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 | 白舒榮：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建设成果：香港文學舘創建

     “文學館”的稱謂曾爲官署名，出現在唐武德四年(621年)。唐太宗李世民尚为秦王時，設立“文學舘”收羅人才，任其僚屬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等十八人兼任文學館學士，號稱十八學士，每日引見，討論文典。這些政治人才，為李世民統一天下建立了卓著功勛。

    唐時的“文學舘”是官署，內中儲備的是治世人才；當今的“文學舘”為文化機構，內中所藏圖書是人類創造的精神財富；兩者性質雖有別，卻有類同的廣義內涵，皆爲藏寶之所在。

    “文學舘”于現代社會，已專屬於文學，是展現文學存在價值的重要所在。中國內地的省市多建有文學舘，更於2020年10月成立了“文學舘聯盟”，可見文學舘在文學事業和作家心目中之重。

    香港作爲中國重要特區，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國際性大都市，文學創作成果丰碩，具有舉世矚目的著名作家，卻為建一個文學舘歷盡艱辛。

    2004年香港作家聯會率先發起聯署，由三十多位文化界代表人物共同倡議在西九文化區籌建「香港文學館」。

    著名作家劉以鬯先生曾經提議建設香港作家資料庫，在一次接受訪談時曾說：“香港嚴肅文學就好像金魚沒有了水，失去生存條件，現在積需要生存空間。”^[i] “香港是商業社會，文學商品化的傾向無可避免，而嚴肅文學則處境尷尬，我們無法阻止商業大潮前進，但不可以讓嚴肅文學被大潮沖走，現在有關當局和社會各方面開始正式嚴肅文學，希望嚴肅文學今後在香港能有多些活動空間。”他希望“推動嚴肅文學發展不能只尚空談，而要做些切實的工作”。這些話，是劉以鬯先生，应该也是三十多位著名文化人之所以參與連署倡議籌建香港文學館的初衷。

    當年三十多位連署者中，已有著名國學大師饒宗頤，著名學者羅伉烈教授、何沛雄教授，香港作家聯會創會會長曾敏之，著名作家劉以鬯、也斯、海辛、陶然，著名兒童作家黃慶雲，詩人犁青，報人甘豐穂，教育家王齊樂等人先后辞世，籌建香港文學館的建議卻渺如黃鶴得不到回應。香港作家小小的愿望竟成梦想，令逝者含憾，生者多已興闌珊心灰意冷。

    但創建香港文學館重要連署發起人之一、時任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繼任會長的潘耀明先生，仍不忘初心，意志堅定，為香港文學館的創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堅持不懈。他認為”文學是一個國家、城市的文化精神支柱和靈魂。世界各大城市都建立自己的文學館，香港是中西文化和文學的匯流之點，對弘揚多元文化、樹立與提升文明香港與國際聲譽息息相關。文學館藏可讓更多的人認識香港文學過去、現在及未來，與中華文化不可割裂的關係，並透過文學推廣香港的文化，瞭解香港的社會嬗變及歷史經驗，感受這個都市的獨特創意與文化品牌。^[ii]  

   著名作家潘耀明（彦火）当时任职《明報月刊》總經理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會長、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會長等、多種業內和社會職務，工作和寫作十分繁忙，但他從未放棄過創建香港文學館的執念，為此曾見過三任特首及不少官員。

    2018年，潘耀明作為幾個文學社團的召集人，給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唐英年主席寫了一封信，並附《在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藏的倡議書》，歷述建立“香港文學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我們始終相信，香港文學館藏的建立，有利於促進中國的優秀文學傳統及與西方文學的交流。香港具有自由的創作空間，而且中西文化交匯的區域優勢，實在應該充分利用此有利條件，促進中國文學包括香港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交流與接軌。香港具備條件邀請國際著名文學家來港駐足創作、文學交流，更有利於舉辦有國際影響意義的世界性文學活動，同時有助於香港奠定區內華文文學交流中心的地位。”^[iii]

    其言懇切，其意了然，唐英年回信說香港有中央圖書館，中央圖書館有文學書籍的收藏，大學有中文系，其中也有關於香港文學的藏書。唐主席以各種理由對創建香港文學館的否決，令潘耀明不由感喟“可見眼下事功世界，凡是急功近利者皆趨之若騖，默默耕耘的德育良心事業，則敬謝不敏,令人嗟歎!”^[iv]

