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朋友圈》：知己相交，肝胆相照

在本节中我们来看看，除了恩师之外，苏轼在政坛上还遇到了哪些志同道合的知己。

仗义执言的李常

在北宋政坛，苏轼有许多政治理想相似、彼此信赖的知己，李常就是其中之一。

李常原本是王安石的朋友，但他拒绝加入变法阵营，因此和王安石绝交。

苏轼、苏辙为父亲守孝三年后回到京城，与李常同朝为官，很快相识，又由于观点相近而成为朋友。

李常担任谏官时，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激烈反对新法，因此受到排挤和打压，被贬到地方做官。

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苏轼从浙江调往山东密州任职，刚好路过李常所在的湖州，他们就相约见面。

当时在湖州相会的，还有出公差的杭州太守杨绘，隐居在杭州的诗人陈舜俞，在杭州游历的词人张先，以及闲居苏州的刘述。

参与这次聚会的人，大多经历了人生坎坷，阅历丰富。

其中最为年长的张先，当时已经八十四岁了。

他们一行人在松江上游玩，喝酒赏月，作诗唱曲，快意非凡。

湖州之会加深了苏轼和李常的友情，之后他们的书信往来更加频繁。

几年后，苏轼受到李常邀请，共游山东名胜大明湖，席间李常取出外甥黄庭坚的诗文，请苏轼点评。

苏轼此前已经听说过黄庭坚，李常的举动让他对黄庭坚的印象更加深刻，为后来两人成为师徒打下了基础。

后来苏轼到江苏徐州任职，李常路过徐州，前去拜访，却发现苏轼忙于处理水患，根本不在家。

李常写了一首诗，将苏轼喊回家，两人见了一面。

此后，李常在苏轼家中住下。

苏轼忙于公务，不能作陪，他就自己到处游乐，不觉得受到怠慢。

这个时候，两人已经情同手足，相处起来无拘无束，十分自在。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黄州，陷入人生低谷，基本不主动与外界联系。

许多旧交为了避嫌，也尽量减少与苏轼的往来。

然而，李常却没有避祸自保，他时常给苏轼写信，劝慰他放下烦忧、保重身体。

苏轼也愿意向他吐露心声，由于有些信不合事宜，叮嘱他看过之后一定要烧掉，可见信任之深。

在黄州三年后，苏轼终于被赦免。

在回京路上，他特意去游览了庐山。

李常的家乡在庐山附近，他小时候和弟弟在庐山五老峰下的白石僧舍读书，学习刻苦，曾抄书九千卷。

他出去做官之后，把这九千卷书留在了僧舍，供后人阅读，这座僧舍也因此被称作“李氏山房”。

苏轼在密州任职时，曾应李常的邀请，写了《李氏山房藏书记》。

他在文中说，希望有机会能到李氏山房看一看。这次游览庐山，也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后来苏轼再次路过湖州，湖州太守设宴款待苏轼，还特意邀请名士相伴，席上也是六人。

这让苏轼想起当年的湖州之会，可惜，除他之外，其余五人都已经离开了人世。

他不由得感慨物是人非，聚散无常。

潇洒公子王巩

苏轼还有个一见如故的好朋友，名叫王巩。

王巩长相俊秀，家族世代为高官，其祖父、外祖父都曾官至宰相，父亲是和欧阳修齐名的谏官，岳父则是苏轼的恩师张方平。

公元1059年，王巩的父亲王素在成都当知府。

二十多岁的苏轼在眉山为母亲守孝，前去拜会王素。

当时王巩才十多岁，一些学者认为，王素可能让王巩跟随苏轼学习过。

十年之后，已经成年的王巩拿着外祖父留下的砚台，去请苏轼题字。

这是他们有文字记载的首次交往。

在那之后，王巩和苏轼、苏辙往来频繁。

作为富家公子，王巩热衷于设宴请客，苏轼和苏辙常常是座上贵宾。

王巩的父亲王素过世后，苏辙还为他写了挽联。

作为世家子弟，王巩本该有光明的前途，但现实总是事与愿违。

王巩靠家族恩荫入仕，不受王安石喜欢，加入了旧党的阵营，官职一直不高。

王安石辞官后，王巩受到新任宰相的器重，仕途稍微有些起色，却又被一桩谋反案波及，失去了官职。

受到这些打击，王巩心灰意冷，无心追求仕途，就把精力放在了建造园林、吟诗作赋上。

苏轼担心王巩伤心失意，就此消沉，在次年的重阳节，邀请他到自己的任所徐州相见。

王巩应邀前去，还带了不少美酒。

然而，就在下一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逮捕，二十多人受到牵连，其中有年轻一代的王巩、苏辙等人，还有司马光、张方平这些老臣。

