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侨巾帼陈铁军
作者简介：
张钰铭，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陈铁军
“一个革命者，应该学习古今中外伟大人物的高贵品质和英雄气概”，这是陈铁军在学习时写在书上的座右铭。在国家危亡之秋，她以短暂却绚烂的生命，犹如在风雨中绽放的木棉花，诠释了一位从佛山侨商家庭中走出的女共产党员是如何执着于真知的探寻、坚定于革命的信仰。她矢志不渝地投身革命的洪流，最终为伟大事业献上了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感人至深的壮丽史诗。
陈铁军原名陈燮军，1904年出生于广东佛山的一个侨商家庭中，排行第四，妹妹陈铁儿排第七。陈家原本极为穷困，陈铁军父亲年轻时只身漂洋过海，经过10年的奋斗终于发家，先后在佛山买下多处房产、店铺，成为当地知名侨商，陈铁军就在这样一个富足的家庭中成长起来。虽然衣食无忧，但被封建礼教所束缚的陈铁军无法像男孩子一样去私塾读书，只能和妹妹一直跟着母亲学习针线活，父母还早早的将她许配给佛山何合记盲公饼店的老板做孙媳妇。但陈铁军并不甘心幽居深闺，一心想外出求学，当佛山开办了第一家女子私塾时，多次向父亲提出上学读书，做一个有文化的人。父亲耐不住陈铁军的多次请求，最终应允了她去私塾上学。14岁时，她和妹妹陈铁儿一同进入坤贤私塾，开始了追求真知之路。
1919年，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思想如潮水般席卷了佛山这座历史悠久的南方古镇。当时，从广州女子师范学校远道而来的郭鉴冰，在佛山的街头巷尾激情演讲，积极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先进思想。这些振聋发聩的言论深深烙印在了年少的陈铁军心中。次年，郭鉴冰返回佛山，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季华女子小学（如今更名为铁军小学）。听闻此消息，陈铁军与七八位同学怀着对新知识的渴望，纷纷慕名入学。在这里，她们开始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蒙教育。陈铁军不仅在主科上勤奋用功，对手工劳作也展现出极高的认真态度。她还积极带头穿上新式制服，踊跃参与体育课，成为了学校中的楷模。然而好景不长，陈铁军小学还未毕业，就遭遇家庭变故。1919年底，父亲因病去世，不久母亲也离开人世。还在悲痛中的陈铁军，又受到封建包办婚姻的“要挟”，与她有婚约的何家借口有老人患病，要求娶孙媳过门“冲喜”。由于父母病亡，婚事只能全凭哥嫂作主。他们不顾陈铁军的反对，执意秉承父母遗愿，应允了何家要求。陈铁军迫于无奈，在何家答应了她提出的“拜堂后回娘家读书”条件后，与何家少爷草草完婚。陈铁军小学毕业后，何家多次催促她回去当少奶奶，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哥嫂也申明按照旧俗，不再供给她继续升学的费用。陈铁军坚决不肯屈服，在妹妹陈铁儿的帮助下，她设法变卖了一些首饰和衣物，毅然决定冲破封建礼教的羁绊，到广州读书，去寻找一条民主自由的光明出路。
陈铁军和妹妹陈铁儿合照
1922年，陈铁军通过插班方式进入广州坤维女子中学（现广州市二十九中）读书。受新风气影响，当时全国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独立的斗争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多次在《新青年》等重要刊物发文发声，呼吁妇女冲破封建礼教，树立自主精神，争取自身解放。同年8月，向警予策划、领导了上海14家工厂万余女工群起罢工，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工人减少工时、增加工资、不许打骂的要求，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斗争取得的首次胜利。党领导妇女进行的一次次斗争，不断坚定陈铁军同旧思想作斗争的决心。陈铁军的语文老师是“革命三谭”之一的谭天度，他经常向陈铁军传播新思想、新道理，和她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妇女解放，还推荐《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籍给她看，引导她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在谭天度的引导下，陈铁军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和区梦觉等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起时事研究社，研究国家局势，探讨如何拯救中国。她思想活跃，经常向老师请教“如何实现世界大同、妇女解放”等问题，还不时地在报刊上发表如《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之关系》这种针砭时弊的文章，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妇女解放的道路。陈铁军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多次咨询老师如何才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谭天度认为她还需要接受组织考察和培养，便给她介绍认识了中共广东省区委妇委负责人蔡畅。
