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记忆与历史证言--重审知青文学的精神内核 ■ 刘康、沈乔生等

《文舞霓裳》文学专栏  第454期

【作者 刘 康】  美国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作者 沈乔生】江苏省作家协会原专业作家，一级作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钟山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办公众号《虚构与未来》。发表小说、新杂文、散文、电视连续剧等七百多万字。

沈杏培教授的众多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讨论会。

时间：2025年4月14日上午9点半

地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前排左起依次为沈杏培教授、刘康教授、作家沈乔生。后排为参加会议的沈杏培教授的博士、硕士研究生。

一、知青经历与文学启蒙

刘康：知青身份是你显著的标签，但熟悉你的人都知道，除了知青作家外，你还有政论家、新媒体运营者、原来的《钟山》编辑与中文作家等多重身份。我们先聊一聊北大荒的知青经历对你写作的影响，当然，你也可以分享一些知青生涯中印象深刻的故事。 

沈乔生：我是1967年毕业的初中生，而我的“知青故事”要从1969年3月3日说起，那天从上海的公平路码头出发，坐船到大连，再坐火车、汽车，6天后到达北大荒七星泡农场。我们到农场的还算不错，一个月工资32块，那时上海工人学徒工资第一年才9块。我们在农场也不用担心没饭吃。除去上班，还有闲暇时间自己支配。漫长的冬季没什么事情做，知青会围在一起打牌、抽烟、喝酒，我偶尔玩玩牌，但我大部分时间用来阅读和写作。那时候没有别的想法，只是没事干，想把自己思考和生活写下来。我一口气写出了《雪原扬鞭》《开渠新歌》等早期习作，听名字就知道是写什么了。相比于那些因文获罪的知青，比如任毅、吴青生，他们都因为写了知青歌而入狱，任毅更是差点掉了脑袋。我要幸运得多，我的小说手稿在农场知青中传阅，那时大家精神饥渴，竟然有个知青写我们自己的生活，饶有兴趣地看起来，越传越广，被场部宣传科的郭清江科长发现，就把我调往宣传科工作，这是我写小说得到的好处。七星泡农场前后来了近二万名知青，老高中不少，却选了我一个初二的学生，很多知青都是红五类出身，而我却是上海资产阶级出身，却被调进机关大楼，可见血统论在农场不是决定一切的。 

刘：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作家文学启蒙的重要阶段，在你早期的阅读经验中，有哪些作品影响了你的文学创作？ 

沈：童年时期的阅读奠定了我的文学根基。大概是小学三年级到五年级，我的两个哥哥都考上复旦大学．住进学校的集体宿舍。我得以拥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阅读空间，我睡在三楼，屋里有一个黄橱，橱中有各种各样的书，我喜欢窝在书房看书，挑自己喜欢的看，看得懂的看。那时，我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山海经》等，插图版的《苦儿努力记》，有的就是囫囵吞枣。还有很多小人书和连环画。半个世纪后，我回到儿时住的地方，一些昔日的小伙伴对我说，他们一直记得我给他们讲故事，夏日晚上乘风凉的时候，我们聚焦在弄堂口，我讲武松三碗不过岗，在景阳岗打老虎，讲醉打蒋门神，讲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蝙蝠在空中尖叫，公共汽车从路边开过，他们就从我的讲述中知道了三国、水浒。我想，这种讲述也培养了我编织情节的能力。

 在黑龙江农场的第二年，我们分场来了一位上海比乐中学的高中生，他带来一个小皮箱，打开看，哇！装的全是书，有许多是世界文学名著，有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污辱与被损害的》等，我看的第一本是梅里美的《嘉尔曼》，十分吃惊，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的。总的说，那时陀氏、雨果的作品对我的影响最大，他们对人性的深度剖析、对精神境遇的洞察和对生命本质的把握，都深深震撼了我。这些作品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文学观，书里描写的爱情、自由带给我强烈的情感冲击，让我感受到人性的丰富与复杂，人道主义成为指引我人生的精神标尺，文学变成我认知世界的重要精神窗口。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位高中生。 

刘：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阅读经典成为一种奢望，能够读到经典名著是可遇不可求的。50至70年代的连环画、小人书，因为发行量极大，阅读受众广泛，某种程度上承载了启蒙大众的功能。 

