存在缺失,还是需要把文化差异这一块补齐。

这块对我来说是走了一个捷径,当我想去抓住西方法律起源的时候,我逼自己成为了一个犹太法学家和犹太历史学家。因为西方宗教的根源是犹太教,而真正掌握西方发达国家命脉的是犹太社群。当你掌握了这些,你面对最强大的表征对手,就像现在大家谈论的中美对抗,从狭义上讲,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两个自认为最伟大的国家之间的民族争斗。

当然我们比他们更伟大,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的历史,他们自称有3000年的历史。所以更多地要从宗教和文化角度进行交流和碰撞,而不是口号上喊的我出去了,我要融入西方主流,“融入”这个词我不喜欢。我们注定是要去引领,就像郑和下西洋一样——跟随我们,你们将获得荣华富贵;不跟随,就会让你付出代价。虽然这话点匡威,但这实际上也代表着我们用博大精深的文化商事背景去了解和包容核心实质内容,达到引领的状态。所以,在外面我们要尽可能地脱颖而出。

至于我个人做了哪些工作呢?在疫情之前,每年我都会带一些来自北美、欧洲的法律界精英前辈来中国,让他们成为中国法律人的老师。用这个方法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同学们有机会接触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这个人,这些权威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们如此谦卑却又如此睿智,他们和你在国内所见到所谓坐在炕上畅想国际化的权威有什么不同之处和共通在哪里?交朋友是其中一个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我们看待西方时都带着有色眼镜。西方人也是一样的,真正控制他们喉舌、话语权以及政策制定的都是这些法律精英。当他们来到中国亲临一线,与这些充满朝气、雄心壮志的法律人接触的时候,第一可以建立起的是师生关系,第二让他们感受到中国的法治是一场“长征”,它在前行,也正在急速的前进。并不是走两极分化两个极端,要么抱怨,要么盲目自大自信。当了解到之后,尤其是当他们成为老师,就像同学们告诉我:“付老师,当时我看你的书,听你的课,我成为一个法律人”时,我的心是柔软的,无论他在何方,只要哪个同学说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遇到麻烦,说我是“葵花籽”,我总是第一个冲在前面充当保护神的角色。这也同样适用于我带来的这些优秀的法律人。当与他们建立起个人感情,当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当他们成为制定政策的推动者时,他们会是最好的说客。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如何去扮演我们的使命,做好一个天使。这也对中国法律人提出了要求,要经常走出去,不只是在自己的社区里或者是走马观花,或者始终把自己定位在学生的角色,而应主动进入主流社会去了解真实的西方世界。了解以后你就会提升自己,知道什么样世界观、宇宙观,你的心胸会变得更大。

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你在省里的时候,我想做这个省的最大,我代表了整个省。当你到了北京,你会觉得我的心是在全国,我做的业务是全中国的,我要做全中国最好的。而当你到了海外,你做的是地球村的生意,你所看的中国仅仅是众多国家之一。一旦你理解这点,你便站在了地球村的视角思考问题,就像一个沿黄河而建的无数小国,一个国家出了事,其他国家可能会认为与己无关。但当洪水再次来临时可能就会冲击到你。当你有了这样的感受,我想你已经成为一个地球人,一个国际主义战士。

主持人丨王凤英

感谢付老师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高层次的指导。刚才付老师谈到了如何实现国际化,最关键的还是要了解他们的文化。我听到付老师提到犹太人的历史和法学的研究,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整个世界,他们的发展史就是犹太人的奋斗史。我也得知付老师正在写相关书籍,即将出版的一本应该是关于犹太历史和法律的。

嘉  宾丨付  英

我身边的律师有犹太人,对于犹太人而言一个家庭如果有三个小孩,肯定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医生,另外一个从商。因为律师太多了,他们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甚至顶尖的犹太律师占的比例太大了。我是犹太律师协会的成员,也是唯一的中国人。每个民族都很伟大,每个民族都有其伟大之处,只不过有很多民族不知道珍惜而已。