所幸老臣受到的惩处不重，只是罚了一笔俸禄。

苏辙作为苏轼的亲弟弟，被贬到江西的筠州，王巩则被贬到了广西的宾州。

广西地处岭南，古代历来被称作“高官坟场”，只有犯了重罪的人才会被送去那里，许多人都是有去无回。

换句话说，王巩受到的处罚比苏辙更重，甚至超过了当事人苏轼。

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王巩去徐州时带去了岳父张方平的诗稿，苏轼在卷末题诗，官府认为其内容亵渎了朝廷。

其次，皇帝决定逮捕苏轼时，王巩提前将消息告诉了苏辙，让他转告苏轼，这是泄漏朝廷机密。

另外，王巩本来就是戴罪之身，牵连到苏轼的案子中，就是罪上加罪，难免遭到重罚。

恩师和友人都被牵连，让苏轼愧疚不已。

他尤其觉得愧对王巩，甚至担心他无法在条件艰苦的岭南活下来。

但是，王巩性情洒脱，不惧前途艰险，刚被官差押解着出了京城，就给身在黄州的苏轼写信问候，言语间毫无埋怨之意。

苏轼和王巩相距甚远，却互相牵挂，时常写信交流读书所得和养生之道，顺利熬过了人生的困顿期。

旧党重新得势后，王巩被起用，进入宗正寺任职，专门处理跟皇亲国戚相关的事务。

他心直口快，得罪了不少人，司马光在世时，还能做他的后盾。

司马光去世后不久，王巩就被弹劾，苏轼上书为他辩驳，却也无济于事。

王巩被下放到地方做官，没过几年，苏轼也被赶出了京城。

那些年里，苏轼和王巩辗转各地，见面机会很少。

苏轼五十多岁时，在重阳节期间，前去拜祭已经去世的张方平，得以再次见到王巩。

这时王巩已经四十六岁，不负年轻时的意气风发，一心沉迷修道。

他们回忆起十五年前重阳节在黄楼相会的盛况，感到恍如隔世。

此后，苏轼和王巩在仕途上起起伏伏，再未相见。

他们的感情，用王巩的诗来说，是“交亲逾四纪，忧患共平生”，算得上真正的患难之交。

爱恨分明的陈氏父子

苏轼通过科举考试后，去了凤翔府当签判，受州府长官领导。

他的顶头上司名叫陈希亮，是眉山青神县人，两家原本就相识，按辈分算，陈希亮比苏轼父亲苏洵还高一辈。

有这层关系在，苏轼以为陈希亮应该很好相处。

但是，苏轼上任之后才发现，陈希亮性格严肃，不苟言笑，对他极为严厉，不留情面。

苏轼对陈希亮不满，平时能躲就躲，陈希亮举行的宴会他也不参加。

陈希亮认为苏轼无礼，向朝廷告状，还罚了他的俸禄。

不过，苏轼也不是逆来顺受的人。

陈希亮在公馆后院建造了一座凌虚台，请苏轼为之撰文。

建凌虚台本来是为求吉利，苏轼却故意唱反调，在文中写了许多嘲讽的话。

苏轼本来以为，陈希亮会因此刁难自己，结果，他却一字未改，把文章刻在了凌虚台上。

这反而让苏轼感到不好意思了。

陈希亮知道苏轼对自己不满，把他叫到跟前，开诚布公地说：

“我对苏洵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你算是孙子辈了。

平时不给你好脸色，是因为你年少成名，怕你自满承受不起。

我不想看到你日后仕途受挫折。”

苏轼这才意识到，陈希亮是真正为自己好，隔阂也就自然消除了。

陈希亮过世后，苏轼应他的儿子陈慥的请求为他做传时，还专门写到这件事。

陈慥是陈希亮的小儿子，对做官毫无兴趣，在父亲去世后，他选择隐居山林，不问世事。

苏轼前往黄州时，在黄州北部的岐亭与陈慥重逢。

原来，陈慥听说了苏轼的遭遇，特意在这里等他，邀请他到家中做客。

陈慥和他的家人居住在简朴的房子里，过着清贫宁静的生活，每个人都平和而自在。

其实，陈慥非常富裕，洛阳有豪宅，河北有良田，三个哥哥也在朝廷做官。

但他能够放下一切，超越世俗，苏轼深感震撼，称他为“异人”。

苏轼也意识到，自己还是沉溺于俗务，常常为名声、官职所困扰，因此难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在黄州那几年，苏轼和陈慥经常见面，亲如兄弟。

苏轼还为遗世独立的陈慥写了传记，这是他唯一给活人写的传记。

苏轼过世后，朝廷党争越演越烈，他的作品也一度被禁。

而陈慥“顶风作案”，在最严峻的时候主持刻印苏轼的诗集，以表达对朋友的坚定支持。

那除了官场中这些志同道合的知己以外，作为一代文豪，苏轼在文艺领域也结识了许多惺惺相惜的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