沈：我的中篇小说《长青松》曾被改编为连环画，1979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首印 30 万册。它的出版过程很曲折有趣。文哥中，唯独上海有一家文学杂志，叫《朝霞》，我通过剧作家刘征泰向它投稿，前两次的投稿都不成功，第三次行了，说留用。我挺高兴的。但没多久四人帮被粉碎，《朝霞》停刊，但稿子是我手抄的，没有留底稿，成了泥年入海无消息。我不去想它了。过了两年，一天有人敲我家的门，是一位老先生，是上海美术出版社的编辑老范。他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恢复了，却一时无米下锅，就到《朝霞》去找米。他们从一麻袋一麻袋稿子中找，找出一篇看，是斗走资派，不能用，再找，还是斗走资派，直到找出我的小说，一读，没有斗资派，心中大喜，就来联系我，让我改成连环画。我记得老范对我说的诀窍，做大饼，芝麻都在面上，而我们是要做花卷，葱花要卷到里面去。改也不算太费事，我用了一个月改完。老范对我说，大功告成！后来，我回农场参加高考，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入学后第三个月，连环画《长青松》就出版了，印了30万册。我想这是比较早的知青文学。当然也是不成熟的。

二、获奖故事及创作经验

刘：聊完知青的故事，我们再谈一谈你的获奖经历和创作经验。 

沈：1980 年，我大学二年级，受老舍小说《月牙儿》的启发，创作了中篇小说《月亮圆了》。故事写了两个出身不同的青年，一个是资本家子女，一个是干部子女，此时父亲也遭到了批判。年少时，两人本是好友，因阶级成份成为仇敌，被安排到一个放牧点去放牧，茫茫大草原只有他们两人。如果一个人喜欢鸟，另一个人就会把鸟和笼子一起烧掉。那人喜欢一头小母牛，这人就用棍子把它打得遍体鳞伤。直到草原上来了一个女孩子，就是这个精灵般的女孩，用真情和友爱化解了他们之间的敌意。编辑觉得挺好，但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没有杂志，只能出书，而原来小说只有五万多字，出一本书太薄，就叮嘱我扩大篇幅，出单行本。由于小说的前半部分是两个人物，后面发展成三人的交叉关系，场景始终在草原上，叙事结构和情节都比较简单，因此，扩充变得十分困难和痛苦，当我按一本书的要求，扩充到13万字时，自己都不满意，“水分”太多了，破坏小说的叙事节奏，也不似原来精炼、富有诗意。这时刚好《小说界》创刊，可以发表在刊物上了，我决定压缩，再从13万字压到7万，小说恢复了灵动、凝练，刊登在《小说界》1981年创刊的第二期上，受到青年读者的喜爱，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当时，文坛以“伤痕”“反思”为主流，揭露残酷的迫害和杀戮，而我的小说却写了敌对双方的谅解和宽容，批评界对这个主题比较陌生，没有给这篇小说应有的重视。。

相隔两年，我写了第二部中篇小说《苦涩的收获》，小说主要展现大学毕业生的存在状态，刊登在《小说界》1983年第4期。我是78级的大学生，我们班最小的18岁，最大的已经30多岁，有的来自农村，有的来自工厂，有的是知青从农村考回来，那时的毕业分配是一锤定终身，再想调动很难，所以学生都非常看重，十分紧张，还带着某种残酷。《苦涩的收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也融入了这个阶段我的人生经历和思考。这部小说获首届《小说界》作品奖（1981-1983），这是我第一次得文学奖。后来才知道，评奖时，候选篇目中并没有我的作品，但评委对候选的中篇小说不满意。这时，评委之一、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吴中杰教授提出，说他的女儿，也是复旦中文系学生，曾向他推荐《苦涩的收获》，说她和同学都看了这部小说，反响不错，吴先生看了也觉得写得不错，反映了当时天之骄子的真实处境和复杂的思想状态。听他这么说，评奖主持人干脆叫人从库存中找出小说，给每个评委三个小时，现场阅读并发表意见。评委读了，都觉得好，这样的我小说 《收获》得以获奖。首届《小说界》中篇小说奖就两个，另一个是日后写出《白鹿原》的陕西作家陈忠实。在后来的活动中，我们有过简短的接触，我觉得，他对文学有神圣的使命，也有雄心和抱负，能够沉下去，所以后来写出《白鹿原》这样的经典也就顺理成章。

刘：从《月亮圆了》《菱角青青》《狗在1966年咬谁》到《股民日记》《枭雄》，你的小说内容和创作风格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这背后的契机是什么？ 

