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隐藏”在城市中的世界

《书写“隐藏”在城市中的世界》

解读少君的旅行散文

作者 白杨 暨南大学教授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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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杨教授（左）与少君博士

文学博士，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吉林省拔尖人才。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基地副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出版专著《台港文学：文化生态与写作范式考察》、《纸上风云——“创世纪”诗社研究》、《文学的在场与记忆》等多部；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当代电影》、《南方文坛》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省部级项目多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论著获吉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多种奖励。

生活在钢筋水泥构筑的都市丛林中，耳目充盈着各种媒介泛滥喧嚣的信息潮流，你的内心是否会感到些许的寂寞和荒凉？

在标榜理想、激情、主体性选择的时代氛围中，我们却不合时宜地发现自己正被撕裂为矛盾的两极，满怀震惊、困惑和无奈地凝视眼前的现实，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冷漠了，几番挣扎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流露出疲惫之态，我们未老先衰，变得脆弱、臃懒、世故和斤斤计较，生活在别处，而我们却找不到那柳暗花明的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北美新移民作家少君的作品。

从个人的偏爱看，更喜欢他的散文，那流溢在字里行间的率性潇洒令我掩卷动容。

虽然已界“不惑之年”，少君的散文却是实实在在的“青春写作”。经历了许多风雨之后，他没有陷入流俗的“中年心态”，而能以热情、积极的姿态关注生活，以细腻、知性的文字挖掘“隐藏”在城市中的“世界”，他的机智、自信和浪漫情怀呈现出一种生活境界，我们未必完全赞同，但一定可以在阅读中有所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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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君常常自称为“是一个以写作为一种乐趣的文学票友”，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声学物理专业度过了大学时光，去美国留学后获得的是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对写作的偏爱更多是来自一种精神上的坚持，“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了可以向更多的人表达自己的理念和情绪”。

他的散文大多带有亲历性、体验性色彩，足迹所到之处，他观察并思考，然后细致地娓娓道来。在《德意志巡礼》、《网络哈佛》、《人间天堂——温哥华》、《聚焦意大利》、《维也纳交响曲》、《台北素描》、《上海印象》、《解读重庆》、《西望长安》等代表性作品中，他引导读者深入城市的文化脉络，观看东西方文化的内在意蕴，尝试着进行一种精神的漫游。

从行旅书写的发展脉络看，在思维向度、观看方式与文化想象等层面上，少君的散文体现出新的历史语境中不同以往的“代际特征”。

近代以降，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潮流中负笈去国的学子，游人，或肩负使命到异域考察、访问的官员们曾经留下了众多的文字记忆，这些行旅体验的书写对社会观念的变革、国人文化想象的方式等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有资料显示，“按题材的分类概括，我们自然地发现‘五四’运动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的第一个十年中，打头的是海内外的旅行记和游记。”^[1]

“像《新青年》一类的刊物曾大量译介外国游记，这些外国游记对于开拓中国民众的视野，让青年人对异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多一些了解，吸引他们出国求学，都是有一定作用的。”

在一定意义上，“晚清以降的跨文化传播离不开逐渐广泛的行旅，它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输入了必备的思想和学术资源，而且还培养了大量的现代知识分子”。

应当看到，游记始终是现代文学散文领域中比较活跃、繁荣的部分，无论艺术水准怎样，其亲历性体验中所呈现出来的异域风情和文化比较毕竟暗合了20世纪中国社会最突出的发展诉求——追求现代性，而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文生态、价值观念、历史进程则始终被视为现代性的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写作主体之间具有巨大的差异性，我们在各种行旅书写中感悟到的文化心态却具有惊人的同质性——一种面对强势文化时无法抗拒的悲凉、感愤情绪，由此引发的文化思考常常归结为两种形态：基于现代性反思而对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进行的否定性批判；或者是在时空的错位中因传统中国乡土文化的衰颓而产生的文化乡愁。

胡适1918年在《新青年》4卷1号上发表《归国杂感》，列举当时文艺界、出版界到教育界的种种“怪现状”，尽管在文章开篇时极力表明了一种温和的立场，说“我每每劝人回国时莫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我自己回国时，并不曾怀什么大希望。”但行文中还是克制不住，感慨中国人生存状态的恶劣，“卫生也不讲究，医药也不讲究。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铺里和穷人家里的种种不卫生，真是一种黑暗世界。至于道路的不洁净，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说了。最可怪的是无论阿猫阿狗都可挂牌医病，医死了人，也没有人怨恨，也没有人干涉。人命的不值钱，真可算得到了极端了。”

并且愤慨地评论当时的教育体制，说“现今的人都说教育可以救种种的弊病。但是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所以学校只管多，教育只管兴”，“但是如今中学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这种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3]

现代知识分子以启蒙意识观照中西方社会的差异，他们常常无法自已地陷入一种悲观、愤慨情绪，这样的心态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比较模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成为一种典型而普遍的现象。 

少君也在其中的早年留学生群体

少君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公派出国的留学生，在那个启蒙意识和理想主义高扬的时代中形塑而成的个性与思想观念，使他在文化心态上表现出明显的精英意识，追求纯净、高尚的生活与品位，无法忍受现实生活中的低俗与丑恶。

他的系列小说集《大陆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中收录的篇章，集中展示了困顿于西方世界中的东方人的生存困境，真实地书写了在时空的错位中陷于迷惘的边缘人的生命体验与文化心态。

如果说这些小说在文化比较模式上主要是体现了与以往同类创作的同一性的话，在他的旅行散文中则呈现出一些新的内涵与角度，使他得以超越“历史”的拘限而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文化印记和“代际特征”。