1924年秋，陈铁军进入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学院预科班。当时的广东大学是中国政治派系斗争十分激烈的学府，各种思想在此发生碰撞，许多党派在此进行论战，但真正能为中国普通百姓摇旗呐喊的却寥寥无几。陈铁军在学校里见识到许多虚伪的党派，更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广州和香港的工人在党领导下，进行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6月23日，广州工人和革命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
当周恩来、陈延年等早期中共领袖在广州街头领导群众示威游行时，陈铁军无视学校禁令，毅然带领同学们冲破校门前去支持。她手持红旗，激情四溢，高声呼喊革命口号，与群众并肩前行。当游行队伍行进至沙基时，突然遭遇英、法租界军队的冷酷枪击，酿成了震惊一时的“沙基惨案”。在这场游行中，陈铁军深切体会到了群众的磅礴力量，烈士们的鲜血不仅燃起了她更为炽热的斗志，更让她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残忍与反动。她坚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中国的百姓才能迎来真正的幸福。这种信念成为她前行的动力，驱使她加入了“新学生社”，与众多进步青年共同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为革命斗争不懈奋斗。在这一年，陈铁军因为参加革命事业，认识了未来的丈夫周文雍，两人为拯救中国而开始共同奋斗。
1925年夏，陈铁军正式考进广东大学文学院。这一年，她响应党的号召，到劳工子弟学校教学，当时由党组织的平民教育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陈铁军等一批新学生社成员成为平民学校的主力教师。除此之外，她还积极到工人队伍中接受锻炼，去罢工工人家属中开展工作，鼓励家属支持罢工斗争，跟他们一起打草鞋、缝衣服，支援北伐大军。为了更好的深入群众，她脱下学生装，换上大襟布衫、阔脚裤子，到工人群众家庭中去，参加他们的家务劳动，帮助解决困难；用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事实，向大家宣传团结起来闹革命的道理。陈铁军同工人群众有了密切联系，自己也在斗争中不断改造世界观，提高了觉悟。
陈铁军在坤维女子中学毕业合影（前排左二）
1926年4月，经过党组织的深入考察，陈铁军由区梦觉介绍，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表达自己全身心投入革命的坚定信念，她毅然将自己的原名陈燮君改为陈铁军。这个新名字不仅承载了她拯救祖国、解救人民的伟大抱负，更彰显了她随时准备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坚强意志。当时，正值国民党右派接连策划“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的逆流时期，而中山大学（当时广东大学已更名为中山大学）内，右派组织“士的党”和“女权大同盟”也异常活跃，企图篡夺学生会的领导权。面对这样的形势，陈铁军等一群革命意志坚定的学生，与这些右派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陈铁军因其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同学们的广泛尊敬和爱戴，并被选为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委员。除此之外，她还积极参加劳动妇女运动，被选为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兼第三届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1926至1927年间，党开始注重对妇女干部的教育实践，着重培养表现突出的女学生、职业女性以及各界进步女性。1927年10月，妇女运动人员训练班开办招收60人，邓颖超任所长，陈铁军主持日常工作，除邀请党内外知名人士讲政治历史理论课外，她自己还负责讲授“妇女运动的目的”“任务和方法”等课。她经常教育学员到农村工作时要同情农民的痛苦，生活要群众化，不要摆知识分子架子；向农村妇女宣传革命思想要讲究方式方法。她还勉励大家说：“你们对农村妇女态度要亲切热情，不要拿着笔记本当面记她们的话，她们才肯和你说知心话。我们时刻也不要忘记工人农民。妇女运动如果没有工农妇女参加就没有力量，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就不会成功。”此时的陈铁军，已经迅速成长为一名能够独挡一面的战士，成为战斗在革命第一线的女共产党员。
1927年春，因工作需要，周恩来从广州调往上海的中共中央工作，妻子邓颖超留在广州待产。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屠杀共产党员。15日，广州的反动军阀也对共产党人举起屠刀，整个广州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大批反动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在这紧急关头，时任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的陈铁军沉着冷静，爬大树、翻墙头，去往医院帮助邓颖超成功逃脱反动势力的搜捕，并转移到上海。之后，陈铁军、陈铁儿姐妹二人因参加中国共产党被学校开除，广州党组织也遭到破坏，她们只能四处躲避追捕。陈铁军不甘心坐以待毙，积极寻找党组织的踪影。在此期间，陈铁军与三哥相遇，兄长极力劝说她放弃革命事业出国留学。陈铁军拒绝放弃革命，并坚定说：“正是革命到了紧要关头，才需要不怕危险的人，为大众的幸福而不怕牺牲，这也就是我的幸福。”三哥被陈铁军坚定的决心打动，不再劝说她放弃革命。8月，陈铁军终于与组织恢复联系。当时南昌起义已经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陈铁军和陈铁儿回到广州，深入群众中去宣讲革命道理，揭穿敌人散布的谣言，白天穿街过巷做宣传，晚上印制革命传单《告工人书》《告农民书》。为了工作方便，陈铁军奉命协助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同志以夫妻名义掩护进行秘密活动，在广州建立地下市委机关，积极组织工人进行秘密武装斗争。