    潘耀明並未因此打退堂鼓，他艱辛的成長經歷，他對文學事業的熱愛執著，鍛造了他擇善固執的毅力和不屈不撓的韌性。凡他認定、決定要做的有意義的事，總能千方百計排除万难。作聯沒有合適的文學場地，他便在喧嘩鬧市的酒樓食肆，邀請世界華文著名作家舉行文學講座；他在世界旅游业还无如今这般繁荣时，便预见性地創建世界華文旅遊聯會，籌集資金堅持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和高峰論壇，同时建立网络平台“字遊”；他对曾敏之、刘以鬯等先辈争取了十五年才得以成立的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及其所创办《文踪》雜誌，坚定地传承，對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及《文综》的建设，不断规划新的发展藍圖……

    他認為，文化是都會的靈魂，文學更是靈魂中的靈魂。創建香港文學館，是他認定和決心責無旁貸要做的事，不放棄不拋棄，不放过任何机会，疾呼不斷。

   2022年4月25日潘耀明又再次致信，提議在西九文化區建立香港文學館。这次信是写给行政長官候選人李家超，他在信中；“香港建埠近二百年，香港文學一直被漠視，像是一個孤兒，來自社會和政府的資源很少，本土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長期不被關注，基本上是處於自生自滅的孤立狀態。文學是一個國家、城市的文化精神支柱和靈魂。作為國家新規劃之一:將香港打造對外國際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如果缺乏了文學這個重要元素，香港這棵文化之樹，將會是失血的、蒼白的。因為文學是原創的，戲劇、電影等等的表演藝術，基本上都是改編自文學著作，前者比香港文學獲得更多的資源(在西九也有自己的館藏)。因此，給香港文學更大支持及提供更多資源，建立香港文學館，刻不容級!”^[v]

     “衣帶漸寬人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潘耀明為創建香港文學館不遺餘力地堅持着努力着。

     終於，在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建設的东风劲吹和推動下，2023年7月12日，香港作家聯會正式收到香港賽馬會資助建“香港文學舘”的文件。潘耀明為代表的幾代香港文化人，數十年念茲在茲夙興夜寐的不懈奋斗，終於得到令人振奮的結果。

注释：

[i] （參見《香港文化名人採訪錄：劉以鬯不讓嚴肅文學被沖走》林翠芬著 獲益出版公司 1996年6月版，

10頁，下同）

[ii] (參見香港中通社,2022年4月26日訊)

[iii] （參見潘耀明:《在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藏的倡議書》2028年1月29日，《明報月刊》2022年

6月號102頁，《文綜》2022年夏季號卷首語《香港缺乏一個文學館》）

[iv] 同上

[v] 同上

1、香港作家身份的多元豐富性，在中國文學中獨拔頭籌。

    從《詩經》時代開始，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中國作家一生的創作時間，基本都在大陸地區度過。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或因抗日戰爭、或為大陸內戰政權更替，作家各據一方或長據一方的現象發生變化。不少大陸地區作家，多次進進出出，或定居，成為香港作家。其中有一批東南亞華僑子弟曾回大陸讀書工作寫作，再南下成為香港作家，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香港作家成分又不断添新血。

    抗日戰爭時期上海淪陷，不少內地著名作家，如蕭紅、郭沫若、茅盾、葉靈鳳、端木蕻良、范長江、戴望舒、章乃器、蕭乾、楊剛、夏衍、陸丹林、周鯨文、黃宁嬰等由大陸到香港避難，香港成為中國繼北平、上海以後的中國文化中心地。1942年日軍佔領香港後，南下的這些作家又紛紛返回了中國大陸。1945年日本投降後，大陸內戰，處於國統區的茅盾、郭沫若、夏衍、廖沫沙、喬冠華、邵麟、馮乃超、周而復、聶紺弩、袁水拍、杜埃、司馬文森、沙鷗、呂劍、華嘉、韓北屏、鄒荻帆等著名作家來南下香港。香港文壇因之再度繁華。