沈：可以这么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涉足股市，也因此写了股市的小说。当时，上海发行了股票认购证，大家都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也没有人买。由于亲戚关系，我们买了一些认购股，也就是原始股。接触后，我发现股市能折射人性的不同层面，人的贪婪、恐惧、投机等心理特征在资本博弈中被无限放大。根据自身的炒股经验和观察思考，我创作了《股民日记》《就赌这一次》《枭雄》三部长篇小说。被当时的文学报称为“股市三部曲”。《股民日记》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布老虎丛书”）出版，前后印了10万册。《就赌这一次》被改编为20集电视连续剧，并获江苏省文化厅的金凤凰奖；《枭雄》写金融大鳄之间的博弈，影视的剧本都写好了，投资方换了几家，都因为中国市场太糟糕，投资方有严重的顾虑，拍摄计划最终搁浅。回想这些写作和“触电”，我认为，我的写作方向存在一些问题。 

刘：莎士比亚说过这样的意思：诗人可以歌颂他失去的爱情，而一个守财奴却不能歌颂他丢掉的钱袋。爱情是文学的永恒母题，而金钱却不是。讴歌失去爱情，是诗性的，是浪漫的。但对金钱的赞颂，却不具备天然的叙事合法性。您认为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沈：这或许源于人类对情感价值的本能认同——爱情的失落直接关联精神痛苦，具有天然的浪漫主义特质；而股市中的得失更多指向物质层面，就容易陷入功利主义的框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茅盾的《子夜》曾涉及股市，更多是社会批判层面，西方的经典名著有几部是股市题材的？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生态决定了股市没有真正的商业精神，我试图通过金融题材来探讨现代困境，却发现中国金融文化的历史短视性，人性书写难以抵达更深层的精神维度，也缺乏深厚的人文积淀。

我十八岁开始写作，写过一些宣传性的文章，也写过小说、散文和新杂文，直到65岁，我才感觉自己懂得写作了。我在文学中融入我的生长，寻找自己的方向。现在，我试图践行“锦灰堆”的艺术方式，把许多元素堆在一起，进而产生一种独特的审美效果。一个作家应该选择最熟悉的场景，把自己的性格、经历、思想、阅历进行艺术性的酿造，构成独属于自己的文学空间。基于对上海城市文化、自身个体记忆和家族记忆的熟稔，我选择用私人化的视角，去书写我所理解的上海，我在回忆性散文《上海的老资产》《我的老资产父亲》中，重新审视了上海老资产们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这与金宇澄《繁花》中的“上海叙事”虽路径不同，却都是对上海文化的深情凝视。 

刘：在读你写上海的作品时，我常常联想到张爱玲和白先勇。当然，不是说你们创作有很高的重合度，而是想说你们的精神谱系存在一定的关联。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多的可以探讨的地方。刚刚听你谈起自己的家庭背景，我想到您的父亲是1950年从台湾回到大陆，在当时，这也属于一次“逆向”回归了。 

沈：是的，那时很多有产者害怕共产党，选择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逃到海外，但我的父亲却选择带着妻儿老小，做着完全逆向的行动，迎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回到祖国。

刘：这让我想起自己的家庭。那时，我的母亲也持有离开大陆的船票，但她决定留下。而我的大姨夫和大姨妈选择了离开，最终在美国定居。直到改革开放，她们姐妹俩才得以重新团聚。1983年，我赴美求学，目睹了更多现代化、城市化的景象，回想起家人居住的狭小空间，不禁感慨万千。人生充满了无法掌控、无法预测的变数，即便命运提供了众多选择，我们最终只能选择一条道路。 

沈：在《台北寻故》中，我曾追溯这种“逆向回归”对家族命运的影响，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抉择，往往决定了家族几代人的人生轨迹。 

三、编辑视角与现场观察

刘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你作为《钟山》的编辑亲历了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钟山》与《收获》《十月》《当代》《花城》等刊物形成“文学矩阵”，共同推动文学思潮、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你是否还记得一些编辑部的故事？ 

沈乔生：担任编辑时，我常和作家强调修改的重要性，叶兆言和我交流时也曾说：“文章越改越好是正常的，改不好是不正常的。”从我自身的创作经验、编辑经历来看，修改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打磨，也是催生作品发生质变的必要途径，尽管这一过程往往比初稿创作更艰难。八十年代，《钟山》每天收到的稿件以麻袋计量，只有很少的作品被遴选出来成功发表。编辑的核心工作便是在大量的来稿中甄别潜力之作。叶兆言、格非、李洱等人的作品，有的是我从许多稿件中淘选出来的，有的是我当面向他们约稿的。当时的文学环境强调专业把关，作品发表前要经过编辑的深度审阅，某种程度上，层层的筛选机制也保障了文学的审美品质。 

刘：近年，你创办了公众号《虚构与未来》，在公众号上发表小说和新杂文，今年一月份还举办了《虚构与未来》八周年的座谈会，在您看来，传播媒介的变化会不会影响你的写作方式和创作风格？ 