1927年10月到11月之间，周文雍和陈铁军为了对抗国民党反动派，多次组织工人举行示威和游行。11月1日，周文雍带领数千名工人包围汪精卫的公馆，进行示威。他们在对抗反动军警暴力执法的过程中，周文雍被捕入狱，所幸其身份并未暴露。富有斗争智慧的陈铁军在党组织安排下，积极展开营救。陈铁军先是安排人给周文雍送进加了大量辣椒的食物，借此引起病状。与周文雍同时入狱的工友鼓噪闹事，说他患上传染病，迫使监狱将他送到医院。借此机会，陈铁军等人趁警察换岗之际，成功营救出周文雍，两人又迅速投身到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中。陈铁军除了负责从学校里组织宣传队，书写和印刷反抗宣言、文告、传单外，还发动车衣工会、土布工会的女工和学校的学生，以办喜事为由，把市面上的红布购尽，赶制红领带、红袖章、红旗和横幅。周文雍则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兼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与敌人进行直接战斗。在起义过程中，当队伍攻下广州市公安局后，陈铁军组织妇女给起义军送水送饭，救护受伤的战士、工人，看守俘虏和缴获物资，散发《苏维埃政府告民众》等文告和传单。然而由于敌强我弱，广州起义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陈铁军和周文雍、陈铁儿等人被迫转移到香港。
1928年初，陈铁军和周文雍继续以夫妻名义为掩护，返回广州寻找失散同志、集结力量重组市委机关。1月中旬，根据省委的指示，周文雍、陈铁军和广州的同志酝酿发动了名为“春季骚动”的政治攻势。春节期间，他们在公共场所、繁华的闹市和街道大量散发传单，告诉广州民众暴动虽遭失败，但革命没有完结，共产党人仍在奋斗；并号召工农民众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将革命进行到底。在此期间，陈铁军时而打扮成女佣，臂挽漆花瓮篮子，时而扮成中学生，背着书包，来往穿梭于各个秘密联络点，递送党的指示、传单和小报。
2月2日，因叛徒的出卖，敌人突然包围了位于广州荣华西街的市委秘密机关，陈铁军与周文雍不幸被捕。在阴暗的牢房内，敌人为了获取情报，先是以官职和金钱诱惑，但遭到他们的坚决拒绝。随后，敌人又采用了“放飞机”“坐老虎凳”“插指心”等酷刑，试图逼他们就范。然而，这些酷刑只是让他们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却未能动摇他们的革命意志。陈铁军和周文雍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坚决不向敌人透露党组织的任何秘密。面对他们的坚贞不屈，敌人束手无策，最终下达了死刑的命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2月6日，陈铁军和周文雍向敌人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请求——给他们留下一张合影。他们并肩站在牢房的窗前，面对镜头，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作为他们坚贞爱情的见证，也作为他们革命生涯的永恒纪念。陈铁军二人在广州群众中很有声望，许多人前来为他们送行。在红花岗刑场，陈铁军大声向群众呼喊道：“我和周文雍同志假扮夫妻，共同工作了几个月，合作得很好，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专心于工作，我们没有时间谈个人的感情。现在，我们要结婚了。就让国民党刽子手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临终前，他们用最后的力气高声呼喊：“同志们，革命到底！”牺牲时，陈铁军年仅24岁，周文雍年仅23岁。
陈铁军、周文雍合照
陈铁军夫妇英勇就义后，陈铁儿心中充满悲愤，她怀着对姐姐姐夫最深沉的哀思，撰写了一篇深情悼念他们的文章。随后，陈铁儿接过姐姐的遗志，继续投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业。邓颖超在得知陈铁军夫妇牺牲的消息后，心中无比悲痛，周恩来则深情地感叹：“这是人世间最为纯真且高尚的爱情。”在周恩来的积极倡导和邓颖超的大力支持下，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得以搬上银幕，陈铁军夫妇的光辉事迹也因此为全国人民所广泛传颂。为缅怀陈铁军的革命事迹，佛山市政府特将她曾就读的小学更名为铁军小学，并修建了铁军公园、陈铁军故居纪念馆等纪念场所。此外，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更是被命名为广东省党员教育基地，吸引着无数爱国华侨前来瞻仰，学习陈铁军的革命精神。2009年，陈铁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她的英勇事迹将永载史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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