当我们作为法律人时,要把法律看作是最朴素、最简单的东西。不要把它搞复杂化,最朴素的法理就是让两、三岁小孩知道人不能杀,坏事不能干,干了要受到惩罚,即使是老糊涂或痴呆的人也知道不能杀人。其实法律是最简单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建立最朴素的基础文化,用平等的心、平常的心去了解,你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了解犹太民族是因为他们在西方主流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甚至音乐方面都是他们在主导着。我们不用去评论他们有多么优秀,其实他们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我们中国人也足够优秀,优秀的人太多,所以我们不去提,也不去比较。

有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既然现在认为应该去接近这个群体,那就研究一下他们的《圣经》旧约部分,还有口传圣经《塔木德》,大家可以看一下原著,中文翻译可能失去了很多东西的本意。从那些故事中你可以领悟到真经所在。就像我当年写的刑法高阶教程和民法高阶教程里面的一些充满睿智的故事和经典案例,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青年人生向导等等。通过这些你可以了解到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模式。

当我在国际仲裁庭上出庭之前,我会把仲裁员,会把对方律师或者双方律师受过的教育背景,他们办过什么案件,他们来自什么样的体系。了解这些之后就知道了下一步该怎么做。如果对方是仲裁员,我知道如何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如果他是我的对手,那我就知道了他的弱点,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去针对他的弱点。其实这些都是在抱着一颗孩子般的好奇之心,去探索那些我们没有机会真正去接触到的,去生活于其中的哪些文化的闪光点。

主持人丨王凤英

感谢付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些关于了解犹太民族文化的优秀书籍,刚才付老师提到的翻译过来的作品可能会有些失真,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直接阅读原文了。

嘉  宾丨付  英

直接读原文会比较好,比如我看《旧约》,希伯来语和英文就不一样。我觉得英文简直惨不忍睹,中文攻击性太强看不下去。当你在读《旧约》部分的时候,你会慢慢体会到为什么那些丑陋、坏到极致的人会被上帝选中,难道撒旦真的是恶魔吗?如果让我和天主教或基督教徒谈论这个话题,我说撒旦是天使,估计大家都会批判我。但是当我和哪些德高望重的智者说撒旦是天使,他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他是上帝派来磨炼我的,就像小时候父母把我们送到魔鬼训练营去训练一样,他就是天使,让我们变得更强大……等等。

比如中国传统文化讲“人之初,性本善”,人的初性本是善的,后天我们变坏了。但在西方是“人之初,性本恶”,亚当和夏娃那时就有罪了,所以你的始祖就带有瑕疵,你们的后代生下来也都带有罪,生来就是不完美的,后来也就有了原罪的概念。你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从两兄弟开始,从亚当夏娃他们的后代开始就互相残杀等等。当你去追溯这些起源的时候,当你在这中间求同存异的时候,伟大的法律大师也就成就了。什么国际仲裁,什么国际条约,他都是人,你只要掌握了怎么让他人性化,那你就成了大师。

主持人丨王凤英

感谢付老师给我们指路,让我们理解怎么样去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师。今天晚上跟付老师的交流特别开心,听得特别的意犹未尽,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聆听付老师分享更多有趣、有料的内容。付老师最近也有新书即将出版,刚才提到的关于犹太历史、犹太律法以及国际调解的魅力、国际仲裁的艺术,这些都是付老师近期的一些著书计划,非常期待看到付老师的这一系列著作。

主持人丨王凤英

 嘉   宾付   英 

文   稿黄   远

             编   辑黄   远&丁瀚祺

审  核方   琼

以上就是小编为您分享《法叮访谈丨揭开国际调解、国际仲裁的神秘面纱 第38期》的全部内容,更多有关多伦多华人最新消息、新闻,请多多关注华人头条多伦多频道。您还可以下载我们的手机APP,每天个性化推荐你想要看的华人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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