    大批著名文化人和作家的往返進出出香港，自身不但得到寫作的平安環境，創作出一些優秀作品，也活躍並帶動了香港文學創作，“造就了一批在香港新文學運動中的主流骨幹。名著有《蝦球傳》（黃谷柳著）、《穷巷》（侶倫著）、《洪波曲》(郭沫若著)、《南洋淘金記》（司馬文森著）等。大量的解放區文學名著也在香港出版（如周而復編的“北方文叢”的系列文藝著作)。香港文學也在南洋星、馬、印尼等地發揮巨大的影響力。這一時期的第一階段至1948年止。”^[i]

    1949年前後，中國政治的變局等多種因素，再使中國文化人出現北上南下現象。五十年代前後，徐訏、曹聚仁、易君左、葉靈鳳、李輝英、劉以鬯、徐速、趙滋藩、黃思騁、張愛玲、南宮搏、梁羽生、金庸、馬朗、高雄、何達、王敬羲等名作家南下定居香港。同期亦有隨家人移居香港，在港受教育成長，如也斯、西西，彥火等，他們自身創作成績斐然，對香港文學有多方位的貢獻。

     舉世聞名的武俠小說大家金庸和梁羽生，他們的武俠長篇名著，首版於五十年代的香港。徐速描述動盪時期愛情故事的長篇《星星· 月亮·太陽》1954年初版；同年年初版並同年皆由香港創墾出版社四版的曹聚仁《酒店》，主要描述了中上階層在五十年代初到香港後或風光奢靡、或淪落木屋的不同處境，現實生活的落差，對新土的適應，真實反映了當時香港的社會現實。1955年由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初版、曹聚仁的另一部著作《文壇五十年》，可謂在香港書寫的最早中國新文學史。“它是一部‘掌故式’，甚至是回憶錄式的文學史。”作者“以一個親身經歷過很多文壇大事的過來人身分，寫成這部個人色彩極濃烈的文學史。”^[ii]因作者同政界、文化界，及報界出版社多有交往或工作實踐，使“他往往能夠利用自己曾經直接參與過某一事件的經歷來營造一種權威性，從而否定一些文學史裏的說法。另一方面，這種強烈的個人色彩，也並未對其學術價值造成損害，究其原因，是曹聚仁一直以史家自居，強調史德及客觀態度，不爲政治所左右”，“一方面它提供了一些鮮爲人知的史料，另一方面，它討論了一些長久以來因政治因素而被忽視或否定的作家和作品，例如對在五十年代受到猛烈批判的胡適，曹聚仁便高度讚揚，另外如周作人、錢鍾書、吳稚暉、李劼人等都是長久以來被人忽略了的作家，曹聚仁對他們卻加以肯定，這是《文壇五十年》的一個重要貢獻。”^[iii]

    由大陸南下，六十年代在香港發力創作的作家中，最著名者當屬劉以鬯。他的長篇《酒徒》^[iv]被評論界譽為中國首部意識流長篇小說，成為被追慕被評論的熱門對象。創作之外，劉以鬯於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末，主編《香港文學》其間，聚攏了香港創作風格各異，家國情懷有別的廣大香港作家，以及海外華文作家。1994年香港市政局創設 “留住作家計畫”，劉以鬯成為的首任留住作家後，致力於為市政局搜集資料、主編香港文學作家小傳和建立香港文學作家資料庫等工作，對香港文壇的貢獻有目共睹。

    也斯、西西，彥火等作家，是1949年前後隨家人由大陸移居香港，他們在港受教育，在港開始文學創作，他們自身創作成績斐然，並對香港文學有多方位的貢獻。他們出生于中国大陆，但求学、成长和起始文學创作皆在香港，當属于香港本土作家。

     七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前後，又一批大陸寫作者第三次南下成為香港作家，如璧華、李遠榮、陶然、忠揚、古劍、梅子、秦嶺雪、張詩劍、陳娟、黃河浪、東瑞、王一桃、南思、林保華、舒非等，他們其中有些是出生在東南亞諸國的華僑後代，兼具海外、大陸、香港三地生活体验和創作实践，椰风蕉雨、大江南北，其作品為香港文學增添異彩，使香港的文學更豐厚多姿。

