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忆挚友

高山流水忆挚友 

◎文/   郭启熹

这两三年每当同辈好友聚会，我总觉得还缺掉了谁。过去我要是发表意见，总有他对我或提醒或补充，总是在支持我，体贴我，他就是同我一起走过七十多年人生道路的挚友郭英魁。虽然三年前快过年时已经先我而去了，他的音容笑貌却依然铭刻在我心头。我时时半夜醒来，一幕幕回忆着过去，都离不开他的陪伴。

英魁老家住我隔壁的小学近旁。童年每天上学都得经过他家门前。我和他是同龄又同班，从小在一起摸鱼掏鸟窝。抗战时期我们念初小，买不到课本就用毛笔抄。我们的书法就是那时开始练习的。可他比我有悟性，字总比我工整漂亮。他还把自题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条幅悬挂卧榻前。我们都很爱听老师讲文天祥来铜钵、村美的往事。逢年过节妈妈都会带我们到文天祥左右先锋郭公侯神庵前，捏着我们的小手烧香膜拜。记得小学快毕业前，我也去学校寄宿，厕所在校门外，面对后林排坟场，夜晚只好邀伴出去。大家怕老虎怕鬼，老师告诉我们说，只要背诵起文天祥的《正气歌》，鬼都会吓跑开。于是，我和英魁不怎么懂《正气歌》的含义，也都朗朗上口背诵起来。遗憾的是，小学毕业那年正逢“六一五”大水灾。龙岩城里摄影店被洪水冲掉了，连张毕业合照都不曾留下。

毕业后，我们在外谋生的父亲都曾带我们出外见世面，我去过漳州，他去过万安。但我们不会帮爸爸做什么，不久又都回家来，我们又能经常一起上山下水。英魁祖上在内寨有片竹林（即近年新盖财神庙地点），他曾祖父在那里盖有间山寮，后来曾祖父居家行医为业，几代人不再有人去经营。当年内寨一带常有老虎、山狗（狼）出没，我们两个小孩居然也敢在他的山寮里过夜。铜钵的红菇历来被视为山区珍宝，每年夏天我们常结伴去官林内捡红菇。人多菇少，很难捡。有一次，英魁妈妈亲自带我们俩沿着官林内上边悬崖间找到菇场，捡到一大箩回来，邻居们都惊羡地问哪儿捡的。我对菇场所在地当然是遵从保密原则。

我们一起在山里摸爬长大，一直到1975年初秋还相约一起从达丘下溪，沿溪谷采集野生金针菜，从日出到日落，采到内寨才回头。

我们两人都是家里的老大，下边都有一群弟妹，父亲都在外谋生，春耕秋获一样要成为母亲种田的帮手，尤其在暑假免不了要天天泡在田里。解放初，互助组时期我们常换工，一起割稻、插晚禾、培番薯，在番薯畦间他左边我右边，干得特别利落。他家房间多，床铺宽，夜晚也常常睡在他家。每天收工回来，我们到圳沟里沐浴完拖着木屐就上床，白天打赤膊，只要两条换洗的短裤衩就可以应付一个夏天。到开学前，我们比手茧、比胳膊粗、比脊背能黑得发亮，然后一起挑着菜筒去上中学。

初中还未毕业，我父亲去世，只好转读师范速成班。英魁家境也好不到哪里，便去读有伙食供应的高农。后来我去红坊教小学，他分配去长汀。谁曾料想1958年我们又在福州“会师”，他读农学院，我读师院，毕业后都留校。这十几年每逢假日不是我去农学院，便是他来师院，所以连英魁的同事居然也成了我的朋友。至今我还清晰记得跟他同房间的老叶，是团委书记，我们一起促膝交谈到半夜的一幕幕情景。英魁在农学院办院刊，每周一期，他文笔快捷，勤于采访，每期从撰稿、收稿、校对、发行只有他一个人。由于院刊办得出色，大家都离不开他，一办就是好几年。英魁业余爱好就是排球，他是教工队的主力队员，每当我去农学院，常常是先去排球场瞧瞧，一般都能在球场上碰上。他老穿件秋衣当运动服，由于练托球，两个袖筒都磨得成了破絮。

1970年1月我下放到龙门石埠，与蓝天等一帮龙岩教育界精英在一起，英魁仍在农学院党委任秘书，妻子蔡春美在龙岩烟厂当工人，夫妻一直两地分居。他念高农实习时就谈恋爱，很快就结婚了。我婚后有了一对男女，他婚后十几年却未生育，我们两家人都有些着急。我的前妻邱丽卿在地区医院妇产科当医生，她给春美开药看病都不见效，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春美在烟厂，长年是站立手工操作，以致多次流产。后来采取休息保胎治疗方案，居然也很快就喜得一女一男。活泼可爱的小宝宝，更加撩动起英魁返岩与家人团圆的情思。1970年代中期蓝天到龙岩师范当校长，我任教务主任。当时我就向蓝天校长推荐了英魁，可农学院那头仍迟迟不批。不久，蓝天调任地委宣传部部长，爱才惜才的他一再与农学院党委联系协商，英魁终于回到龙岩，在地委宣传部文教委工作，这样，我们分别了七八年又聚在一起了。