我们发现，游走在西方强势文化语境中的叙述主体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观察、品评异域的历史和文化，以一种交流、对话的姿态体现出一种主体性自信，于是西方世界不再被视为学习的经典范本，而是可以进行建设性思考的对象；东方社会也不再是以“文化的奇观”的面貌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它自有它的韵味、个性、文化包容力和创新能力。

作为80年代从中国大陆走出的新移民中的成功者，少君的精神气质更多体现出一种健康、积极、开放的“青春”色彩，他自如地融入西方社会，欣赏其文化历史的丰富与精粹，同时也利用自身的优势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的意蕴。

他的观念中并不缺乏悲天悯人的情怀，但他不会沉湎于此而使自己的文字染上感伤、沉重的色调，“在路上”，并思考着、实践着，使他的行旅书写特别能够契合当下的文化潮流与大众的阅读心态。

从现实生活到文本的写作，少君都在有意识地进行跨文化的传播。

他去德国参与巡回演讲，足迹所到之处，细致地考察其历史、文化脉络，法兰克福、海德堡、慕尼黑、奥格斯堡、纽伦堡和柏林等城市的面貌在他具有历史感的讲述中变得清晰起来，而“歌德之家”、“哲学家小径”的存在更使这个具有深厚历史的民族显示出文化的魅力。

徜徉在米兰市区的哥特式教堂中，我们不仅感受得到其经过意大利、法国、日耳曼各国大师参与构建的建筑艺术之美，也会为其历经两千年历史而保留下来的丰富文化遗产叹为观止。

在《维也纳交响曲》中，由音乐、皇宫、街头咖啡馆、圣斯蒂芬大教堂及其大门右侧墙上的“05”标记和众多歌剧院建筑等牵涉出的有关维也纳人文历史景观的介绍，充满意趣，而更耐人寻味的是，维也纳人民对于人文历史遗产的珍视和保护态度。

“从公元10世纪起统治奥地利的巴奔堡家族到哈布斯堡王朝，直至奥匈帝国之后的历届政府，都无一例外地坚持保护传统建筑，历代人民最喜爱的统治者是致力于国内建设的君主。

据说，约瑟夫皇帝就是因为在位期间实现了维也纳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城市重建计划，成就了今日维也纳的内城规模及主要建筑群的格局，才被人们称颂。”

平静的叙述也会引起“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回顾20世纪中国追寻现代性的历程，传统的人文资源为“前进”的历史车轮付出了太多沉重的代价，而当下的某些“保护”、“抢救”行为也搀杂了太多功利性的意念，在世界视野的比较中反观自身，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有太多需要改进之处。

陈瑞琳点评少君的城市散文时，称其“有一种特别的气韵，不是西洋镜般的眼花缭乱，不是贸然的惊喜和悲叹，而是追寻着历史文化的脚印，应和着自己多年的心理积淀，在老友重逢般亲切中徐徐前行。文字中激越中饱含冷静，卑亢无痕，超然宽怀。”是很中肯的评价。

在历史的巡礼中，少君尝试帮助读者摆脱走马观花的浮躁，沉入内里去做些生命的沉思。

作为北美地区华文文学的代表作家，少君曾将网络文学的特质概括为：“技术构成了网络的运作，艺术反映了人类网络生活的精神层面，而哲学是网络存在意义形而上的表达”，这种文学意识体现在他的旅行散文中，呈现为历史与文化的对话，他“携着历史出游”，以机智、从容的文字引领读者从繁杂喧嚣的时代潮流中回归内心深处，去体验一个丰富、真实的自身存在，这正是文学追求的最佳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仅从类型学的角度审视少君的旅行散文，我们大多只会关注其融会在行旅体验中的人文地理知识和文化理想，而忽略了他旅行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基于“新移民”身份而在文化心态、生活内容方面表现出来的独特性，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散文不仅具有文学的欣赏价值，而且具有见证一代人生命轨迹的意义。

“新移民”作为一种身份，曾是众多20世纪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对它的追求过程经过各种文学作品的演绎，呈现出复杂变幻的面貌，它是传奇性的，是悲剧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也可能是喜剧性的。作为特定历史境遇中具有特殊身份的群体，他们的命运、理想、生存状况、爱恨纠葛总是能够引起旁观者的兴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蔚为潮流的台湾留学生文学，80年代以《丛林下的冰河》、《北京人在纽约》等为代表再次掀起的留学生文学热，都是对这一群体不同历史时期生存状况和生命体验的书写。

少君以自己的经历书写了另一种类型的“新移民”生活，剥离了各种浮夸、幻象，平实而自然地加以展示的当代生活。

 

他代表了新移民中的佼佼者，通过奋斗而取得成功，在西方世界介入主流群体而摆脱了“边缘人”的处境，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在中外交流中发挥必要的作用。我们看到，他到哈佛大学燕京学院、米兰大学、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等地介绍中国的发展现状与北美的华文网络文学，也以《解读重庆》、《徽州三学》、《西望长安》、《从潞园到蔚秀园》等品鉴中华历史、城市风情、民俗文化的篇章向西方推介中国的人文景观。

对西方现代文化理念的接受没有在他的内心引起回顾故园的文化失落感，他在《凤凰城闲话》中谈到：“我虽然在美国学习生活了多年，但骨子里却是浸满了中国传统思想的遗汁”^[4]，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超俗不羁的品质和闲适愉悦的生活态度，远离尘世的纷杂疲惫，面对自然，以沉思静默的方式扣问内心。

在很大程度上，少君已经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

以文学行旅为考察视角，探讨文化传统的移动、转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想象等问题，是近年来正在引起学界关注的研究课题，其中涉及的中心与边缘、离散与迁移、此岸与彼岸等问题，在当下这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尤其具有重审和探讨的必要。

少君的旅行散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研究个案，其丰富的文化意涵有待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揭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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