     九十年代香港回歸祖國前後，有些香港作家迁移欧美定居，亦有后起之秀崛起。女作家梁凤仪排山倒海般创作出版了系列商战小说，反映了那个年代香港工商界上层面临“九七”的矛盾心态。董啟章的作品在港台屡获大奖，成為有影響力的作家。新世纪，大陸年輕一代有些在香港读书后留居，加入香港作家队伍，其中葛亮、吟光等创作成绩尤为突出。

2、香港文學的開放包容性，在中國文學中獨領風騷

    特殊的歷史境遇，使香港成为多國人久居的國際性大都市，中西文化交匯比较较深入，其影响也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

    香港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文藝新潮》、《新思潮》、《好望角》、《中國學生週報》、《盤古》、《七零年代雙週刊》等同仁文藝雜誌，熱衷介紹西方現代文學潮流，對香港文學產生一定影響。

    劉以鬯南下香港后，吸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理念和技巧，作品力求实验创造性，中國第一部意識流長篇小說《酒徒》于焉诞生。昆南所著《地的門》借上古神話後羿射日故事，將小說主人在香港生活中經受的多種磨難和壓力，比喻為對其束手無策無能為力的十個烈日。其書寫藝術融入意識流、新聞報導拼貼、詩化文字與抒情等等現代技巧。作家也斯（本名梁秉鈞）七十年代初版的短篇小說集《養龍人師門》，其中有一輯運用魔幻現實主義表現手法，結合袁珂《中國古代神話》及其它古籍，充滿寓言色彩。也斯是留美比較文學博士，任教大學教授英美、比較文學，他的詩、散文、小說等作品，具有實驗性，對拉美文學及藝術技巧皆善於運用。著名女作家西西初版于七十年代的小說《我城》，沒有特定主角，時空自由騰挪，營造了一種多視點的觀看方式。曾獲第一屆香港藝術發展局新秀獎、香港出生，九十年代開始發表作品的董啟章，小說《安卓珍妮》巧妙運用了西方女性主義的許多概念。

    香港社會華洋雜處，中国人外，亦有多国洋人久居，为香港作家关注，作品中時有外國人的身影。女作家吳煦斌《暈倒在水池旁邊的一個印地安人》，小說主角是一美國的印地安人。西西的《瑪利亞》，女主角為法國修女，男主角是科西嘉人，故事發生在非洲丹利維爾城的教會醫院。也斯的《革命大道旁的牙医》中有墨西哥人，好有早期赴美留学的中国大陆留学生。這種世界性的視野，也是香港文學的特色。

    美籍臺灣女作家施叔青因美國人丈夫在香港任職，得以在香港常住十年，寫下了反映香港生活的不少作品。她生活圈子在華洋上層社會，作品對西方人在香港的生活狀態於《一夜遊——香港的故事》等作品中多有生動描繪。所著《香港三部曲》，以女主角黃得雲為象徵意象，梳理了香港百年殖民史，內容繁富，極具很高認識價值和史料價值。

    美籍台湾女作家施叔青在臺北、紐約、香港，三地區居住和創作，也構成香港文學的另一種風景。

    香港作家的创作既引進汲取西方創作技巧和觀念更牢牢紮根中華傳統文化。香港虽曾脱母怀，作为中國人，與中國無論是地緣還是親緣、歷史還是現實，都骨肉相連，香港文學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承繼本自天然，创作多從古典文學中吸取養分。

    劉以鬯的小說《蛇》、《蜘蛛精》、《寺內》、《追鱼》分別取材翻新于古代戏剧和小说古典名著《白蛇傳》、《西遊記》、《西廂記》、《追鱼》。他的“新編故事”中之《盤古與黑》，描寫了開天闢地的中華神話人物盤古的內心世界和對光明與黑暗的感受。西西用不同於往昔的角度重寫歷史，小說《龍骨》從小老百姓的視覺看安陽甲骨之發現經過；她的另一部作品《哨鹿》以乾隆皇狩獵歷史爲背景，不但書寫清朝皇帝與帝國，也描述清朝小老百姓的故事，其中穿插了不少史實資料。李碧華的《青蛇》、《潘金蓮之前世今生》、《霸王別姬》等，皆借用中華傳統戲劇和小說中人物，抒己胸中之塊壘。