沈：我把自己在公众号上的杂文写作称为“新杂文书写”，试图融合政论文、说理文的思辨性与小说的虚构性。青少年时期，我常看思辨文和政论文，例如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的九篇文章（“九评”），后来又阅读了不少哲学著作，培养了我的逻辑思维。而小说创作的经验，则赋予我描写细节的能力。二者结合，便形成了“以文学笔法写思想”的杂文风格，如《一个知青的声音》《一个知青的再度发声》《知青返城后》《五类分子的子女》等文章，就是通过个体记忆来洞察时代褶皱。

我认为，文学传播需要跨越地域的界限，借助不同媒介增强影响力并扩大阅读范围。早年国内的水木清华BBS等网站，扩展了我们的网络表达空间。相较于文学期刊的层层筛选的机制，公众号运营赋予创作者更大的自主性，也更关注受众的阅读期待。如今，文学传播应探索多元渠道，海外华文文学既要争取大陆文学期刊的接纳，亦需海外媒体的助力。 

刘：据我所知，你曾为加拿大大华笔会、美国西北华文笔会、休斯顿笔会、北德州华人笔会等文学团体开设讲座，也一直积极推动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对话，你如何看待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现状？ 

沈：此前，我与加拿大大华笔会副会长、《菲莎文萃》的副主编杨柳有过一次对话，对话比较长，第一部分是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总结概述。第二部分是回顾我的写作经历。第三部分重点讨论了写作经验和创作技巧。沿着这个思路，我想继续谈一下海外华文写作的“现场”。当下，海外华人写作已形成庞大的创作群体，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叙性写作”，多为理工科背景的创作者，他们经过多年奋斗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生计已不成问题，有时间、有精力去重拾自己的文学梦，他们大多以个人经历为素材，记录移民生活的动荡与奋斗。另一类是“探索性写作”，这类创作者往往追求作品的文学价值，他们一心要创新立异，攀登文学的高峰。

德国诗人海涅曾说，每个十字架底下都是一部长篇小说。海外华文文学的蓬勃生长已然成为现实，但当前海外华文文学存在一些问题。在我看来，主要是阅读不够。我发现海外的华人买书少，读经典的人也少。我认识一些华人朋友，他们热心于写作，也经常与我探讨。但我问他最近读了什么书，却回答不上来。热衷于写作，是好事，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阅读是写作的重要前提，不然就会缺少文学营养的来源。可以说，阅读的准备不足，以至于“写作大于阅读”，是一种不合适的做法。 

刘：对，现在阅读和写作的顺序似乎颠倒过来了，按照以往的习惯，只有阅读了大量书籍，有了积淀和思考，才能开始写自己的作品。过去，如果说某人写作多于阅读，这通常是一种贬损，如今这句话倒成了赞扬。文学界和学术界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即仓促炮制作品、炮制文章。特别是学术论文，应该是从酿造酒到蒸馏酒的过程，去除所有水分，留下高浓度的精华。但现实中，写作却制造了无数的文字泡沫和信息泡沫。 

沈：是的，如果创作者不植根经典、不关注现实，作品终将沦为“信息垃圾”。当个体记忆、集体记忆都被尘封，只有文学书写才能重新逼近真相。我在中篇小说《血书》里写到知青为获得上大学的推荐名额，选择写血书来证明自己扎根农场的“真心”，这是一个悖论，十分荒诞。于是，就有一个知青用狗血来写血书，采用的方式更荒诞，引出一场平地风波，各式人等在这场风波中都有惟妙惟肖的表演。特殊时期的荒诞事件是残酷的，作家要做的就是直面创伤、直面人性。

现在，我的小说常因题材敏感而被婉拒，这反映出当下社会对历史叙事的某种禁锢。知青经历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既包含个体创伤，亦存在人性微光。作家的使命，在于直面历史真相——无论是揭露荒诞，还是书写善意，皆需自由的表达空间。

相较于那些黑暗、荒诞的苦难，我始终相信善与美的力量，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情感，但这要与揭示人性的黑暗、丑陋同时进行。文学要超越简单的情绪宣泄，在苦难中挖掘人性的复杂与坚韧，为历史提供多元的证言。 

刘：我始终觉得你是一位有激情的作家，是一位思想型的作家，不论对历史还是对现实，既发掘了苦难，又有在苦难中的挣扎和崛起，抱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在你的小说和新杂文中，我能感受到你对这段个体经验、历史记忆的真诚书写，作品包含了你对历史、对自我的重新反思，折射出文学叙事的不同维度。感谢你接受今天的访谈，也期待你创作出更多优质的文学作品。