 英魁凭着一支笔，很快就被调进行署办公室担任副秘书长。行署专员黄小晶的人大工作报告等大文件都是在他的把关下写就的。他在领导身边工作，遇事自然好办些。比如当年江山乡岭顶不通公路，乡里打了多次报告都石沉大海，经他在行署办公室多方周旋，才终于得到立项。乡亲们遇到什么难办的事，经常找他解决，他都尽力为之。亲友们感谢他，难免有点“贡品”，有的甚至把金戒指放在桌上，被他断然拒绝。英魁对他人热心帮忙，对家事却不大关心，一辈子过惯了“无产者”的游荡生活，有了行署大院内的套房居住，他已经感到十分满足，并无置治家产的概念。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盖私房的风气，地委在蜈蚣山上征得一片地，他也分到一百多平方米地。他并不以为然，倒是春美整天喋喋不休地吵着要盖房子，他依然视为自讨苦吃，还在我面前发妻子的牢骚。可他妻子上班回来，看到路边有块遗弃的石头，也要抱进大院楼下的杂物间藏着，两三年下来，建房下基时，居然从行署大院的杂物间运出两车石头。房子建好后，我在凤凰隔西边，他在东边，两边遥遥相对，我想退休以后如果懂得旗语，不用电话就可在天台挥舞联系，后来随着中间高楼屹立起来，才隔断开视线。

1989年我连遭厄运，母亲去世不到半年，前妻又癌症病故。前妻心地善良，临终前嘱咐英魁夫妇说：“我走后最不放心的是上灯（我的乳名）没人照顾，你们一定帮他找个伴。”两年后得知我即将再婚，我虽然担任闽大校长却不便自派公车，他立即替我设法借一部蓝鸟小轿车迎娶雪宜。1993年我在闽西大学组织各种培训班，目的在于改善教师低微的经济收入，全年统共积累了十四万元，只是当时政策界限不明确，地区财务检查组说是自设小金库，全部给没收了，我无法向辛苦舌耕的老师们交代，只好请英魁帮忙。英魁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经黄小晶批准以拨入学校发展项目为名，才将十四万元退还老师们。在我十年校长任上，经常有各种问题要向地委、行署领导请示解决，我往往是先挂个电话给英魁，或探明情况，或直接解决，让我享受着一份“朝中有人好做官”的套餐。

1997年我从校长位子退下来，1999年正式退休。英魁也同样退休了。我们是郭氏同祖同宗而不同派脉的子孙。上世纪二十年代，随着宗法制度的瓦解，连追祖孝道也沉沦了。为了重建氏族文化，我与英魁、元坤、义山、升元、友隆等找到西山郭月深、荣寿等宗亲，商议组织郭氏研究会。1998年以后我们经常聚会，由于那个特殊时期一把火早把历代族谱烧光了，我们只好同去调查追寻，凡有郭氏宗亲的村落，我们一一去走访。我们从旧的零星材料和南雄、仙游等外地郭姓旧谱，以及一些祠堂的神主牌、祖墓墓碑等各种材料中弄清了龙岩郭氏各支派的来龙去脉，2009年编就了《龙岩郭氏联谱》。英魁主要负责撰写他“洪博郭”这一支，元坤负责郭铉郭炼这一支，让龙岩一万五千多宗亲有了认祖归宗的依据。2003年前后我们又为了与江山各姓各村落挖掘弘扬祖宗先人留下的精神财富，跟英魁等人发起组织龙岩文化研究会江山分会，英魁在世的最后十年里，他始终是最积极最坚定的支持者，亲手写了不少文章，推荐吴俊宏等一批后继者，让江山乡的文化事业得到不断兴盛发扬。

一些熟人朋友往往为英魁抽烟酗酒损害自身健康而感到惋惜，我对此也有同感。据我回忆，他的烟瘾很早就有，酗酒则是回到龙岩后的事情。他长期闹失眠，在福州是以打排球来调整身体机能，很少与酒沾边。进入龙岩行署办公室工作后，经常写材料熬夜，又没有时间运动，加重他失眠的毛病，只好以酒来麻醉神经。记得童年时期他的个子长得比我慢，我们常说这样他会比个大的人更长寿，不意天公并没有按我们童年的期许。当我走到花圈和鲜花环绕着他的遗体前，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写下这首诗：

悼英魁

哲人驾鹤西归去，撕肺断肠亲友悲。

内寨攀爬披胆共，榕城投契淳心随。

笔行专署才情俊，心注江山乡念痴。

一世存公厌利己，清风两袖养安怡。

明代孙仁儒有诗称：“烟风萝月无烦买，流水高山味可咀。”我与英魁可谓此生后世都有说不尽道不完的忆念。高山流水之情，永远都愈咀嚼味愈浓。

节选自《岩声》2020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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