    《天工開物》是明朝著名科學家宋應星的科學著作，記錄了明中葉以前的各項技術，董啟章的同名小說《天工開物》借用翻用傳統，选取香港生活中的十多件器物，以之发展变化書寫家族史。由大陸到香港讀書後、留任香港的新一代作家葛亮，长篇《北鳶》和《燕食記》更直接描述中國近現代历史中家族的命運和中華美食傳統。青年女作家吟光的非虚构长篇《上山》，直接说明是为纪念唐代著名诗人王维而作，另一部跨文化的跨界实验探索创新性非虚构长篇《港漂记忆拼图》，传统昆曲成为述说内容。

    著名作家出版家編輯家彥火的作品不但多有對大陸山河的描繪讚頌，更為同他多年交往、建立深厚情谊的中国两岸和香港，及海外著名作家、文艺家精心立传，在台北、北京、台北，陆续出版《當代大陸作家風貌》、《這情感仍會在心中流動》和《用生命寫作的人》。在他浩瀚的篇章、诚挚细腻的文笔下，这些中华著名人物，生动鮮活地挺立在中华文学和文艺史中。

    香港寫作者眾，嚴肅文學取得一定成績，但也不可小視强力占领香港文化市场、受众面广的武俠、言情、志怪等所謂流行通俗文學，金庸、梁羽生、黃易、温瑞安等的武俠小說，倪匡的推理小说、嚴沁、亦舒等的言情小說，南宮博的歷史小說，在華人世界多有影響。其中多有既非常流行，“通”而不“俗”之作。

    金庸武俠世界中的中國元素從政治、歷史、山川風物，比比皆是。作品精心描绘景物，形象刻画人物，高超的语言艺术、认真考据史实，展现了渊博的学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金庸的著作，不但在香港和大陆不断被影视反复拍摄，更走上学术论坛，被学界探讨研究。梁羽生、黄易、温瑞安、亦舒等作品，也时有亮相荧屏。

    從上述對香港文學創作的約略數說，可窺見香港文學的多元包容和繁富，可谓“噪噪切切错杂弹 大珠小珠落玉盘“，如此丰厚的香港文學，值得擁有自己的文學館。

     香港三十多位著名文化人發起，潘耀明鍥而不捨咬定青山不放松、堅持十八年的努力，香港文學館借大灣區文學建設的東風，終獲成立，鼓舞香港作家，告慰先贤逝者。

    香港文学馆的创建，是大湾区文学建设在香港的显著成果，是对香港文学创作的肯定和褒奖。

    香港作家从此有了自己的永驻之家。

香港文学从此带着自己的成果和光华，展现于世界华文文学舞台，贡献自己的力量。

    之外，香港文学馆的创建，也为香港旅游文化市场增添了高品位的耀目景点，更提升旅者对香港旅游的美好向往。

注释：

[i] （參見犁青《從“南來作家”到“香港作家”一一嶺南學院“南來作家座談會”發言提要》）

[ii] （轉引自參《香港文學書目》青文書屋出版 1996年1月第一版23頁王宏志撰稿）

[iii] 同上

[iv]香港海濱圖書公司 1963年初版）

    香港文学馆得之艰辛，坚守和发展之路更悠长，创业馆长潘耀明豪情万丈：“文学馆虽然尘埃落定，我们仍然要穿过咆哮的时空之海，左边是汹涌澎湃的大海，右边是拾级而上的山。我们跋涉在文学的山海之间，有登越的豪情，也有波浪击石的宏志，那是威廉·布莱克诗的境界，也是人生壮游的境界。”

    文学馆和图书馆有很大不同。图书馆力求收储世界多国多种类图书，供不同读者览阅，力求品类的繁富，具有普泛性；文学馆则更多专属性和工作的无限性。

    香港文学馆专业于香港文学的收藏，整理、发掘、出版、研究——从历史到现实，从在地及至同全中国和世界文学界的交流互通。

    香港文学馆的创建亦为香港增添了城市新景观，旅者在游览购物的步履中，浸润着书香的芬芳。

    小平台，大世界，香港文学馆任重道遠！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024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